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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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提供了人们对于这些称呼的意义的不同解释，有：秦、日南、滇、羌、荆（楚）、蚕、丝等（118页）。我当然不完全同意这些说法。但我同意“秦”来自这些古音，而不是先有“秦”等后有这些西方名称。对于中西交通卓有研究成果的张星烺先生早已在半个世纪前做出“之那”与“秦”等同的结论，得到学界普遍赞同。
中国的另外一个称呼“赛里斯（Seres）”，就文献的出现而言比“之那”要晚几百年。
许多古代远方国家的人对于中国人的描述为长寿、身高，甚至红发碧眼，我觉得这不完全是错误的，或许他们描述的只是交换丝绸的中国西域人。或许某些中国内地人还未同化，正是欧罗巴特征。
假如“丝国”与“之那”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则还是应予以特别注意。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祆教传播时间
祆教传播时间
很高兴在书中有这样的发现：“考古材料证明，起源于西亚的祆教先秦时有传入中国的迹象。”（107页）这也正是我早先的逻辑推论，不过我没有考古证明，现在看来为事实存在。
有人说祆教是1000多年前才进入中国的，早也不出南北朝，我不能相信这个“严谨”的说法，因为从逻辑上说不通。一个起码有2500年历史的影响巨大的邻国宗教怎么可能传播到中国的时间需要1000年的时间？再说这并不是处于无车马的洪荒时代。这只是20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至多100年时间就应该达到中国境内（参见《锁定红海》一书）。
这本研究交通的书籍在传统的大框架内打破了许多旧理论。本身这本书就是中西方交通交流的第一本系统书籍，为以后的许多研究做好了铺垫。
作者认为，中国西域的粟特人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信奉祆教。林梅村先生则认为可能是塞人把祆教传入了中国西域。
祆教教主琐罗亚斯德首先落脚于大夏，大夏就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进入中国根本就是易如反掌。此时更要考虑到“丝绸之路”可能正处在它神秘的兴盛时期，商人们传播的不仅有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明。几百年后的秦始皇与汉武帝对成仙化神特别热衷，多少都应与祆教有关。
中国新疆天山南北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都同样为“雅利安人”的居住区，塞人只是他们的一支。天山以南的于阗人既是塞人后裔，也是祆教的信仰者。春秋战国时期的新疆墓中不仅有丝绸等标志中西交通的商品，而且有来自地中海的玻璃制品“目珠”等。而这些“目株”在中国内地中原的同期也有所发现，都说明了这些商路之畅通。这些玻璃珠甚至在当时的东南亚都有发现，可见商人无孔不入的精神。
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朝
米诺斯王朝是个长期占领海上霸权的国家，可多予关注。尤其是，他们除了与埃及有较多贸易往来之外，“克里特海外贸易接触较多的还有叙利亚沿岸和塞浦路斯岛”。后来这里经受一次火山而衰落。迈锡尼文明代之而起，继续开展海外贸易。
这两地的文字与中国的甲骨文都有明显关联（见《难以置信》一书最后一章《走马观花说语言》），所以不应该放弃关注。
据说希腊与迈锡尼联合在小亚建立了一些商业据点，而且他们尤其受到赫梯人的“重视”。赫梯国王把他们的国王称呼为“兄弟王”，关系十分融洽。他们是否会联合起来到东亚经商建立一些大型贸易殖民点呢？
我的疑问是，迈锡尼人中间主要是希腊人呢，还是为人们忽视的腓尼基人？这本书尽管在讨论交通，陆路和航海都是重要的，但遗憾的是作者竟然一直没有提及过腓尼基人。甚至作者提供的早期善海人群也没有列出腓尼基人的名字。作者把腓尼基人遗漏了，中国历史学界可能整体就没有关心过这个特殊的海上商业民族。
实际上目前，在历史以及史前史方面处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局面。如张骞“凿空”之说，现在已经证实是一种误解，但许多严肃的历史资料里依然不改。知识更新与研究的保守严重阻碍中国整体的科学进步。当然，张骞“凿空”的误解还说明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由于古代知识积累的方式有别于今天，缺乏文字与清晰的地理概念，发生过的旧事人们很容易就会忘记，遑论“三代”至汉。所以，汉代是否知古之交通，并不能作为今天研究的依据，《史记》也不能解释“先秦”。先秦的空白必须要靠现代科学去书写。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匈奴课题
匈奴课题
部分匈牙利人为古匈奴人的课题提出得很晚，最初是大约300年前来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提出的，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当时只是一个文化猜想。后来，法国学者经过认真探索，这个话题才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课题（参考198…199页）。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了定论，匈牙利人自己业已承认他们有匈奴成分。
匈奴人在2000多年前搅动了整个文明世界，使整个世界重新分配，中国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这批在北方草原驰骋的匈奴人不仅仅促成了一个匈牙利，由于他们的动乱，在魏晋时期还引起了伏尔加与顿河流域的阿兰人（即奄蔡人）西迁。他们还与欧洲的汪达尔人一道，于公元409年进入西班牙建立了“汪达尔…阿兰王国”（198页）。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真是难以置信的历史表现。
由于以阿提拉（Attila，406…453年）为首的匈奴人横扫欧洲，他们的残暴给欧洲历史蒙上了极其黑暗的一个阴影，实际上今天以马扎尔人为主流的匈牙利人并不都喜欢与“匈奴”发生关联。“阿提拉”的墓据说就在匈牙利的一座公园内。
我曾经推测过匈奴人与流放到伊朗北部的以色列人有关，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在大约2600年前后全部被驱赶出去（可参考《历史也疯狂》一书的有关章节）。同时我也假设过中国的夏、商与西亚民族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主要是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甚至迦南人（腓尼基人）；匈奴到底与他们风俗比较如何呢？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匈奴之俗虽与秦汉习俗多所不同，而与夏商之世则极相类。”这一现象不同寻常。一个北方“外族”何以与千年前的中原人习俗“相类”？秦、汉为东亚多种文化的杂糅融合结果，而夏、商则为比较纯正的新鲜的西亚文化，所以他们才能“相类”。
匈奴文化中也接受有希腊与罗马特色（203页）。后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西迁后同化于希腊罗马，南匈奴完全汉化于我们今天的汉人（204页）。据说今天匈牙利人的语言中保留有许多中国西北地区的发音特点，与欧洲的不太一样。匈奴的后代也多融于蒙古、俄罗斯以及满族人中间。据说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最后一代单于赫连勃勃在陕北建立的大夏国由于母姓为刘，今天那一带的刘姓即多为匈奴之后。也所以，许多人说今天匈牙利的许多语调与民歌等都非常接近陕北，还有唢呐与剪纸等也一样。对此，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有诗曰：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传说中国车
传说中国车的发明人为“奚仲”。
有关这段故事附会至“希伯来人”将非常有意思。
“奚仲出身奚族，本非中原人士”（57页①）。也就是说“奚仲”来自一个叫“奚”的族群，他们迁徙而来。据说这群会造车的族群距离中土不远，在宁夏六盘山，应属于游牧民族。这从三个方面符合希伯来人：名称的发音、游牧属性以及从西而来。他们行走的当属于“草原之路”或通常的“丝绸之路”。由于车在中国的出现在夏商之间，也符合希伯来人的起源与发展时间，并且恰合我对于“三代”的推断。
《山海经》之《海内经》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对此作者提出，“吉光之吉，即古代谱牒之“”，是中国最古老的十二姓氏之一”（56页）。以色列人“十二姓”众所周知，距今大约3900年的历史，将其套入中国的历史丝丝入扣，无有任何矛盾。
“奚”假如真是“希伯来”之“xī”，则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测，这个“奚仲”不是别人，可能正是“雅各”的另外一个中国本土化名字，意为“希族老二”。“仲”在中国传统里为“排行老二”的意思。在《圣经·旧约》里我们得知，以扫与雅各为双胞胎兄弟，但老大是以扫，有继承权；老二雅各以一碗红豆汤与老大交换了“长子权”。由于这个历史故事，假如来比对中国的“奚仲”还真不好说是雅各还是以扫，因为要看原始的自然序列还是交换了长子权之后的序列，假如是交换了长子权之后实际上“希族老二”是以扫而不是雅各。他们俩生活在大约3900年前，也符合中国夏商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以扫最终带领家人到“东方”去了，他最终与夏甲（夏之女祖）的孙女结婚。以扫在我的体系中是商朝女祖简狄的丈夫。
当然，这里的“希族老二”很可能是指雅各，类似一种政治声誉，并非为实际的雅各把车带进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希族老二”指亚伯拉罕的第二子：《圣经》上记载的“到东方”的以实玛利，时间与中国夏朝同期。
假如以上为事实，则中国古代传说之“十二古姓”实乃希伯来人的“十二姓”也。所以车也就是希伯来人从西亚带来的。为何姓“”或“吉”也因“姬”而得以解决，因为中国神话传说黄帝为“姬”人祖先，而我一直就把黄帝看做雅各（Jacob或约瑟）。为什么会一直尊称雅各？因为他是希伯来人的精神领袖，他是“皇帝”，无论希伯来人到哪里都是他的臣民。
“吉”与“姬”到底有没有关系，或者是什么关系，作者继续提出了《诗经》做证，《小雅·读人士》郑玄笺曰：“吉读为，尹氏氏，周室之旧婚姻之旧姓也。”这句话解释有很多，但是通过以上的联系，可以把商、周联系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之间有联姻，周人之母为商人，姓吉（或姬）说明是母系，即肯定了来自商的关系。
1972年甘肃省灵台白草坡发现西周初年奚部落酋长奚伯墓。真是太巧合了，“奚伯”距离我们希望的“希伯来”听起来是越来越近了。但这个墓是否是“奚家老大”的呢？也可能。这里与陕西的周人故乡非常近，他们之间只隔一座六盘山。不过“奚人”与“周人”还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甚至发生过冲突，但或许这是分支与主体之间新旧之争？正如严格地讲，希伯来人后裔并非皆为以色列人一样，今天的阿拉伯人也是最初希伯来人的一个支系，所以即便有同源关系，“奚人”与“周人”发生冲突也不奇怪。
说到这个话题，联系到我的另外一个推想。我认为在中国古代一直被频繁提及的一个来自西北的民族“戎”很可能是“犹太人”在中国的一个别称，这个“戎（发音róng）”实际上是“犹（yōu）”，在中国北方话里，r、y经常互换。“戎人”在中国东周时期最为活跃，而且多在西北，都让人想起在大约同期中东的“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失散”。为什么这里是“戎”前面为“奚”？这确实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同一族人的不同性质。严格地说，犹太人确实不等于“希伯来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伯来人”产生于大约4000年前，犹太人产生于大约3800年前——他们是雅各（以色列）的直系子孙。犹太人与以扫的子孙是两个不同的族系。以扫的子孙严格地说既不属于犹太人也不属于以色列人。
有人会觉得我过分把中国周朝的一切往以色列人身上靠，但从移民习惯看，只要一个地区的特殊人群经常与某地发生联系，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聚集效应，比如今天遍布中国和世界的“浙江村”与“新疆村”等就是类似的人类学例证。
即便这批人来自北方，但依然不能忽略南方的海路，因为在殷墟中除了发现大量车马坑外还发现许多海洋类产品，如阿拉伯绥贝——即便不说到阿拉伯地区去追溯起源，起码这个产品是产自中国南海，主要在广州、福建以及海南一带。另外，就殷墟中的人像雕刻反映的人种驳杂来看，其使用者并不仅限于蒙古人种①，具有非洲人像特征的石像也是其中之一。
“同源”说视角下的龙源考：从海马到海龙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龙马精神：龙即马
龙马精神：龙即马
我们熟知的“马”原来有另外一个称呼：“龙”。
现代中国人经常在节日祝福或庆贺时说要发扬“龙马精神”。可能“龙马精神”包含有这样的意蕴：昂扬健康的奔马精神。这与我们熟悉的“龙”其实无关。但也可能有其他尚未被我们识别的古老意味。
古书上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六尺以上为马”。所以“龙马”最初可能指高大威猛的马。这里很清楚，龙即大马。
《诗经·大雅》中《皇矣》有“是是”，这里指的是周人的“马”活动。“有学者指出，这种身高近两米的大马应该来自西域，祭祀八尺以上中亚马的宗教活动当即胡人的龙神崇拜，周人的“马”活动是胡俗。”①这里又一次指出了龙即为马，时间在周。
说到这个与西域有关的“龙马”历史，不得不提到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西域的特殊族群：粟特人。我在《锁定红海》一书中对这个奇特的商业民族有很多的推测。这个民族与中国北方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甚至他们的后裔就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比如唐朝的安禄山与史思明皆为粟特人。粟特人崇拜马，族徽即为“双马”，但他们却称呼自己是“龙部落”。这个称呼又一次显示了“龙”、“马”合一的事实。粟特人是个著名的商人民族，聚集在中亚附近，那里是西亚、东亚和欧洲的商路连接点，所以他们的“龙马合一”习俗会随着商队四散于世界各地是很合乎逻辑的，抑或这个文化是其他民族从他们这里中转到世界各地的也未可知。从目前情况看，至少在北欧有很厚重的积累，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人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3000多年前腓尼基这个海上商业民族也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粟特人也称呼自己为“龙部落”。粟特人以商为业，恰好处于中国内地与外部世界的必经要道，这多少让人怀疑粟特与腓尼基人之间可能有什么承继关系：同样崇拜龙的商人，或者同样崇拜马的商人。我一直认为西域的粟特人实际上是某个远古时期被遗漏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类商业“驿站”的发展壮大，其真正民族根源在哪里并未可知，或许为欧洲之源或许为非洲之源，或者为西亚之源，或者为历代商队混合人员，难说故而存疑。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出大西洋北上的历史基本上已被证实，所以从北欧海盗龙船或“双龙”崇拜的起源可以猜想与腓尼基之间有一定渊源关系，那么粟特的“双马”崇拜呢？由“马”而延伸出的中国“龙”崇拜呢？他们之间是如何发生的联系呢？尽管在何时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