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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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胱柚顾墙氡泵谰退坪趺挥惺裁吹览砹恕Ｃ乐扌〈拿纸小癱aballitos”，与古代巴比伦人的渡河工具kalakus有差异，但更有相似。
帆船在埃及起码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参考65页），中国帆船专家推测至少在商朝已有，也有人认为夏朝（即大约4000年前）中国已有帆船。从一幅公元前3500年的画上可以看到埃及帆船，中国目前还没有找到类似的证据。商朝的帆船是从甲骨文里推测出来的。作者的结论是：“自公元前4000年，帆船业已经（在尼罗河）出现。”
由于一些与大陆隔离的小岛只能使用舟船来往，而那些小岛上恰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生存的痕迹，所以作者推测：“自公元前7000年起，原始水筏或小舟——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舶的话，就已经存在了。很可能更早……”这里指的是西亚与塞浦路斯岛等之间的关联。
读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再一次提示了我文明的混合性与不可分，任何试图具体化到某一个民族的文明单一探源都是极其冒险的。比如我对于夏、商、周较为具体的对应就属于类似的行为。不过我也想，权且将其视作一种“抽样调查”吧。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一些技艺传播信息（2）
书中提到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上的文明，很明确在4000年前就有埃及、叙利亚文化色彩，当然他们是通过迦南人（含腓尼基人）传播的。同理，实际上在中国也应该有通过迦南人的埃及文明传播，但假如你想把他们精确区分就很难了。
西方巨石建筑是青铜器之前的一个文化现象，至少在6000年前就已存在，而且遍布中东以及地中海，甚至西欧、北欧。他们是怎么建立的，这是人类的文明之谜。在谈及马耳他文明时作者也谈到“巨石文化”，因为岛上有一座著名的远古神庙，起码有5000年的历史，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存在于那里。在中国东海沿岸似乎也有过“巨石文化”痕迹，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他们不属于文物，一些巨石渐渐沉降于地下。中国不应该在这个文明圈之外。
早在中东附近出现的车轮，在4000年前到达克里特岛。假如以此作为一个标志，中国文明起步似乎还是稍晚希腊一步，但也不会太晚，起码在3000多年前已经有车轮的存在。有人怀疑夏朝该有车的存在，只是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专门覆盖逝者面部的金属面具在希腊南部地区，尤其是克里特岛多有发现，布氏认为这一传统实际上可能来自尼罗河的埃及传统。但从细部风格上看，希腊与埃及的还是有所区别。无论如何，在中国的青铜时期也发现不少这样的面具，尤其是殷商（或许还可以包括三星堆）的面具与克里特岛的面具如出一辙地展现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克里特岛与埃及文明之间的继承关系已经不可置疑地得到确认。
据说地中海北岸关于人物塑像的“真实主义”归因于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崇拜。罗马人也是这一起源的怀疑对象之一，他们都有为祖先塑像的传统，是世袭贵族的特权。“大家族保留着每一位逝去先辈的面具”，“当一位声名显赫的亲人过世的时候，在葬礼上人们手持面具排成一长列；接着，身材和外表酷似死者的人将面具戴在脸上，他们身穿白袍、红袍或镶金长袍，分别依死者的身份而定（如果死者生前曾经当过执政官、监察官或者打了胜仗）”（280页）。这些地中海的面具应该是蜡面具，按照死者的脸型浇铸，后来被逼真的石刻或青铜半身像所替代。假如我们不考究细节，可以说殷墟与三星堆中都有类似的面具，并且尤其殷商的面具体现了“真实主义”。这些资料为三星堆的诸多不同人面头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他们相当于祖先牌位，是祖先的塑像。不过，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地区与意大利半岛有直接联系，只能说有一个文明源泉同时浇灌了东西两个世界，花开两枝了，具体根源在哪里，还是一个探讨的问题，或许与埃及有关，或许与两河有关，或与安纳托里亚有关。不过我认为这个源泉与腓尼基这样流动的商业人群有着莫大的关系。
四轮车于公元前4000年出现时，拉车的牲畜是牛；用马匹拉车在公元前2000年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亚美尼亚人中开始出现；骑马始于公元前14世纪（121页）。大约3300年前的殷墟遗址出土了中国的马拉车，在此之前暂无考古发现。现在中国考古界已经逐渐接受中国马车来自西方的结论。既然马车是来自西方的，那么自然其他方面也不会不受影响。
桃树和杏树于公元1世纪传入意大利。“桃树有可能源自中国，途径小亚细亚；杏树源自突厥斯坦。”（273页）我对于这些植物传播的兴趣在于解决杏树与桃树的某些混乱，比如《圣经》中神圣的杏树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在中国换为有“辟邪”作用的桃树，其间一定发生了一些我们尚不知道的故事，这需要植物学家的介入。
在历史时期，由西向东的传播趋势依然不改，许多东亚地区的“文明”实际上由通常被看做荒蛮的游牧民传进内地，比如家具革命。从远古到大约2000年前，东亚地区的人们生活重心都很低，人们基本上睡不用床、坐不用凳，通常多坐卧于席上，作为桌子使用的几一般高30cm…50cm，一直到魏晋基本上还维持这个状态。但是在“五胡乱华”之后，中原人借鉴了西北胡人使用的“马扎”，然后有了交椅、罗圈椅，随之桌子出现。大约自唐起，中国人开始从地上“站”起来，到宋、明逐渐发展完善，到清朝完全定型，到今天为止我们使用的家具尺寸都是明时的规矩。这是中国的发展轨迹。仅只从家具方面看，东亚国家在古代的文明传播序列中朝鲜半岛与日本其实受西方的影响要慢一些，因为他们距离西方更为遥远，他们依然有跪坐习惯。相比之下中国就西化得快一些，今天已经全面舍弃了跪坐习惯。除了家具，东亚人看看我们今天穿的、住的、行的，哪些是东方文明？所以现在来证明以及承认“西来”说是可笑的，因为这是浅显的事实。研究为什么如此以及怎么阻止以后继续被动接受西方文明才是明智的。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青铜与金属冶炼
青铜与金属冶炼带动商业传播文明
腓尼基人被作者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述，某些结论和我第五本书《难以置信》中的讨论相当接近，当然不是指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作者着重强调了是青铜冶炼为腓尼基人的远航提供了动力，称他们并非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逛，而是为了寻找矿业四处奔忙。这个行为还带动了文明的传播，使腓尼基人到处开辟商业殖民地。
这一观点运用宏观视点更容易看到中国文明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因为恰好就在中国商朝前后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青铜文明，并且车马文化同时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这些绝非偶然。四川的三星堆、江西的大洋洲、黄河流域的殷商——这几处的根源说起来全部都与海洋或大河有关。“三代”的文明源头几乎昭然若揭。
以作者看来，铜及合金最早出现于“北方”（指小亚细亚以及伊朗），时间大约为公元前4000年。然后他们南下，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为公元前2800年，出现在埃及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文明的南下转移与当时的气候逐渐转冷有关。东亚同期也经受了这一南下转移，仰韶与红山文化逐渐消亡，中原以及长江的文明突起。青铜技术似乎是很“快”就到达了中国，比一般的文明传播节律快了一拍。不知道是否作者这里提供的时间有误，中国在接近公元前2000年前这个阶段也出现了青铜，竟然与埃及的时间差不多，这很令人吃惊。不过，这个文明传播的“加速度”很可能也说明了另外一个背景的意义，比如交通工具突然在这个时期获得飞跃，马匹、车轮、船舶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一场革命，是它们从本质上加速了传播速度。实际上我以前在其他书籍已经提到过，人类文明在新石器前后有几个飞跃，比较近的一次是大约2500前的哲学与科学革命，再远的一次就是大约4000年前的全球文明跃进——这一次跃进激发了中国的“三代”或曰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些规律性的传播反过来再一次显示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并非独立，而是世界文明的一道波纹效应。
一项中国人很熟悉的古代金银丝嵌花术（将金丝线镶嵌于铜或银上，乌银镶嵌黄金），其发源地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带（比布鲁斯），时间有可能为3000年－4000年前（85页）。这项技术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中国东周非常发达，现今在许多北方的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文物，比如地处河北省的中山国就有类似物品，想必他们也是腓尼基商人带来的技艺。
青铜与海洋交通、远途贸易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神秘的紧张关系。青铜带动的远途商业交流时间为4000年前，其人群为西亚一些商业大家族，甚至有皇族参与，这些活动直接延伸进中国的“三代”。此时阅读这段话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长距离的交流表明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配合默契。在美索不达米亚，货物在城市间的流通就如同一场组织缜密的比赛当中的橄榄球。例如，从亚速到卡内什（灰山），浩浩荡荡的黑驴商队运送布匹（购于南美索不达米亚）和锡矿，返回时又从安纳托里亚满载铜矿。在行进途中，他们从未受到拦截或阻碍。这一时期（公元前2000年初）巴比伦的一份文献中曾提及或许付钱才可获得的‘皇室流通许可’，路上设有驿站和‘小旅馆’。路途依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以至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出发之前要向太阳神沙玛什祈求庇护……”（86页）
“碳钢（硬铁）很长一段时间曾经只是赫梯帝国的专利。”似乎是赫梯帝国的分裂导致了这项技术的迅速传播，这是大约公元前1200年。中国铁器的规模性出现在东周，起码晚500年。
焊接技术是铁器进入武器行列的关键技术，发源于爱琴海的科斯岛。布氏那个时代发现的世界上第一块有焊接工艺的铁器出现于公元前1350年图特哈门墓中的一块铁枕，地点当然应该在埃及。
中东以及外围的文明共振关系
人类第一次商业贸易规模达到鼎盛时期的4000年前，似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是两大商贸中心，而他们皆有与中国来往的可能。假如放胆假设，可以约略说，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以北的中东地区可能偏于和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人们交流，埃及方面则更多通过海路与中国南方或长江流域的人们交易，当然这个“公式”不能绝对。串联起东亚与这两大商贸中心的职业商队的很可能是富于商业经验而又资源匮乏的地中海东岸的人们，包括腓尼基人、希伯来人以及叙利亚人——他们可以统称为“迦南人”，实际上就是“西奈人（Sinai）”，就是“秦”。这些商人居住在南北两个巨型贸易点的中间，这个地理位置首先促成了他们在两点之间的短途贸易，然后发展出对远东和欧洲的长途贸易。
由于中国地区的贸易殖民点与中东这些国家可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共振关系成为必然。有关这方面我已在前两本书中列表对比过（如《锁定红海》88页等），布氏给出了一个表格以比较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共振关系，我这里则附加上东亚的“三代”联系，并且还附加了《圣经》中的以色列历史以对照周朝：
布氏认为，埃及从“第一中间期”的公元前2280年到公元前12世纪发生了强烈的动荡，其间埃及经历了三次漫长的危机。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还是其他类型的动荡都是文明向四周扩展的大好时机，一些弱势政治群体会寻觅落后地区继续发展。中国的“三代”恰好就产生于这个时期。中国“三代”与埃及帝国的兴衰可能有一定关联，因为埃及的形势确实也波及其他国家与地区，但是否到达中国还是个课题。假如从商业消费大区来考虑，这个连动影响就会很明显。埃及的第一次危机是“国家内部生活自深层迸发而出的文化革命，伴随着亚洲的入侵，以及与比布鲁斯①和黄金国度两方面间贸易往来的彻底中断”。第二次危机应该是喜西克索斯人的统治。第三次则仿佛是“世界的末日”。其后埃及不再是光荣的埃及。他们与“三代”的对应比较明显。
在有记载的“丝绸之路”发展时期，据说丝绸生意甚至可以直接导致某些沿途国家与地区的兴衰。埃及兴亡可能带动了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整个中东局势，或者干脆是相反的连带，总之全球一盘棋的“蝴蝶效应”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传奇，也应该是昨天史前时期的写照。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色列①（圣经）东亚
约公元前2700年约公元前2700年约公元前2500…2100年空白期
古王国（第三—六王朝）；胡夫，赫夫朗和麦凯林努斯（第四王朝）；建立法老权力南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势力；乌鲁克、乌尔和拉加什王朝建立；萨尔贡建立阿卡德帝国（公元前2340年）洪水时期巴别塔事件空白期有人怀疑中国“神农”实为“萨尔贡”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公元前2230年空白期
公元前2280年公元前2230年空白期
第一中间期（第七…十一王朝）；多重君主政体；中央集权削弱阿卡德帝国衰亡（公元前2230），占领巴比伦（公元前2160年）的古蒂人袭击削弱其实力从未知地穿过两河流域进入巴勒斯坦可考虑对应尧舜神话时期
公元前2050年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166年公元前2070年②
中王国（第十二王朝）；阿美内美斯一世建立新王朝（约公元前2000年）；国家安顿；辛努塞尔特二世进行行政改革（约公元前1950年）苏美尔复兴；乌尔第三王朝；建立巴比伦阿莫里特第一王朝的汉穆拉比征服马里与拉尔萨，实现美索不达米亚统一（约公元前1792年）亚伯拉罕（前2166…1991年）；雅各（前2006…1886年）；以扫（前2006年出生）与赫人犹狄（Judith）结婚。约瑟（公元前1915…1805年），在埃及掌权。夏建立王国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周边经历长时间干旱，中东同样经历干旱，导致大批居民迁移，可能个别家族整体远途西迁与东迁。
公元前1785年公元前1750年约公元前1750年
第二中间期（第十三—十七王朝）；西克索人定居三角洲，定都阿瓦里斯（约公元前1750年）；政治与社会动乱频繁发生汉穆拉比逝世；赫梯人占据巴比伦，巴比伦第一王朝消亡；喀西特人袭击美索不达米亚（自公元前1740年起）族长时期以色列人在埃及晚期夏怀疑夏有希伯来与埃及双重文化色彩中国开始有批量的青铜出现
公元前1590年公元前1594年公元前1526年公元前1600年
新王国（第十八—二十王朝）；阿美诺菲斯一世重建王国统一（约公元前1590年）；拉美西斯二世统治达67年（约公元前1300年）；实施征服与结盟政策喀西特王朝在巴比伦建立，持续4个世纪（公元前1594年）；与埃及签订结盟条约；叙利亚各城市及赫梯帝国（自公元前1380年达到鼎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