巴金最后23个春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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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那么多新书放在他的书房里，给这本来排满书刊的二楼上，平添了一股淡淡的喜气。
1980年春节过后，巴金就出访日本。
日本留给巴金心中留下的当然不都是好印象。战前他是从书刊和自己长辈口中，了解这一衣带水的邻国。后来风华正茂的巴金终于来到了日本，那时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只身离开战时的上海，出现在这陌生的日本呢？
巴金是这样回顾往事的：“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一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对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
横滨，是巴金第一次来日本首先接触的城市。他在事隔40多年后，仍在脑际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横滨很像中国北方的海港。战乱中的横滨一派混乱，冬天的海边没有任何景致，海水混浊而昏黄。大批日本兵正在那里等待渡海。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小时候幻想的日本竟然是眼前这种模样。那时他真想马上回到上海去，可是当他想起此行是为着一种理想和追求而来，巴金就毅然地咬紧了牙关，在这里坚持下去了。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我写作就是为着和敌人战斗！”这是十年浩劫后巴金第二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他如今确实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了，此行与其说是一种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如说是巴金晚年的一次精神寄托。他知道自己在日本同样拥有许多读者，这些人尽管是通过日文译本在了解他的作品，可是，巴金知道文学是没有国界的。40年前他刚来到日本的时候，他的长篇小说《家》，还没有流传到这扶桑之国。而今这里的老年和青年读者们早已了解中国的巴金，他在早春4月来到东京，刚从羽田机场出来就受到了日本青年的欢迎。那么多陌生的笑脸，那么多艳丽的鲜花，让巴金忽然发现他是落在了一片友谊的海洋中。
在经历非人折磨的昨天之后，如今的巴金忽然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他不明白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波折。他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戏剧性的转折，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人间戏剧的主角。日本人对于来自上海的巴金竟会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而且他看出日本读者对自己的感情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巴金走上了讲坛。他以这种特殊的直率发表了开场白。大厅里所有日本读者都洗耳恭听，他们以为大作家巴金定会故弄玄虚地发表一篇宏谈大论，却没想他的讲话如此简单明了，又是那么谦虚平和。也许正因为巴金的诚实，大厅里忽然爆发出一阵掌声。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2）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在我即将出版的《选集》中，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这三个短篇都是当年我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巴金到达东京以后，曾出席过无数次欢迎活动和读者座谈会。特别让他兴奋和难忘的是，出席东京朝日讲堂的讲演时，他首次当着日本读者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是以真诚与坦率的性格向日本读者畅谈他已经走过的漫长文学之路。他面对黑压压听众说道：“来日本前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语，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于是我十一月到了横滨。”
如烟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淀。他似乎在极力从记忆深井里搜寻日本横滨的点点滴滴。他记得当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经吴朗西引荐的日本人武田，亲自把他从横滨港接到自己家里。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巴金的头脑中不仅有笑脸，也有挥之不去的阴暗，日本警察对他的到来始终虎视眈眈，有时在大清早闯进武田家里审查和盘问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里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横滨的警察与正在中国东北横行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也许正由于这两个印象在巴金心里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这位想学日语的中国作家在横滨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神》里，再现了可恶的日本败类影子。当然，巴金写作并不完全为揭露人间阴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为着展示人类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写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山上的“精致小木屋”。
“大家也许都知道，我的小说《神》中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武田君是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在另一次读者座谈会上，巴金回忆了他当年在日本的写作情况：“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日本读者的掌声几次打断了巴金的讲演。老人发现日本读者不论男女老少，都对他的讲演报以真诚的赞许，也许这与他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巴金与其说是在演讲，不如说是和读者以谈家常的方式交流体会。他讲着在日本的短暂时光，说起写《神·鬼·人》的时候，巴金就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说：“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中，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3）
座谈会上气氛热烈，日本读者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是对写作上的难题，巴金都耐心作了回答。他最后说：“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掌声再度如海潮般响起，大厅里的读者都被巴金精采的讲演打动了。
巴金的演讲结束了，可是那些入迷的日本读者却蜂拥而上地把老人团团围住。他们希望和巴金继续交流下去，渴望得到巴金的一张名片或他在自己小本上的签名。在巴金眼里这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画面，这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并不是受某官方的唆使来完成倾听任务的，他们都是巴金小说《家》和《随想录》的崇拜者和知音。在那些热情的知音者中间，不仅有普通日本平民，学生和小职员，甚至还有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例如多次到中国访问的大平正芳首相，就是喜欢巴金作品的一员。他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中，仍然拨冗和巴金坐下来交流中国文学。而且让巴金惊异的是，他的小说《家》也曾是这位日本国务活动家青年时代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难怪大平正芳对巴金说：“先生的作品曾经感化过日本的一代人！”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1）
高速列车在日本春天的田野上飞驰。
巴金坐在疾驶的列车窗口，浏览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异国风光。在东京参加一系列读者交流活动之后，巴金和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乘坐高速列车对日本进行了一次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长途旅行。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象征，当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留下的战争创伤，时至今天仍然让巴金感到记忆犹新。而京都和奈良，都给巴金以新的感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对中国文学同样不陌生。
在广岛访问时，巴金在一位日本文学家的书房里，见到这日本人用中文书写的鲁迅诗词，那是鲁迅1931年写给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弟媳松藻片山的五律诗，巴金的心情当然万分激动。他没想在广岛居然会有人把鲁迅的诗，当成他治学的宗旨与写作的楷模。这日本人抄录的鲁迅诗是：
大野多钩棘，
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
万籁静喑喑。
下土惟秦醉，
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
花树已萧森。
尽管语言不通，可是巴金仍然发现在日本各地，汉字仍然不时可以跳入他的眼帘。这是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见到的现象。巴金发现日本人如此喜欢他的作品，显然与街上那到处可见的汉字不无关系。中国文字让他感到亲切，而反战与和平始终是中日两国人民心灵交流的基点。在京都巴金又进行一次《我和文学》的演讲。他坦诚地对日本读者表示：“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在奈良巴金又谈起他当年从横滨到东京的经过。几位日本青年捧着巴金的《自述》，请求签名。大家对巴金早年在日本的活动都感到惊奇和钦佩，巴金在《自述》中说：“当初在横滨写《鬼》的时候，我就下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巴金对那位喜欢他《自述》的日本青年说：“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说《鬼》里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古老的奈良很象巴金曾经去过的中国绍兴。只是奈良没有河水与纵横交错的小石桥。巴金喜欢这里的古老庙宇，他从幢幢香火繁盛的寺院，可以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会想起当年飘洋过海的鉴真和尚。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他在和日本青年谈往事的时候，说：“我当年到了在东京，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间课堂，白天有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候，有人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当听到有人把曹禺的剧本变成日语时，我为曹禺感到高兴。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奈良的日本青年都被巴金的到来振奋着。他们奔走相告，那么多人希望见到巴金，并渴望听这位中国大作家谈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巴金也希望回顾往事，他对大家说：“我记得中华青年会在东京的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我每天要去三次，哪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