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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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９陀Ω貌皇且桓鲋盏悖牧硗庖坏阌Ω醚由旖泄奈鞅保踔镣ü《冉胫泄髂稀９臀幕诖笤�3000多年前突然衰落，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那是一个外因呢？比如东亚人突然放弃了或者说减弱了对哈拉巴的贸易依赖，北方开通了更多的丝绸道路，车、马成为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南部海路的加强也分担了哈拉巴的商业，就这样，渐渐哈拉巴从一个一级重要的商业贸易基地转变为一个次要的港口以至最终放弃。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要从当时交通道路以及交通工具的革新上去寻找原因。不过本书作者认为有可能是雅利安人的入侵造成了哈拉巴文明的衰落（238页）。
海上丝绸之路大多经由尼罗河通向地中海，“这条贯通欧亚非三洲的海上交通路线应该说首先是从西端得到开辟的”，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遗憾的是作者认为，“至中国汉代，中国人西行至印度和斯里兰卡”，至此时才有“罗马人来至印度，进而至中国，将东西方海上交通贯通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西方文明只在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波斯湾以及斯里兰卡湾打转转，他们完全可以有一些特例到远方去开辟。他们有那样的精神与气概，否则《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从哪里来？
汉代海道终点为“交趾”（即越南河内附近），交趾当时为汉土，所以成为中国与西方交通的起点与终点（212页）。很奇怪，为什么未深入至今日广东与福建？
这是否提示我们，在汉代之前的水上道路是从越南这里直接中国长江流域，然后从长江口再北上才是先秦的选择？而在其后的几百年里他们才开始与广州、福建建立联系？也故而，由于中国南部沿海未见早期海港或大型海事活动，所以人们就误以为中国与西方海上通道开辟很晚？
是不是曾经有一条海江相连的“水上丝路”（而非单纯的海上丝绸之路）呢？否则，为什么杭州会是犹太人的聚集点？并且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红色丝绸也是在长江口上的常卅？
从文献中看，罗马人在东汉时期就知道了“交趾”港口。
公元2世纪时期托勒密《地理志》中有港口卡蒂加拉（Cattigara），有人考证说这就是“交趾”的另外一个称呼。我对于这一名称的推测是，它可能具有腓尼基色彩，因为它与“迦太基（Carthage）”是那么接近。“迦太基”的意思就是“腓尼基人的土地”。尤其这里又是个著名港口，与“迦太基”有共同特色，属异地命名。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科西嘉”实际上我推测也是类似的命名。
假如这个推测成立，那么中国西南地区云南和四川的许多青铜或文化之谜或可迎刃而解。也就是说，在商前后有一条以青铜文明为主要特征的文明沿海路到达长江上游，然后沿长江发展，最终他们在出海口北上，再与中原发生联系。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秦汉与西方交通
秦汉与西方交通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是一个分水岭，但由于时间太短，所以这个时期是否有文化交流的记载并不能说明什么，拿春秋战国与汉朝为例足矣。不过作者说：“史书上虽不见有关秦与西域官方的往来，但有史料说明，彼此之间有人进行着贸易活动。”（132页）
一般把“白马驮经”看做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这肯定是过分拘谨了。因为中国与印度有着很长的国境交接线，两国比邻，相互交流应该很快，把进入核心中原政治地区看做交流的标志时间肯定是过分“严谨”的行为。此书提到秦始皇时“已有西域僧人来中国传教”，当然也获得争议，但我觉得这才比较接近事实。
印度一位叫阿班的教授撰文说：“我们尚未发现有关阿拉伯人船只在公元前历史时期或在公元初几个世纪抵达中国沿海或中国人船只抵达阿拉伯半岛港口的史料和证据。但一些史料表明由海上丝路运抵印度的中国货物是由中国和印度的船只运输的，而由印度、锡兰时常运往阿拉伯半岛的货物是由阿拉伯、波斯、印度船只运输的。”（240页）“没有发现”固然是事实，但由于过于久远之时本来交通稀少，被千万年之后的人类发现一次恐怕也难。在讨论这些中西方交流中的可能性时，一般只注意常规情形，而对偶然性事件没有留出余地。也所以，“三代”的文明如何进入如何建立，或许不必要建立在考古的一般性研究方面，它们完全可以是偶然的，但前提条件必须是“有可能”明显成立。
《后汉书·西域传》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这样的暴利自然可以推动商业冒险。假如按照“丝绸之路”之主要商品为丝绸而言，中国丝绸最迟在商已有，所以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最迟也应定在殷商，而且应该有“海中”贸易。“当时（公元47年）自埃及至印度之间的航海活动已经开始利用海洋季风，罗马商船频繁出没于红海和印度洋。”
中国货物在汉前后进入印度有三条道路：中国西北经过大夏一途，中印缅道路一条，还有一条是海路（246页）。海路的起始点可以来自广州附近，此路北上追溯到湖南、湖北宜宾，或河南南阳，再到洛阳。
“西汉时自东非通过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的航路早已走通，非洲、波斯的物产通过辗转贩运，已经进入中国。很可能在先秦时代，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印度洋西部地区和非洲就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海上往来。”（250页）
就官方来往，“《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朝使臣已经到达‘犁轩’，即埃及地”。
从王莽开始，由于匈奴在北方作乱，丝绸之路在汉代曾经三通三绝。这样的情形在先秦应该很少出现的吧，所以政局的稳定是商路畅通的重要条件。西汉时班超曾经使甘英到罗马，但遭到中间国家的劝阻而未成行，西亚人吓唬他出海“数有死亡者”，甘英止步。世界越文明，交通越麻烦，今天甚至还添了护照等关节。所以，越古远交通越方便是合乎逻辑的。这些阻塞就是古人所谓“遮阂”。张骞达到希腊人统治的大夏，他在那里见到竹杖和蜀布，知道中国有道通至“身毒”。后来汉武帝想通西南道路，受阻。“有学者认为西南夷阻隔交通，其目的在于‘垄断商务’”。陆路不通逼使更多人走向海路也是可能的。比如，“通过海道交通是罗马人避开安息人势力前往东方的唯一途径”。
汉时蜀货通过蜀—滇—缅—印—大夏这条通道传递。“秦汉间西南交通以四川成都为中心，西南行有三条路线，皆从益州出现，一为五尺道……。二为青衣道，或曰灵关道……。三为夜郎道。”
我认为这些道路在秦汉使用，然而开辟却应早得多，至迟应该追溯到三星堆文明时期。这三条道路经过云南，可以在今大理附近汇合，然后穿越缅甸，进入印度。然后或陆路或海路进入与西人交接的广阔领域。这条道路很容易解开三星堆以及滇文化的真面目。作者从滇文化中的1…16进制等判断其与印度半岛文化可能有关，尤其提到公元前2000年的哈拉巴文化或许有牵连。汉代中国滇人的高鼻深目在青铜器上有目共睹。不过滇人的相貌与三星堆人却稍有不同，尽管他们都不是今天华夏人的平和相貌。时期、地点都不一样，这些大鼻子人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西方来源。有学者认为，“东汉时在今云南西南部，已有印度人居住”，当然他们都应该是商人的后代。
英国学者认为，在东汉时期，中国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的商道，假如乘马“三月”即到达。交流的商品是丝绸、黄金、宝石、翡翠以及象牙等（298页）。与三星堆相邻的金沙遗址据说曾经发掘出上千颗象牙，因为保存费用过巨重新封土于地下，如此巨量的象牙地处蜀道之终点，或许他们正是从印度而来？
西汉时期罗马人记述中国人“碧眼金发”，作者认为那并不是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其实很难说，只是比例问题。相信那个时期中国内地由于自由来往，确有大批碧眼金发的人，河南许昌那里汉前后的石刻上“大鼻子”人物比比皆是。
尽管一方面我强调这些丝绸道路的重要以及其源源不断，当然必须要认识到从罗马到中国的长途跋涉并非那么容易，只是在宏观视角并且压缩时间后才会认为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为“源源不断”。罗马时期屋大维即位大典（公元前27年，汉成帝河平二年），据说其中来贺的就有中国的“赛里斯使者”。生活在罗马的学者写道：“他们特别吹嘘旅途的阻长，历时四年才走到。仅仅从这些人的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外一个天地。”但中国典籍中对此不见记载。
“上林苑”是西汉时特别有名的一个园林，在电视剧《汉武帝》中武帝一不高兴就躲在那里，理由似乎是里面藏着他的练兵场。假如武帝真的喜欢到“上林苑”，恐怕还有别的原因，所有从西域过来的新奇动植物全部就收在“上林苑”，那里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大型动物园或植物园了。
根据作者的考证，不同时期引入中国的植物有：葡萄、苜蓿、棉花、黄瓜、芝麻、核桃、胡萝卜、红花、石榴、芫荽、胡椒、无花果、大蒜、荔枝、橘柑、豌豆、蚕豆、大葱、茉莉花、指甲花、一些香料。引入动物有：马、狮子、犀牛、一些大象。其他物品有：毛皮、香料、玻璃器皿、马具、玛瑙、箜篌、琵琶、杂技等。
在艺术方面，“汉代造型艺术如石雕图像、织物图案、画像石、铜镜上的图像、绘画、墓室壁画等，在主题、题材、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常常看到希腊、罗马艺术、犍陀罗艺术、佛教艺术以及西域各种艺术的影响”。“有人指出，汉代动物文饰题材和造型风格发生了一个明显变化。”（491页）“画像石出现于西汉末和东汉初，类似埃及的浅浮雕、图案则有西域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影响，如马、狮、象、骆驼、有翼兽、有翼天禄、鹰头售、裸体人像等。”（493页）“据考证，有翼兽表现的是火祆教神……希腊、罗马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中盛行裸体有翼的神像和人物像……。”
张星烺则说：“武帝以后，美术界忽然大进步，古代朴陋生硬之风尽脱……。颇有昔日之欧风焉，是皆希腊文化之影响也。”
作者还提到了中国山东的沂南东汉石像墓。非常意外地看到作者也说到中国的“神仙”观念融合了希腊罗马神话传说（495页），这与我在《锁定红海》的观点不谋而合。
书中引出的故事、现象与名词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是研究全球史和中国古代史常常遇到的一个名词。这个民族裹挟在以上提及的草原“大迁徙”中。
在中国，不仅斯基泰文化存在于北方草原，他们甚至侵入中国西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应该引起史前史学者的格外注意。粗略地说，他们与后来的蒙古族所驰骋的广大地域有基本相同的活动范围，人种上是何联系就不清楚了。考虑到上面说到的“奚族”人最初生活在宁夏一带，当然可以认为他们之间也是有关联的。这个民族的一大特色或可认为是游牧，或可认为好商业，因为他们的浸染范围实在太广大，不好总结。
作者认为，斯基泰南下入侵西亚，曾经导致了亚述帝国的衰亡。“公元前2000年以来欧亚草原民族迁徙的背景下，随着斯基泰人西迁，一条沟通欧亚大陆之间的草原之路形成了。”（96页）
斯基泰人与中国的“三代”有什么关系？他们之间肯定有联系！
中国北方“草原之路”的开辟者中间肯定就有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充当了中国丝绸最大的中介商与贩运者。”作者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中国的丝绸到达欧洲的希腊（99页），或许由他们来贩运，因此有人称呼这条路为“斯基泰贸易之路”。
“广义的斯基泰人活跃在公元前七至三世纪。”在商、周时期，从欧洲西北的丹麦等地到俄罗斯，再到中国的中原，都有接近的青铜物品存在，他们的交流应该由一些职业性的商人完成，而这些人可能就包括有我们不甚明了的“斯基泰人”祖先。当然，在这里不得不再一次地联想到他们与“失散的以色列人”之间可能有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语言中可能包含有许多我们尚不知道的“音译”，比如所谓“天籁”之“籁（lai）”，读此书就发现其来源可能是中亚附近的“nay”。原本是一种箫类乐器，现在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排箫依然如此称呼。
紫红色与丝绸
罗马人也“喜欢紫红色”（375页）。
在中国东海沿岸的西周早期遗址中曾经发掘出过紫色丝绸，至今依然为红色。丝绸自然可以看做为中国的，但是那样的红色，并且是殷殷的红色到底来自哪里？因为古代染丝的紫红色染料据说只有地中海东岸才能找到，并且集中于黎巴嫩的腓尼基人那里，对于这块西周丝绸染料的查证就可以部分说明问题：中国是否与腓尼基人有染？
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听到有关丝绸的一个“新闻”：“提尔、西顿等城市的丝织业，都是靠中国的缣素运到后，重新拆散，再织成绫绮，染紫缕金，供罗马上层贵族穿着。”（376页）“缣是一种多股丝织成的绢，十分致密。罗马工匠把这种难得的原料拆解，以单股丝织出更多的轻薄绸缎。”其“新”，一则是拆散中国的丝绸再织，二则西方的纺织水平看来更高一些？
仅以丝在罗马的盛行来看，无论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始终有一条连接着罗马与中国内地的商道在有效地运作着。罗马的丝绸风行程度“不下于中国洛阳”（378页）。罗马皇帝尼禄下葬时用及丝绸之量“用如泥沙”。
丝绸本身已贵，由于罗马人尤其喜欢紫红色，而此颜色又难得，所以经过染色的紫红色丝绸双贵合一，“与当时同重量的纯金几乎等价”（376页）。由此，大量罗马黄金流入东方，甚至有人说罗马的衰败部分原因是由于丝绸的流行引起。
埃塞俄比亚的古代信息
埃塞俄比亚人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我特别关注的，而且其时间在萨巴帝国时期。对于其中的问题可以试错解答，以为后来的研究做些铺垫。这个工作有如拼图游戏，有些问题暂时是不能有准确答案的，一旦积累的资料与信息充分时就会一解百解。
中国被称呼为“赛里斯”多半与“Ser”有很大关系。中国的“蚕”（can）希腊人称呼为“Ser”，看似差别很大，其实并不然。有关这个“蚕”的称呼起源似无定论，它的认定将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因为这将意味着最初的养蚕甚至抽丝出现在哪里的重要问题。
罗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在《希腊志》说到他们想象中的蚕以及丝绸的产生，还说到一些地理与人种信息，其中“有某些真实的成分，而更多的是似是而非”。“人们还获悉赛里亚（Seria，即中国）岛位于厄里特里亚海（即红海或印度洋）最西边的地方。我还听说这里不是指厄里特里亚海，而是一条叫做赛儿（Ser）的江河。这条江河形成了赛里亚岛，完全像埃及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