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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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中�4个世纪（公元前1594年）；与埃及签订结盟条约；叙利亚各城市及赫梯帝国（自公元前1380年达到鼎盛）发展迅猛。与埃及签订结盟条约摩西（前1526…1406年）出埃及约书亚（前1500…1390年）士师时期（前1377…1020年）公元前1600…1300年为商前期。怀疑腓尼基人与赫梯参与商朝建设。公元前1300…1046年为商后期。公元前12世纪地中海西北干旱，造成又一次大移民
公元前11世纪起公元前11世纪起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11世纪
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70年）；埃及帝国削弱直至衰落近东地区遭受大范围危机；巴比伦遭亚述人破坏（公元前1087年）。赫梯帝国消亡（约公元前1200年）。以色列统一王国，便雅悯家族的扫罗于公元前1043年执政。其后为犹太家族的大卫王（前1011…971）、所罗门王时期。前931年王国分裂为二。前841年平民耶户突然被封以色列王，皇族传统中断。前722年以色列国覆灭。前586年犹太国覆灭周朝统治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穆王（公元前976…922年）西游。历王死于公元前841年，当年“周共和”。前770年，“上天变乱”，东周（春秋战国）开始。
布氏说，“假定埃及的三次危机为A、B、C；美索不达米亚的三次危机为A'、B'、C'。对于A与A'而言，两者完全一致……对于B与B'，一致性愈加明显：公元前1785年，尼罗河再次出现混乱局面，并持续至公元前1590年左右；而美索不达米亚对应的则分别为公元前1750年（汉穆拉比去世）和公元前1595年……直到1595年喀西特王朝时期形势才得以扭转恢复……至于C与C'，无须多言，因为公元前12世纪的危机是一次普遍性危机，整个近东地区和正处于迈锡尼控制之中的希腊均无幸免”（91…92页）。我认为，东亚尽管处于这张弹簧蹦床的最边缘也没有幸免于难，他们与中东始终共命运，只是距离会有时间上的延迟。各地的人们既然能够传承文明，自然也传承各种政治与经济危机。
关注从夏开始的中东对应，首先应该关注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赫梯帝国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们之间并非相互殖民关系也如此连动紧密，那么，是什么支撑了或者说导致了他们共同的枯荣兴衰？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很可能有商业方面的重大关系。丝绸尚未出现，是青铜吗？是青铜的供应源还是供应道路出现了问题？这未免有些草木皆兵，但考虑全球气候变换带来的连锁反应时一切变得清晰起来。
在总结“国际文化”这节中，布氏说道：“社会演变通过叙、黎地区这个庞大的转盘逐个地区传播开来。”这确定了叙、黎在全球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每当邻近强国经济形势大好，整体上的繁荣和活跃交流便能使该地区从中受益，并带动整个近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或许叙、黎在全球承担的恰是一个传花授粉的工作。“史密斯在一本书中将其追溯至约公元前2000年，并区分出文明激烈交融的两大时期：公元前20…公元前19世纪，及公元前1500…前1200年（大致为经济形势呈现上升之势的第二及第三个时期）”（93页）。这两次“大融合”，同样基本涵盖了中国文明之始的夏、商时期。看来叙、黎地区确实是研究东亚文明起源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地区，他们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新疆地区进入中国北部。比如在历史时期新疆的第一代穆斯林就是从叙利亚地区组成的2000人圣战传教士，他们的坟地至今还保留在今天新疆阿克苏附近地区。赫梯帝国有许多腓尼基人聚集地，尽管腓尼基人的文化核心在黎巴嫩，叙利亚与黎巴嫩人的关系也难分难解，这些国家或民族共结联盟深入东亚腹地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北方的情况。向南还有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文明，他们对于东方也不会坐视别人瓜分。中国境内尽管目前只知道的是夏（国），但肯定还有许许多多未知的家族与团体；比如山东的大汶口、浙江的良渚等，都是文明的无头案，他们来自海上或中东南方的可能性很大，当然也不能排除本土参与成分。
为什么全球的大交流停顿于公元前11世纪？从中国看周朝亦为最后一个有西方外来色彩的商贸殖民政权。为什么全球如此统一？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我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已经初步提出并解释了这个问题。文明的进一步深化，宗教与国家概念普及，私人领地的禁锢，导致了樊篱林立的局面，人类自由迁徙、自由贸易的原始社会从此结束。中国东周更是进入了彻底摆脱西方牵制的自主发展时期，由此开始了中国本土自主化过程。希腊与地中海北部地区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产生了共振，处在同一节律。
地中海的许多文明都是通过叙、黎地区中转进行的，这已经得到证实；而通向中国的“丝绸之路”在中东的核心也是叙、黎地区。这一地区在上古时期是全球交通大动脉的交汇中心，那里连接着当初南北几大帝国的几块文明，很可能那里形成了许多固定而成熟的庞大商业网群。他们与各个帝国王室建立了特殊的私人或利益关系，并且皆在东亚形成了各自的商业殖民地，甚至在远东聚合后依旧建立了对应的秩序，比如三星堆人与殷商可能具有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叙、黎地区也聚集着很多希伯来人，并且腓尼基人与希伯来人的关系本来就有一定的同源关系，不好区分，这些都需要充分注意。
在论及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商队情况时，作者说：“商队的保障力量还是驴和护驾人，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记载中称之为希伯来人（hapiru）。它……出现于公元前23世纪，消失于公元前12世纪。”（124页）作者认为这些护驾人就是闪米特人，当然也是希伯来人。所以，有人认为中国远古时期就有希伯来人出现于中国并非杜撰，从这些资料推理可信度很大。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神秘的“海上民族”
神秘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1000年左右是地中海西部被中东人群大范围开发殖民时期（119页），同时的东亚应该说也正在经历同样的规律，此时为中国的商周时期。
大约公元前12世纪，中东遭受来自海上的“海上民族”的大规模袭击，从此埃及一蹶不振，几乎所有的沿海国家都遭到了袭击。在东方，商、周交替于11世纪。对于这次中东动乱，作者写道：“全体居民集体经海上迁移，多么新奇！”（119页）至今在中国没有人将这些中东巨变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西方人也没有如此理解。我认为现今的世界史有关上古部分需要重写，原因在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把整个东亚从世界史中分离了出去。在有关“海上民族”一事上同样应该把中国纳入考虑的范围。假如放胆假设，我愿意认为部分中国“商人”加入了这支“海上民族”，假如不是直接的，起码是间接的“蝴蝶效应”。
布氏在书中说，从埃及人的角度“海上民族”被描述为利比亚人的同盟，身份是“即吕西亚人，或相当于后来的撒丁岛和伊特鲁里亚人，及最后的亚该亚人和迈锡尼人这些种族团体”（132页）。我的史前拼图在成型，这是其中重要的一刻，《难以置信》中的历史奥秘似乎在向我们逐渐展开。
这些“海上民族”明显为白种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棕色汗毛，蓝色眼睛。”我们没有必要认为他们是从东亚而去，但认识到这个前提却是必要的：东亚当时应是许多白种人的居住地，三星堆就是一个例证，而且中国南北都不缺乏金发碧眼的人群，直到汉前中国都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人种杂居的地区。从长江流域到东海与黄海之滨可能是白种人甚至是有相同渊源的“海上民族”激烈争夺地区。想想历史时期荷兰人、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猖獗，这个推测就会容易理解。
这个“海上民族”只要不是天外来客，完全可以认为他们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腓尼基人以及伊特鲁里亚人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却不必将他们认为接受同一权威指挥。12世纪前后的这些“海上民族”至今无人知其确切，他们人员组成杂乱，可能是一群极端流民。在我怀疑他们是腓尼基人的一个分支时，布氏把怀疑的目光最后伸进腓尼基与叙利亚地区（134页），最终我们的怀疑殊途同归。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1）
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
伊特鲁里亚人是《难以置信》这本书的一个讨论重点。我的观点是，伊特鲁里亚人与中国沿海，尤其是山东一带的龙山文化有同源的可能，但其根源在哪里尚不清楚，当然他们发达时间不一也是个问题。我也怀疑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有历史渊源。遗憾的是，无论是腓尼基人还是伊特鲁里亚人，都属模糊不清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学术界亦无定论。或许某些西方的死结只能等待东方考古去最终解开。
布氏把焚化尸体实行瓮葬看做是印欧人的一个特征（143页）①。有此习俗的民族于公元前12世纪征服了中欧与意大利原住民。但他们之前的原住民依然有可能是另外一群印欧人。这些人还到达了英国与当地人获得融合。有关这些印欧人的移民倾向，“被我们称做侵略的人口爆炸，首先于公元前约2000年出现在高加索和匈牙利的黑海海域；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始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最后一次则是公元前600年以后，克里特人从莱茵河和高卢开始的探险。爆炸的中心就这样缓慢地自东向西逐步转移”（145页）。又是与中国文明开端的夏朝同时开始的一个公元前2000年的浪潮！实际上布氏在这里想提醒我们的是，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最初与这一移民波浪潮有关。
在一座公元前700年的伊特鲁里亚人坟墓中出土了一块象牙板，那上面发现了腓尼基文字（148页）。这多少说明了来源不明的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文化起码是有密切关联的，假如还不能说他们就是同一个族群的话。
关于腓尼基文字这个线形文字的起源，作者认为可能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在西奈半岛的埃及绿松石矿场工作的闪米特工人们使用的文字—— 一半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另一半为字母文字”。假如这真的是事实的话，我要指出中国的玉文化与这些与石头为伍的工人之间或许另有牵连；另外中国人对绿松石的喜爱似乎也正是从夏开始的，目前的考古在二里头文化里即有绿松石的发现。这一文化至今残存于中国的藏区，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在腓尼基文字出现之前很早中国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符号，他们与中东初期的符号是非常接近的（请参见拙作《难以置信》一书最后一章），时间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我甚至猜想最初的文字符号有可能是从东亚流传到西方的，但是在大约4000年前由于中东的文明快速成熟可能促进了文字系统在中东的成型，最后他们又以变换了的面目回到东方。假如说在公元前3000…前5000年之间中东与东亚之间存在联系，但人数及速度将会相当稀薄，可从今天来看由于长时间积累，这个传播的数量总和还是很惊人的。比如2000年的时间无论怎样稀少的传播最终都会显得相当充沛，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传播的可能时都是以压缩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中间出现过一个较为强劲的中转站，他们把文字符号分别传播到东亚与中东地区，这就使得传播更加频繁、容易。这些人的身份很可能是商人，地理中转的位置最大可能是印度或者其附近地区。从印度到中国西南地区很容易。汉武帝已经知道有一条蜀道通向印度与阿富汗地区，但中原的人却不知道怎么行走。这种信息的闭塞实际上还影响到今天的历史研究，许多秘密不为众人所知。从中国西南地区来人可以顺江河到达浙江以及山东，河姆渡以及良渚、大汶口、甚至渤海湾以北的红山文化都可以考虑与这条线路之间的水上联系。
网友荣松认为，希伯来人的起源很可能不在两河流域，而“在印度河流域、甚至克什米尔。犹太人要迁移到‘应许之地’，是因为被流放”。他一直在潜心研究伊朗与中国古代神话的对比，曾经在伊朗留学。但他对我的“同源”说持保留态度。我对他这个意见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他的这个假设并非没有可能。假如可以证明希伯来人的发源地不在中东而在印度附近，那么对于解释早期文字符号的东西方传播就更方便了。比如这批人可以立于中国与中东之间左右逢源，由他们传播文明到东亚就更为方便可行了。或许印度河上的哈拉巴文明正是希伯来人祖先的遗泽。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期待荣松的进一步研究探索①。这样的猜想也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希伯来人熟悉并喜欢到东方去。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2）
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
伊特鲁里亚人是《难以置信》这本书的一个讨论重点。我的观点是，伊特鲁里亚人与中国沿海，尤其是山东一带的龙山文化有同源的可能，但其根源在哪里尚不清楚，当然他们发达时间不一也是个问题。我也怀疑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有历史渊源。遗憾的是，无论是腓尼基人还是伊特鲁里亚人，都属模糊不清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学术界亦无定论。或许某些西方的死结只能等待东方考古去最终解开。
布氏把焚化尸体实行瓮葬看做是印欧人的一个特征（143页）①。有此习俗的民族于公元前12世纪征服了中欧与意大利原住民。但他们之前的原住民依然有可能是另外一群印欧人。这些人还到达了英国与当地人获得融合。有关这些印欧人的移民倾向，“被我们称做侵略的人口爆炸，首先于公元前约2000年出现在高加索和匈牙利的黑海海域；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始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最后一次则是公元前600年以后，克里特人从莱茵河和高卢开始的探险。爆炸的中心就这样缓慢地自东向西逐步转移”（145页）。又是与中国文明开端的夏朝同时开始的一个公元前2000年的浪潮！实际上布氏在这里想提醒我们的是，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最初与这一移民波浪潮有关。
在一座公元前700年的伊特鲁里亚人坟墓中出土了一块象牙板，那上面发现了腓尼基文字（148页）。这多少说明了来源不明的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文化起码是有密切关联的，假如还不能说他们就是同一个族群的话。
关于腓尼基文字这个线形文字的起源，作者认为可能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在西奈半岛的埃及绿松石矿场工作的闪米特工人们使用的文字—— 一半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另一半为字母文字”。假如这真的是事实的话，我要指出中国的玉文化与这些与石头为伍的工人之间或许另有牵连；另外中国人对绿松石的喜爱似乎也正是从夏开始的，目前的考古在二里头文化里即有绿松石的发现。这一文化至今残存于中国的藏区，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在腓尼基文字出现之前很早中国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符号，他们与中东初期的符号是非常接近的（请参见拙作《难以置信》一书最后一章），时间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我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