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灾难？-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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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认为与基因有关的态度更恰当。那么，“这种特征是遗传性的”，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呢？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3形容词：“遗传性的”（2）
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的”吗？
当我们观察到基因的性状与该基因或该类基因之间的因果链看似较短时，其含义非常清楚：我们可以使一个或几个基因与每个特征形态相互对应，反之亦然。因此猕抗原血统是“遗传性的”，因为我们观察到这个系统的两个形态间的对应关系，即“猕抗原阳性”或“猕抗原阴性”。我们还知道那些出现在某个位置（术语为“位点”）上的1号染色体的基因分为两类，分别由字母R和r表示。在这个位点上接收到两个基因r ——同型合子 （rr） ——的个体为“负（阴性）”；接收到其他基因——同型合子 （RR） 和异型合子（Rr） —— 的个体为“正（阳性）”。
同理，许多血型系统、免疫系统、先天性代谢缺陷或大体上比较突出的特征均如此。严格地说，所有这些特征都是“遗传性的”，因为它们是个体遗传赠于中存在的某些基因组合的直接结果。
基因型的影响很可能存在甚至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我们却无法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精神分裂症遗传的研究很好地揭示了所碰到的困难。在此我们排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词含义的争论，并且作为研究的假设，允许精神病科医生可以用3个术语对每个个体作出诊断，这3个术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类精神分裂症者”和“正常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注意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见于某些家庭，这可能是一个有利于证明遗传性决定论可能存在的迹象；但是对其他相关行为的解释也有可能是想像出来的，因为行为独立于任何遗传因子之外，它是可遗传的。
确切解释可能存在的遗传决定论的一个方法大概就是分析系谱了。最广泛的调查恐怕是一个汇聚了来自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奈克（Necker）医院的精神病科和全国人口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的多学科小组见《美国人类遗传学学报》1980年第32期，55～63页，《精神分裂症：通过家谱分析进行遗传原型测试》，斯蒂沃特（J。 Stewart）、德布雷（Q。 Debray）和卡亚尔（V。 Caillard）合著。，这个小组研究了25个系谱，总计为1 333人， 研究人员使用那3个术语对这些人作出了诊断。
把这些系谱与那些用这个或那个遗传机制解释这些特征遗传的不同模式作一比较：一个位点上的基因的活动、两个位点上的基因的相互作用、分散在不同位点上的基因的综合作用……有些与观察结果不可比的模式就此被排除掉；然后用被称为“最大似然性”的经典方法在其他模式中选出“最佳”模式。这个方法以实际观察到的系谱序列概率计算为基础，假设某个模式可能会符合实际机制。概率最高的模式被认为是“最佳”模式。这个建立在众多假设基础上的推论当然是一个临时的结论，绝不可能被作为经论证之后的结论加以介绍；它仅仅与最符合系谱分析所提供信息的态度相一致。
奇怪的是，解释“精神分裂”特征的家族遗传的“最佳”的模式恰恰是最简单的模式之一，它将这种性状与那些存在于一个唯一位点上的基因连接在一起。根据这个模式，有两个“正常”基因即同型合子 （NN）的个体不会患精神分裂症；而具有双倍数量的某个基因 x即同型合子 （xx）的个体患精神分症的概率为25％，成为类精神分裂症者的概率为35％，是正常人的概率为40％；具有一个正常基因和一个基因 x 即异型合子 （xN）的个体绝不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其中的一小分会成为类精神分裂症者，概率约为5％。
假设后来的观察结果证实了这种模式，那么可以认为基因 x就是“精神分裂症基因”吗？这样说有些过分，因为接收了双份基因的人中有3/4的人，以及所有那些接收了一个基因 x的人都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另一方面，通过表述群体基因型平衡的关系所进行的简单计算（即在《差异的颂歌》一书中介绍的哈迪…温伯格平衡关系哈迪…温伯格平衡关系，是对英国数学家哈迪（Hardy）与德国医生温伯格（Weinberg）于1908年提出的描述群体内遗传平衡条件的统计关系的总称。——译注）表明有异型合子 （xN）的个体比我们预想的多得多：在欧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约占总人数的1％（这个数字在德国或苏联以及法国都是有效数字）；携带基因 x 的同型合子的个体则是带有异型合子 （xN）的人的4倍，因为模式显示这些人当中只有1/4患上此病。因此，基因 x 在集体基因型的频率应为20％（4％的平方根），而异型合子的频率则为2×0。2×0。8=32％。换言之，近1/3的欧洲人将毫无疑问地是基因x的携带者。因此，把这种基因视为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将是不可行的。事实上，带有这种特征的人不可能是任何必然性的牺牲品，因为带有同样基因型的人中有3/4的人由于有利的环境影响而并未患病。我们至多能说基因 x 是必须的但却不是足够的致病基因，或者可以说基因 x具有易感染精神分裂症的特点。这种说法与断言该基因的“遗传性”相比其判定差别更为细微。
肤色、失业与基因，性别、数学与基因
为了更好地阐明解释系谱研究的困难，让我们想像有一个火星人，他十分精通各种各样的群体遗传学技术，但是却分辨不出黑皮肤和白皮肤。他来到南非，决定研究一种在他看来决定个体命运的十分重要的性状，即失业这一事实。最初的观察结果告诉他，同一家庭的连续几代之间有着极为清晰的联系：某些系谱中的个体全都没有失业的经历，而有些家庭则几乎是一贯性地受到失业的影响。他从中得出了结论，这一特征极有可能受到基因型的支配。他扩充并且说明了自己的观察结果，设想一些遗传模式并且试图借用“最大似然性”等方法，从中找到“最佳”模式。十有八九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失业”的性状通过某个位于3个或者4个位点上的基因 c很容易得到解释。那么失业是一种人类“遗传”性状吗？
事实上，这个火星人可能会通过对遗传赠与数目的研究发现影响个体肤色深浅的基因（我们知道缺少基因 c 的个体就是白种人，黑皮肤会因这些基因的数目更多而显得肤色更深）。而在对象社会中，肤色与失业可能性之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的火星人所作的结论完全正确；根据这些结论，他可以作出一个正确的预言。至于该社会的运作机制，这些结论却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迹象。只要我们改变了社会规则就足以使所观察到的联系完全消失。
这个逻辑错误在于又一次人为并随意地隔离其中的一个因素，去研究一个起因于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现象。我们的头脑没受过以相互作用的观点思考问题的训练，我们努力地用事实取代一些各种原因相互作用的模式。所有关于“先天和后天”的问题都是这样的典型问题；不需要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否定了它们声称要研究的事实。
可惜，这些荒谬性常常被我们使用的深奥词语或复杂的数学公式所掩盖。面对这样的伪科学，我们有可能受到某些逻辑推理的愚弄；若使用普通词语表述这些推理论证，其荒谬性便会一目了然。唉，报刊常常提供给我们一些类似的滥用词语的例子。最近的一则事例为：一巴黎晚报（不是《世报》）在1980年1月3日以大标题宣称“数学天赋”与“一种女人身上少见的遗传基因 ［原文如此！］ ”有关。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向妇女们举帽致敬，认为女人并不一定都很愚笨（看看玛丽·居里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原籍波兰的法国科学家，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译注或者巴黎综合工科大学的第一名安娜·肖比奈［Anne Chopinet］就知道了），接着向我们宣称“美国的一个研究小组”证明了男人和女人的数学才能的差异“首先是一个遗传问题”。
书中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什么研究小组？属于什么领域？他们在什么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作者请读者相信并给予信任，因为事关“美国的研究人员”！但是，“遗传性的”这个词在此处的使用特别不审慎。当然，性别被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确定，男女性别间的差异，尤其是荷尔蒙的差异造成了他们的智力活动的差异。但是，将一个像数学才能这样十分难以捉摸和确定的特点归因于“遗传性的原因”， 需要一些我们至今仍欠缺很多的谨慎态度。
使形容词“遗传性的”具有意义，我们必须下一个狭义的定义。最好是将它限定在所研究性状的每个形态都符合一个或多个基因组的范围内。使用这个形容词来描述那些多多少少受基因型支配的性状只会造成混淆。事实上，无论什么性状都取决于这种基因型，因为性状是在个体上表现并发展，而个体又是以许多基因为基础才构筑而成。我们尤其要当心与这个形容词相关的命定性甚至厄运等词语的内涵，它们常常都带有一种模糊的倾向。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疑问
认知的飞跃不是来自于发现了长久以来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来自于一个新问题的表述，或者更常见的是，一个老问题的新的提法。当研究者的思考没完没了地碰到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或一堆不断增加的复杂情况而徒然地走入死胡同时，办法通常是那个用新词语提出问题的人想到的。
以围绕太阳的圆周运动或日心自旋来解释行星运动从16世纪末开始随着天文观测的日渐精确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用椭圆取代了圆，开普勒（Kepler）开普勒（1571～1630），日耳曼天文学家，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译注令之前的天文学家们提出的大部分难题都成为过时的问题；问题不再是将一个一个的圆周运动排列起来，而是确切地说明那些椭圆运动的特有属性。
同样，在19世纪，解释亲子间的性状遗传发展到一种自相矛盾。如果说，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孩子的性格是父母亲特点的融合，那么这种性状近似于双亲性状的平均值。对这一过程的世代重复必定会导致群体系统的逐渐同质化，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同质化，相反地，始终保持着多样性。最自然的解释和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对立不容置辩。孟德尔的假说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父母亲遗传给子女的不是他们的“性状”，而是支配这些性状的“因素”（我们现在称之为“基因”）的各一半；对于每个基本性状，一个个体就这样拥有两个因素，分别来自他的父母；这两个因素共存但不合并，一生保持不变，并轮到它们如此这般地遗传给下一代。这个假说，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它与生物学事实完全一致。孟德尔的假说与过去的常识发生了冲突，因为它指出了每个生命体都受到其机体双重控制的独特性。我们的思想难以接受这种系统共控性，就在孟德尔发现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许多推论仍然建立在默认的性状遗传，而非基因遗传的基础之上。
最常见的懒惰不是拒绝工作，而是拒绝用我们的想像力来回答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常常习惯于进行冗长的演算，解决一些复杂的方程式，使用一些艰难的推导公式，但是我们的思想在探究使用新术语所表述的疑问时却停止不前。数学家吉尔博（G。 Guilbaud）喜欢肯定地说我们的年龄不是动脉年龄，而是代数年龄，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刻更改描绘现实事物模式的能力。在这方面，一个常用练习和一次跑步一样令人更加年轻（见方框2）。
出于惰性，我们等待科学回答我们的问题；科学家们自己有时也这么做并且同意由那些“知道的人”，那些带来答案的人来向他们作介绍。而这有时是真的，但科学尤其是一个确定其界限的领域；而在科学的边界上，一切都成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就是那些无数疑问尚未真正形成和出现的科学领域。
智力跑步
作为消遣，让我们回想英国数学家贝特朗·罗素提及的下面这个逻辑框架：我到各大学的图书馆去，在每个图书馆都开列一个作品目录单；在做好目录单并将它放在一个书架上之前，我可能认为把目录本身加入这份目录是正常的，因为它构成了图书馆的一个新的成分。我也可以决定不做这个补充。这样，我宣布说图书馆存在两种目录，被包括在内的目录组成了A集合，而不包括在内的目录则构成了B集合。考虑到B集合的各个不同成分，我于是就能列出那些不被包括在内的目录的目录X ；那么这个目录属于集合A还是属于集合B呢？属于集合A吗？那么它被包括在内，所以我应当把X目录列入X目录中，但是 X目录是那些不被包括在内的目录的清单，所以X目录属于集合B；属于集合B吗？那么它不被包括在内，X目录不被列入X目录中，所以它不属于B集合。
我们很奇怪地发现这种自相矛盾与我们在本书13页提到的困难有关，那些事先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接触这种矛盾的人很难理解它，他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听懂这篇其实很简单的研究。接下来的逻辑推导是一个事实，但最困难的却是弄懂为什么其他人难以理解它！
方框2
可惜，将科学状况传播给大众的活动极为失真。消息总是与发现、成果、答案有关。只要一颗新的土星卫星被发现，或者一个新的粒子在泡箱中留下了它经过的痕迹，所有的报纸都会转载这封电讯，向我们报道这个消息。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简讯通报告诉我们一个似乎早已得到解决的问题，它的公式又发生了变化之类的消息。重新质疑构成了研究的核心动力，它们不是“大事”；因此，它们在相关研究人员的小圈子外就传播得很慢。不是因为提供信息的人不愿意或缺乏能力，而是由于传播本身的困难造成了这种非信息性；这可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某些人于是把自己个人的思想观点视为唯一符合“现代科学”或“经过科学论证”的观点加以阐述。为了与这种有可能会错用（重新鼓吹优生学的企图就属于这种情况）和挪用某些科学结论的行为作斗争，我们有必要弄清当前的疑问，既不过分地自认失败也不得意洋洋地自认必胜。
每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应该关心这件事，让大众了解他们所碰到的概念难题；这样，他们会提供所有必需的武器来反对科学争论所滥用的不妥当的解释。我们将在下面的几个章节中举例研究三方面的问题，虽然在三个方面中生物学所带来的问题多于答案，但是生物学也使我们能够用比以前更清楚的含义来阐述这些问题，这三个方面就是：教育、社会组织与生命的演变。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个体发育与后天生成
教育：将一个“小孩子”培养为一个“人”；把从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偶然相遇开始的许多生物过程所造就的一个个体，变成一个在人类命运的洪流中占有一个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