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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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札记》让我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像一个大坑，一切与中国有落差的文明，从古至今源源不断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国。而中国人像是习惯于生活在坑底的一个民族，假如中国人不奋力，他们陷落的这个大坑会越来越深。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关于一些中国名称以及发音
关于一些中国名称以及发音
札记显示，葡萄牙商人在明时称呼中国为China，并且中国官员在欧洲被称呼为“mandarin”似乎也与这些外国商人有关。中国“汉语”或“普通话”为什么至今被欧洲人称呼为“mandarin”也是我关注的，在这本书里似乎有了一个解释，尽管还不是最终确认：“葡萄牙人称呼中国官员为Mandarin，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are而来，即指挥或命令，现在欧洲都知道中国官吏的这个头衔”（34页），但这个解释还不足以彻底解决为什么汉语是“mandarin”。
在谈到“中国”的名称时，利玛窦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即支那），那在托勒密（Ptolemy）①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则称它为Cathay（即契丹）。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这个名称被意大利人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稍加改变，因为他们不熟悉和拉丁语略有不同的西班牙语的发音。所有西班牙人读“China”的发音都和意大利人发“Cina”这个音相同。
利玛窦还说到中国可能就是被称呼为“食马者”（Hippophagi）以及“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5页）。
“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呼它另外一个。今天交趾②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6页）还有，“葡萄牙人用中国（China）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这个词很可能得自暹罗居民。这个渠道不知道是否真实”。
我认为所有这些稍微不同的中国名称的最初起源很可能来自“Sina”。假如大家认为这些差别很大，那么在《札记》中出现的名称与中国汉语的差别之大足以让人消除以上的怀疑，比如人名“祝石林”在《札记》中为“Cioselinus”，“冯慕冈”为“Fumochan”，“凤阳城”则为“Fumiam”。这样的翻译假如不是借助于中国文献辨别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牵强附会”的方法恐怕是唯一能将它们还原对应起来的最好办法。
《利玛窦札记》的学术功绩不仅是给西方的汉学家以及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份17世纪的宝贵文献，并且给中国带来了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他具体甄别了一个长期在西方流行的错误概念。正是这本书确认了当时西方人经常提到的“契丹”（Cathay）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名称，它是由“中国北方”的指称延续下来的。这是个困惑当时西方人很长时间的一个学术问题。之前，西方人一直认为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契丹”的国家，在利玛窦之后才正本清源。
明朝的中国人还习惯把欧洲叫做“泰西”（184页）。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关于在中国的犹太人案例
利玛窦在明朝的中国与部分犹太人有过交往，并且记录下一些资料。
《札记》说：“犹太人很早就进入中国，这可以从下面的说明看出。……有一个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听说利玛窦神甫的名望，决定前来拜访。……此人姓艾（Ngai），出生在河南省会开封。当时他是在赴北京参加博士（即进士）考试的途中。……他认为我们一定是摩西律（Mosaic Law）的信徒。……他的整个外貌、鼻、眼和脸型一点不像中国人。”（80页）就外貌这点很奇怪，因为今天开封的犹太人据说与普通的河南人一模一样，可见同化过程存在之长，这个时期距今也就大约400年的历史。很明显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与中国人通婚，因为札记里提到一些非同族的妻子。
这个来自开封的犹太人被最后确认为信仰的是“古犹太教”。到底有多“古”，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这将确认他是什么时期来到中国。
“这个人承认他是以色列人，但他不知道犹太人这个词。”利玛窦推测，“由此看来似乎是当年那十个部族的分散已经深入到东方来了。”（80页）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时间可能早于这个时期，详细见另文《我也说说开封犹太人》。
西方一直有以色列人“十个部族”流散于中国的传说，不知道是否由利玛窦这个札记而来。这个问题有深究、严谨的必要。在著名的十个部落失散时“犹太人”这个名词已经存在，但这些开封人却不知道。因为我阅读的是中文读本，或许使用原文更能体现利玛窦所依据的是什么概念。
下面的一些信息也是重要的判断材料。这个开封的以色列人认识希伯来语，但是却并不认识神甫带去的“普兰丁（Plantin）版的钦定圣经”，“另外他老家的老城里①还有十二户以色列人家，以及一座很宏伟的犹太教堂。……他们还说在这座教堂里极为珍贵地保藏着五六百年以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经，即《旧约》头五卷。据他声称，在浙江省会杭州还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家，他们有自己的犹太教堂，另外一些人则散居各地……”（89页）《光明之城》里也曾经有类似的描写，说杭州附近有许多犹太商人。这一场景让我想到远古时期莫名其妙就在那附近出现的“良渚文化”。我的意思是，杭州湾附近可能一直是外国商人喜欢留居的地区。
札记继续说，“我们这位客人很熟悉《旧约》的历史。他读这几个名字的发音和我们略有不同，或许他的发音倒和原来古老的发音更接近些，他把耶路撒冷（Jerusalem）读成Jerusolaim，把尼赛亚（Messiah）读成Moscia②。他的几位同胞，包括他的亲兄弟，都非常精通希伯来语……”（80页）这些言论不足以证明这些开封的以色列人是从哪个时期来到中国的，但无疑提出了一些可以分析的线索，比如发音。
即便是那些经卷都不能证明是他们来到中国的上限，因为那完全可以是“后来者”带给先行定居在中国同族人的。所以这里提供的只能是一个可能的年限。当然，这群尚未被同化的人更不能代表所有曾经来到中国的犹太人。
札记还不失时机地提到，三个开封的犹太人后来接受了基督教，等于放弃了犹太教，接受了耶稣基督为“弥赛亚”——这是犹太教与基督教最大的差别。
札记还说到，这些犹太人已经汇入撒拉逊人。他们当时保留的一个犹太人特征是，孩子在8岁时是要割包皮。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一些趣闻奇谈
一些趣闻奇谈
这本札记是一个外国人对于明末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详细描写，它像一部中国人写的《镜花缘》，也像一部中国人写的《山海经》，充满了一个外来者奇特而怪异的眼光，当然也有一些是可笑的误解。
只有东亚出产的竹子在利玛窦的笔下是这样的：“这里生长一种普通的芦苇类植物，葡萄牙人称之为‘竹’，形状像圆柱体，几乎坚硬如铁。”
茶叶是这样的：“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的饮料。”
树脂制作成的“漆”也被提及：“他们用一种亮漆封涂棺木缝隙，可以把棺木完全密封起来，我们知道有时候中国人把父母的遗体放在家中三四年之久。”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天赋一点也不比其他民族低，但是看来在许多工艺或技艺方面中国却比较落后，包括建筑。他的意见是：“他们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其实也就是说中国人思想意识比较封闭。
从后文看望远镜与挂表当时已经在欧洲出现（388页），商人开始将他们带进中国，但是利玛窦神甫并没有带这些。
“撒拉逊人”是利玛窦文字中一个占有很大篇幅的名词，他们遍布中国，这就是阿拉伯人。而“欧洲人”则被从“撒拉逊人”中间分离出来，在文中被称为“Flank”。很可能在明甚至之前的时代，外国面孔的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很普遍，但是占主流的是汉人。这样的现象一直是中国远古乃至新石器时期的一个常态，主体为“土著”（汉人或其前身），但从来也不缺乏外来商人传播各种各样的文明，自从到了唐朝才把这些新鲜的外来者称呼为“回民”或别的。就每个时代而言或许外来者的总量并不多，但是积累到几千年，这个数量就非常可观了，而且也不可否认偶尔也会发生一些急变，或异常开放或异常封闭。
“看起来似乎很明显，在各个时期都有很多穆罕默德的信徒从西方、从波斯进入中国。我们所谓的波斯包括蒙古及操波斯语的其他地区。鞑靼人统治中国期间，情况尤其如此，当时从这条路进入中国是受限制的。即使现在，波斯商人也打着正式使团的幌子每年进入中国一次。这类使团通常总要偷偷带进来别的撒拉逊人，但中国官员只要发现就立即驱逐他们回国。……且不管他们如何来到这里，反正到处都看得见撒拉逊人……因为他们繁殖得很快，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几乎每个省份、每个较大的城似乎都居住着成千上万的撒拉逊人。”“他们可以不受歧视地念书，可以获得学位，甚至可以做官。”（79页）
有关外国使团可以进入中国的说法，很可能还引起与中国比邻的日本的商人问题，那就是著名的倭寇问题。尽管在教科书上中国人严正地谴责古代日本人对于中国东部沿海的骚扰，并且激发产生了中国的民族大英雄戚继光（1528…1588年），但是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这一争端的产生与明朝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官员的腐败、社会不公平等因素分不开。
札记中也提到许多日本海盗与荷兰海盗勾结骚扰中国的沿海商船。但从利玛窦的文字中似乎能够看出来中国的明朝官员总体是比较清廉的。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时候利玛窦就在中国，但没有看到他记录戚继光的事迹。
利玛窦比较突出地提到中国的哲学实际上是“道德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就是“伦理学”。他还抱怨中国人没有逻辑概念。
科举制度没有逻辑概念而偏于伦理道德的弊端，作为一个外国人利玛窦看得很清晰。有关这方面我多年前就说过科举对于中国的长期慢性危害，它潜在阻挡了中国的其他“科学”的发展。300多年前的意大利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他说：“凡有希望在哲学①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朝，实际上科举在中国盛行千年，危害深远。从一开始，中国的知识体系与管理的实际应用就脱钩了，因为即便只通《论语》的人也可以去做法律以及其他专业方面的判断。其恶果为，权威即可决定一切，专业却并不被重视。
“在中国，没有像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地取得王位的，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指定新的法律。”西方国家的王室多为千年一系的稳定继承②，所以在札记中神甫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的皇帝是“不管家世”而靠武力就可以取得的。
“即使现在，他们也和远古时代一样，称他们的皇帝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因为他们奉天为至高无上者，所以天子和神子是一个意思。”（33页）西方自从基督教在欧洲确立之后，皇权与宗教权威就分离了。世俗王权受到了限制，专制成为有限的一种危害。但我们也读到“平等”的概念。比如，一旦入会，贵妇人与农妇都会进行平等地交流，这在古代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人的肤色，札记说：“中国人差不多是白肤色，南方几省由于靠近热带有些人也是相当黑的。男人的胡须很稀少，有时甚至没有。……在有些边远地区，人们的脸几乎是四四方方的。在广东、广西两省，有些人每只脚的小指上都有两个指甲”——这个说法很多，尤其中国人中间传说明朝大槐树的后代具有这个特征，比如我们家就也有这个特征，而我们家的父系就传说来自山西洪洞。注意上面说到中国人的“白肤色”，那是明朝时期的北方中国，有可能明朝与今天的中国真的有些差别。今天在高度交流的状况下，普通中国人都既不黑也不白了。
关于中国的“五行理论”，利玛窦认为是从西方哲学而来，本来西方是“四元素”，但中国人却加进了“第五个”元素而已。关于中国的灵魂轮回，他认为听起来很像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学说。“他们的唱经就和我们格列高利式的唱经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庙宇里也有塑像，他们献祭时所穿的袍服和我们的差不多。”（73页）这些都正是我期望看到的文化“同源”证据。
今天无人不知的中国最大城市之一上海，在明时还是一个县，“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城市”。“它离南京皇城约有144意大利里，纬度29°，离东海不远，在朝鲜这一边，并且因距日本太近而为居民所不喜欢。顺风时乘船渡过海峡可在24小时之内到达日本。附近水域经常有海盗出没……。”（420页）当时上海市人口大约“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
外国神父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们接触的人物首先会是社会上层人士这一特点，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与荒诞性，可能今天还是达官贵人的座上客，明天就受到了驱逐而被扫地出门。这样的景象在每一个外国人身上反复上演。人们既惧怕高官甚至皇帝、又惧怕因外国人受到牵连的心态在札记中得到多次体现，在今天读来格外有趣。
“这个国家有一条古老的法律——这条法律很久以前就不施行了——规定除了皇帝的历算家以外，其他任何教学天文的人都要判处死刑。”（281页）因为中国人曾经相信那些掌握天机的人可能会对王室不利。
葡萄牙人善于经商，当然他们之间也不乏热心传教人士。事实上在中国的西藏阿里地区，也就是著名的古格王朝，就曾经发现过一些葡萄牙人书写的文字留在那里，看来这些商人无孔不入。不过这也再一次让我们联想到穿行于全世界的国际商人，尤其是古老的腓尼基人或迦南人，某些民族的某些习惯与能力应该会一直延续下来。许多葡萄牙以及西班牙人就是腓尼基人的后裔。
假如没有中国明朝政府的强硬阻挠，在这些外国商人、海盗与传教士的猛攻之下，东亚将会怎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史前中国，国家、民族概念都不存在的一个时期与地区，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