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灾难？-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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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通过“于勒·费里于勒·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在法国创立了公立小学（6～12岁），实施免费全民教育。——译注式”的学校教育来发现世界的世世代代人来说，科学极为重要。它击退了愚昧，让我们摆脱了古老陈旧的神话，消除了祖先的恐惧，放弃了懦弱的屈从，最终用一种清醒开阔的眼光来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更好地认识、支配、影响、改变和征服这个世界，掌握人类的未来。一切都会因科学的进步而成为可能。
一种真正的信仰超过了充斥着官方庆典或颁奖的连篇废话，它广泛传播，深刻改变了每个人面对命运的态度：未来不再令人惧怕，而是充满希望。
一个世纪过去了，成果超乎预料，然而也充满苦涩。是的，世界变了，唉！这个被人类占据的星球已经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一种惶惶不安在四处蔓延；预知各种灾难的预言前所未有。不过，已发生了的事情与将来可能会发生及人类可能要做的事情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比起科学家们“存放在仓库里的货物”，他们“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简直不值一提。
人类从此生活在永远的威胁之下，几乎预见不到威胁会被消除的一天——几个人的意愿就足以在数分钟内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却逼迫自己永远不去想它，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会每时每刻地想到它。难道这种梦魇将伴随我们直到生命的终了吗？对于某些人而言，一直是“希望源泉”的科学同时也变成了让人恐惧的根源。一种摒弃科学的态度开始出现并逐渐蔓延；科学效率所造成的种种极端充分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常把这种否决科学的态度当作避免最终灾难的唯一道路。即使有些人想像力贫乏，联想不到核灾难，但他们只要看看周围被破坏的风景就足以了解：连那些昔日开满色彩斑斓的丽春花、鸟声啾啾的稻田，现在也因为增产创收对农作物消毒杀菌而变成了空旷悲惨的植物“集中营”（莫兰爱德加·莫兰（Edgar Morin）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和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主要著作有《方法》（五卷本）、《七种知识》等。——译注）。
这些结果，这些科学的礼物，难道不足以使人类在某一天完全抛弃科学吗？有些科学家，对自己参与其中的这个集体事业的可预见后果也深感震惊，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表面洒脱，有时也冷嘲热讽；他们毫无保留地阐述自己的惶恐不安，但还是同样地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他们被带到与同时代人一样盲目的列车上，在拉响火车汽笛等待他人制动刹车的同时，继续大铲大铲地往机车的火箱里送煤。
他们的犹豫可以理解，因为科学研究并非总是产生负面的结果：
饥饿、疾病和死亡在科学面前退却。只需提及一个辉煌的胜利就足以阐述科学的成就。
仅仅在20年前，还没有人敢相信这个伟大的胜利，这个似乎刚刚获得的最终胜利：天花病，这种每年都造成几百万人失明或死亡的疾病被彻底地从地球上根除了，如今它仅存于7个实验室，被小心翼翼地禁锢在几个玻璃瓶里。这个比我们历史教科书所讲述的人类历史上无数次战役更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的确切日期是：1977年10月26日，最后一个天花病病例出现在索马里。“1977年”，这个日子难道不比 “1515年的马里尼昂战役”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出兵征服米兰，于1515年与米兰公爵的同盟军瑞士人在米兰附近的马里尼昂交战，法军大获全胜。——译注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有纪念意义吗？
人类开始摆脱那个古老的诅咒：“你将汗流浃背地辛苦工作。”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生命不再只是永无休止地寻觅生存的能力；知识进步之后紧随的技术进步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了极高水平，休闲权轻易地得到推广。
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徒劳无益地继续列举科学的善与恶，寻求一个虚幻的结果。然而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个主题：科学不是一棵按照固有法则自发生长、让我们被动地收获果实的大树；科学应该是一项集体事业，是我们的事业，应由我们来指引它的方向。19世纪末的那些亲科学言论和20世纪末的反科学观点都同样地徒劳无益：问题的关键是弄懂我们所参与并与之打交道的过程是什么，而且首先要质疑这个被我们称为“科学”的对象的性质。
只有努力地超越一般理论、走进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日常现实，这种努力思考才有意义。因此，有必要把这本书的分析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书中列举的例子将涉及一门学科，
即作者所实践过的唯一一门学科——遗传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群体遗传学。这个学科的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对全部的科学领域提出有价值的质疑。
第一章 我们与科学1科学，人类的事业（1）
权威论据和科学论据
当我们作出肯定结论时，我们就需要说明理由并提出论据。
我们得承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满足于权威论据，这是真的，因为某某人曾经这么说过：“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说过”，“ 这是教会圣师告诉我们的”。这种论据把一些享有盛名的大人物拉入我们的阵营，虽然加强了我们的智力享受，却只能说服那些早就被说服的人。科学思想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否认了这种类型的论据：借助于理性思考，通过逻辑推理把先前提出的肯定论断与全部事实或预先接受的学说联系起来。
这种做法当然笨拙得多，也更为吃力。而毫不费劲地写出各个步骤就能得到结论的方法更诱人。于是，在科学方法的表象下，人们重新回到一个简单的权威论据。唯一的改变就是中世纪反复援引的那些古代哲学家或者宗教空论家被现今的诺贝尔奖或者费尔兹奖费尔兹（Fields）是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费尔兹奖是根据这位加拿大数学家的遗愿设立的奖金，又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该奖每4年颁发一次，获奖者通常为40岁以下的在数学方面有卓越成就的数学家。——译注获得者所取代。
某位贸然闯入遗传学领域的精神病科医生，某个努力推进精英社会发展的青年高官俱乐部，他们反复宣传自己对“现代科学”或者“生物学最新发现”的言论。这种情形在当前重新抬头的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类人总是打着科学的名号宣称自己已经确定并按等级划分出各种不同的人类群体。然而，不难看出，他们所谈到的那些“最新发现”的内容与其论据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科学方法在我们社会的魅力强大无比，只需将某个结论冠以“科学”一词就足以让大多数的人点头称是。在那些使用这个词语的人的心里，科学的本质无可置疑，而且这种观念相当普及。
根据词源学，绝大多数人认为科学是知识、学问和可靠性的积累。对我们大多数当代人而言，科学就是一栋科研人员正在努力建设中的宏伟建筑，它的竣工似乎仍遥不可及，但是这个工程的进度已经加快了。这些研究人员们努力的目标就是理解并支配宇宙，为此应该确定描绘宇宙特征的参数，测量这些参数，破译观测到的信息，设想支配宇宙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检验这些规律是否与实验数据相符。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科学家在不断地进步，正如探险家们减少进而完全填补了世界地图上的空白，科学家们同样地在缩小知识方面的未知领域。
科学力争达到的准确和真实的标准就是科学效率。由于对自然机制有了更加正确的理解，人类能够采取行动，征服自然力，定居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人类是唯一有能力这么做的物种），战胜疾病甚至死亡，离开地球到外太空去探险，昨天是月球，未来的某一天将会到达其他的星球。正是因为这些成功，科学受到了尊敬，人们听取和引用科学家们的意见，把他们视为自己论据的担保人。
然而这种描述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界内部的人士所看到和所实践的科学。因为科学首先是一种实践，亦即一种遵守某些规则的实践活动。
科学实践
这种实践的目的是发表一篇关于宇宙的研究（原子或者银河，病毒或者人类社会）。为了配得上科学的组成部分，这个研究必须符合科学界公认或默认的几个要求。
第一条规则是只能使用意义明确的词语。这似乎是一个最低要求，对那些与科学无关的研究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要求。可惜，只要向每天困扰我们的句子的海洋瞟上小小的一眼就会明白不是那么回事。有多少因意思晦涩而不被或不能被接受的说法啊！因此，种族主义者使用的大多数句子都是关于某个“种族”的“优等”、“劣等”或者“智力遗传的决定论”之类意思不确定的字眼。
另一条规则就是设想一种可能驳斥该研究肯定论断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波普波普（Popper，1902～1994），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世界著名的认识论专家。
——译注“驳斥原理”。这位逻辑学家从中看到了区别科学论断与意识形态观点的标准。他认为，声称“白人必须统治黑人”（反之亦然）或“国王万岁！”（或者“法兰西共和国万岁！”）完全可以成立，然而它们与科学无关，因为这些肯定论断无法得到科学的验证。
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科学事业的首要目的不在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支配行动的效率，而在于我们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协调性。科学研究首先是对客观的研究。
为了阐明我们现代人眼中的科学（有些人以它为担保）与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所体验的真实科学（即本来面目的科学）之间的差别，我们设想自己向周围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有哪些主要的科学成就？”
很多人立刻会想到新工艺的发明或者新物质的发现，例如拯救了无数生命的青霉素，或者造成许多人死亡的核武器。这些发明创造使人类具备了更强的行动能力（好的也罢，坏的也罢，的确如此，但是我们认为那是政治家的责任，而不是科学家的责任）。
也有人会提到相对论或双螺旋脱氧核糖核酸。爱因斯坦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了我们身处的不断变化的时空结构；克里克克里克（Crick，1916～〓），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因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学说于1962年与沃森和威尔金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译注和沃森沃森（Watson，1928～），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因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学说于1962年与克里克、威尔金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译注让我们明白了那些维持生命和传宗接代所必需的蛋白质和生物信息的制造及复制是如何得到确保的。这些发现给了我们更强的理解能力。
但是，多数科学家的回答则会截然不同，他们所认为的20世纪的主要科学成就是那些既不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真实的世界，也不能让我们更有效地支配世界的其他方面的成就。
科学工作者
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地主，当地主购买一块新的土地时，他会对这块地进行评估，设想耕种这块地的最好方式，梦想着将来的收获。与此相反，当科学家得到这块土地时，他会直接冲向这块地的地界，脑海里只萦绕着一个问题：界定这块地的墙体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怎么到那儿去？因此，最关键的科学进步能教给我们更好地提问题的能力。
20世纪这方面的科学成就硕果累累。但是最新的概念常常被那些被视为科学的堆积如山的技术成就所掩盖。人类惊叹于新技术所提供的新能力，它们使我们无法看清随之产生的概念革命。因此，从科研人员提出一个概念到它被公众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之间需要花费极长的一段时间。
一个极为典型的情况就是我们对所谓的活的“有性生殖体”的理解。我们一直等到20世纪的头几年，才能最终理解孟德尔孟德尔（Mendel，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遗传学的奠基人。1847年成为天主教神父。1866年发表了论文《植物杂交试验》，提出了遗传因子（现称“基因”）及显性性状、隐性性状等重要概念，并阐明其遗传规律，后来被称为“孟德尔定律”。 ——译注早在1865年的发现：在它的单一而不可分割的表象下，个体实际上是一个受到双重控制的生命体，它的每个基本特征并非取决于一个因素，而是同时依赖于两个因素。这种“双重性”与常理对立，所以直到半个世纪过去之后才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并且尚未真正被公众所接受。我们只要看看性教育书籍对孩子们所作的解释，就能说明人类对这种重要的生命遗传过程即孕育孩子的深深不解：“为了让你降临人世，你的爸爸在你妈妈的肚子里放了一颗种子。”意图是好的，并且得到普遍的赞同，然而这是完全的错误，因为这句话否决了父母亲角色的对称性，把父亲比作主动的播种者，却将母亲比作被动接受的土地。真正的遗传机制使我们的想像落空，因为孩子接受了父母各一半的遗传信息，我们使用的字眼本身就与真理相悖。
我们在对生物世界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进步是在20世纪发生深刻变化的普通概念的范围里完成的。实际上，一些看似与生物学家的思考相距甚远，有时不为人所知的概念就是生物学理论的论据。这些概念首先出现于一个学科，后来逐渐地扩展到整个科学领域，改变了讨论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本身，但是这种进展有时候异乎寻常地缓慢。例如，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出现的、现今已经成为科学方法最基本要素的两个概念：不确定性和不可判定性。
第一章 我们与科学1科学，人类的事业（2）
不确定性
现代物理学的进展要求我们重新进行一些基本讨论。使用笛卡儿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解析几何学奠基人之一。——译注和牛顿（Newton）的理论再也无法解释“基本”粒子的运动状态，必须建立新的理论，形成一种新的面
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一种旨在让人意识到作出某些解释、声称将现实的运动状态引入逻辑思考只不过是在说空话的态度。
当我们研究一个质点以及它的质量、位置和速度时，传统物理学用相关的度量单位来描述其运动状态。1927年，物理学家海森伯海森伯（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第一种有效形式（即矩阵力学）的创建者。——译注
发表了量子物理学概念的推论，他用传统的物理学术语阐述了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因而以“不确定性关系”一词著称于世。根据他的解释，我们同时了解一个物质元素的位置和速度所能达到的精确度必定低于某个极限。我们越了解该元素的位置，就越不清楚它的速度，反之亦然。因为任何测量都需要观察，因此观测对象和观测工具之间的互动作用就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