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您不知道的 作者:郭宝昌-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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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吧。没想到我睡得如死猪一般，第二天一醒见这苹果居然叫耗子啃了一半儿。罢了，您都劳改了，四季还平什么安！还有各色的，师范大学一小子，不会做饭，也不愿麻烦别人，把白面和馅儿卖给别人拿钱买了十斤挂面。早晨起便找人下棋，将一斤挂面顺在暖水瓶里，灌上刚开的水，一盘棋下完，将面倒出，已经泡熟了，倒点酱油，几口就吃完了。下了一天棋，竟吃了五斤挂面。
您想，这个吃法，粮食定量能够吗？反正我每到月底至少两三天就没粮食了，这两三天只好“瓜菜代”。所谓“瓜菜代”就是光吃菜不吃粮食。这是中华大地一九六0年困难时期发明的新名词儿，以瓜菜代替粮食，于是二分钱一盘的盐水白菜，来十盘儿，然后就去扛一百一十八斤的麻袋。两分钱一盘的盐水煮倭瓜，来十盘儿（多了也买不起，不但没粮也没钱），吃完了再去搬那一百三十斤的水泥构件，能不饿吗？两脚发软，眼冒金星，下了工浑身打晃儿。总得想法子，各村都有很多的高招儿。
一天收工回来，看见路边职工在买大葱，一分钱一斤，我买了十斤；一顿吃一根，那得吃多少顿？一个月至少可省八九毛钱，那是多少盘盐水煮倭瓜？刚拿到屋里，管理组派人来叫我去，有人汇报了。管理人员拍桌子瞪眼地怒吼着：“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还要买大葱？那是职工的福利葱！你也配吃大葱？你个腐朽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你还要吃大葱！你还想吃什么？写检查！”我不但把大葱全交到了管理组，还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从“小时候就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检查起，深挖“买大葱”的犯罪根源，我实在是太“反动”了。
明的不行，来暗的。南口农场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地，经常有野兔出没，何不打兔子！开始不行，一来二去有了经验，有了准头，我成了射兔神手。兔子胆小，一出现立即钻入草丛，你左手拿块小石子儿，右手拿块大石头，轻轻从坑底爬上来扬手准备好：先将小石子儿扔向草丛，这叫打草惊兔，它会立即窜出，右手的石块奋力打去，我几乎是百发百中。死兔扔到坑里，收工以后以上厕所为由，到防护林中把兔子剥皮，放在大茶缸里一煮，撒把盐，一个人吃一只。那可比盐水煮倭瓜好吃多了，那是肉。
后来发展到抓刺猬、黄鼠狼、野猫。最好吃的是刺猬，剥开硬壳以后，壳上有一层厚厚的板油，先放在茶缸里炼油，把油渣吃掉，然后将刺猬切割放在油里炸，哎呀！“酥炸八块儿”。谁享受过？最美味的是蛇，但不多见。一次搬水泥构件，搬到最下一层，好家伙，十几条大大小小的蛇。正在冬眠的蛇，一见阳光立即窜动起来。我把构件一扔。真是艺高人胆大，我用手奋力拍去，将十几条蛇“劈劈啪啪”打死，塞到了我的棉衣中，整整炖了两大茶缸子，连汤带水全吃了，这是高级餐馆的“蛇羹”啊！
还有一次打草，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条蛇，太可怕了，蛇只有一米长，竟有铁锹把儿那么粗，而且不跑，冲着我伸舌头。审视片刻，我突然抓住蛇尾抡圆了往石头上摔，一下、两下，那蛇竟然大大地张开了嘴吐出了一只没了毛的麻雀，再摔又一只，一连吐出四只，那蛇一下子变得只有大拇指那么粗了。原来肚子里有货。这下好了，连蛇带麻雀，炖了一大缸子的“龙凤呈祥”。从没吃过这般美味，要是有点儿葱姜蒜就好了。
实在没什么好打的了，若想果腹，那就是麻雀了。麻雀所以不受青睐主要是太麻烦，小，还得拔毛儿，开了膛后又没多少肉。不是没有可吃的吗，总比没有强。麻雀最好打，进了牛场堆草的大棚，麻雀多得成了灾，只要用大扫帚用力一拍就七八只，拍个百十来只，拿脸盆一煮，撒上盐和辣椒面儿，味道也不错。一盆吃下去，省了一顿晚饭，也值！又有人打小报告了，管理组把我叫了去，习惯了，不就是换顿臭骂要份检查吗？这种错误因为不太反动还不至于挨打。奇怪，管理人员没拍桌子，却问我兔子怎么打，我说用石头，他不信，我详细介绍了经验，他说哪天打一个给他看看，我说那你得蹲到我坑边儿等待兔子出来。当然他没有等，我反正免去了检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吃的是猪狗食，吃得舒心也还罢了，“文革”开始以后，“反革命分子”买饭又有了一条新规定，叫你吃猪狗食也吃得心惊胆战。所有的反革命、黑帮、四类分子全归到了一个窗口，在最边儿上，那就有差不多两百人；别的窗口都没了人，也不许我们过去，这还无所谓。
最要命的是，买饭前要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可架不住卖饭的存心治你。你得先背“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然后问你买什么？一个白菜四个窝头，第一个走了。第二个上来也背“凡是错误的思想……”里边立即怒斥，人家刚背完你又背，靠边儿站！得，买不成了，这一靠边儿就得等两百人都买完了才轮到你。第三个上来了，背条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里面的人更怒了，这也是你能背的吗？你要造谁的反？靠边儿站，又一个。第四个上来了，背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更砸了，你不忘？你要跟谁斗？靠边儿！第五个上来了，里边儿又出幺蛾子了，背“语录”第十一页，这谁记得住啊？没的说，靠边儿。第六个上来要他背十五页第二条，这小子是电力学院的，极聪明，他知道里边那人不过是瞎说一页，他也未必知道，便乱背了一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真灵！买什么？八两米饭一倭瓜，他过关了。第七个上来了，第九页第五条，有了前车之鉴，他也顺口就来，“要斗私批修”，其实根本不是这条儿，里边儿那人却说，五个字儿，你倒省事！这不算，靠边儿！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这么扯皮，直到出工哨儿响了，还有好些人没买上饭。甭吃啦，赶紧去集合，出工是哪个也不敢迟到的，只能饿着肚子干半天活儿。
人人自危。后来买饭前都得想好了“语录”，问问前后的人不能重复，还要适合批判自己反动本质，还不能太长，长了他说你故意捣乱；也不能太短，还得记住是哪一页，万一他正好知道那一页那一条，你瞎说，不成了欺骗革命群众，诋毁毛泽东思想吗？真累！您说，这还叫吃饭吗？不就酱油汤子拌倭瓜，盐水煮白菜帮子嘛！至于吗？
第二节 自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农场劳改快两年了。我们是被明令禁止不许议论，当然更无权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可是，整个农场铺天盖地的贴满大字报，每天排队去买饭，总要偷看几眼大字报，终于明白了，这次运动主要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于不是整群众了。心里不那么紧张了，可太幼稚了。
没几天，首先看到的是四类分子劳改队的人全都被剃了“阴阳头”，实在过于怪异，不是剃光，而是东留一绺，西留一撮，坑坑洼洼、长长短短，这叫“牛鬼蛇神头”。我们很庆幸，大概对我们的政策与四类分子不同，没把我们剃成那副德性，那种侮辱，作为一个人，是无法忍受的啊！当时我们对红卫兵造反的情况一无所知。还寄希望于什么政策，这不瞎掰么？
八月中旬，正要出工，忽见门口贴出一张大告示，勒令我们四点前立即将狗头剃光，否则“格杀勿论”。这下儿可全懵了。但依然抱有幻想，组长跑到管理人员那里问是否要听红卫兵的命令剃头？管理人员竟反问：“你们说呢？”这还用说么？剃！“臭老九”总是能找到解脱自尊心受辱的理由，有人便说，这是红卫兵对我们的宽大，剃光总比四类分子的“阴阳头”体面多了。可是一百多人，只有三个推子，一个小时如何剃得完？于是，剪子、刮刀、剃须刀、推子，凡能将头发彻底消灭的工具全都用了。都是狗头，也没那么讲究，“格杀”都“勿论”了，“格剃”还论什么！神速，不到四点，全光！只有邮电学院的一个小子，牛×！坚决不剃。他认为这是侮辱，人身侮辱！士可杀而不可辱！好像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侮辱”似的。对红卫兵的宽大毫不感恩，结果被红卫兵打得鲜血淋漓脑袋开花，并按四类分子标准剃了“阴阳头”。
这本来是件很悲惨的事，可最不可思议、最让人奇怪的是，剃了头的诸君坐在屋里等红卫兵揪斗，瞪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突然都大笑起来。我也笑得肚子疼，这种笑是非常反动的，若被红卫兵看见那是定要“格杀”的，都知道这“笑”的危险性，可谁都忍不住，有捂住嘴的、有低着脸的、有扭着头的，只是笑。我居然想到很多文艺作品描写的悲惨场面：哭、悲痛、撕心裂肺，都不对了，应该笑！你不笑因为你未身临其境，“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一声断喝，我们被红卫兵押到大礼堂前的小广场上。都不笑了，因为我们身上立即溅满同伴的鲜血，于是罚跪、挂牌子、游街。这游街只在书中看过，那是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却不知游街竟如此难过，没点儿功夫还真不行。九十度弯腰前行，最要命的是还要双臂举起前伸，这很难过，不信您现在就试试，看能坚持几分钟？也许看到这里您出于好奇真就试上了，体验一下，怎么样？……您坚持了多久？街两旁全是手持棍棒皮鞭的红卫兵，而且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后来才知道，总部有令，如有反抗立即枪杀。
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而且专门往水洼、泥地里赶。只听见混乱的谩骂声和吆喝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劈劈啪啪”的抽打声，听到最多的喊声则是：“妈了个×！把胳膊伸直！”没错儿，两臂伸直太难了，我已经坚持不住了，可我深知把两臂放下来的后果。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两手放在前面那人撅着的屁股上？这么混乱的场面，总不会被发现吧？我快走两步，把疲劳到极限的双臂搭在前面的屁股上，那叫舒坦，那叫痛快，假如当时有人问我：“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把双手放在前面的屁股上”。大约也就十几秒钟，我的不轨行为被发现了，随着一声：“×你妈的俩手往哪儿搁？！”一棍抡下，疼得我忙把手缩回，可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第二棍狠狠抡在了前面的屁股上，我很内疚，真不是故意的，叫他挨了一棍，后来很想向他道歉，但始终没弄清那是谁的屁股。
当时的游街队伍已没有队形，混乱不堪。可就那十几秒钟救了我，使我一直坚持到游斗完。我们被赶回监舍，刚一进屋，砖头、石块儿立即从门、从窗户雨点般地飞进来，伴随着男男女女红卫兵的不堪入耳的愤怒的脏话。谁也不敢抬头，只听见被打的“哎哟”声，我站在双层床的一侧，一块砖头狠狠地打在床柱上，距离我的鼻子一寸，床柱上立即有了一个坑，若打在我头上，也就“格杀勿论”了。我们无一人反抗，哪怕是稍稍的反抗，没有。
第二天斗四类分子，我们全体被拉去陪斗。我们被放走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吓得腿肚子朝前”的滋味儿。有了这一连串的惊吓和受辱，才有了我后面的自杀，咱们还是另起一段吧。
对于劳改犯来说，劳动只是手段，其惟一的目的是“认罪服罪”，我没认真统计过，五年中我写的“认罪服罪书”少说也有上百万字吧，我完好地保留至今。“平反”时发还给我，没舍得烧。“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这好像是列宁同志说的。对于劳改犯来说，管理人员最怕的是什么呢？翻案！你一翻案就是说你不是反革命，那管理组就错了，把你定成反革命的原单位也错了，那就是“党”错了，你想想“党”能错吗？所以“认罪服罪”是首要！其他如不好好劳动，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打兔子吃刺猬等等，那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犯人的“翻案思想”稍稍有点风吹草动，蛛丝马迹，那就是塌天之祸，就要全体总动员，严批狠斗。不但叫你体无完肤，也是杀鸡给猴儿看。
“文革”之风刚刚吹来，监舍之中立即人心浮动，因为把我们定成反革命的直接下令者，是当时市委某负责人，他被揪出来了，他是反革命，那我们就不应该是，总不会敌人把敌人揪出来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于是翻案思想泛滥。结果一个个翻案者被揪了出来，那种惨不忍睹的批斗，令人胆寒。我不止一次地警告自己，千万别走这一步，那将是灭顶之灾。可事实上，有些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您读过雨果“同志”的《悲惨世界》吗？冉阿让明知再隐忍一下便可被释放，但他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只要看见一点儿亮光就要越狱，就想逃出去，狼性。我也不例外，我看到了一线亮光。
其实，我当时翻案之心已死。当那一轮对翻案者的残酷批斗后，大概是为了消灭犯人的翻案幻想，管理人员宣布说，当时市委有些人把我们揪出来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是在大学生中选出一批反革命的精兵强将，放在了劳改农场监护起来，作为反革命的别动队，随时准备利用这批力量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这才知道不是敌人揪敌人，而是敌人在保护敌人。没想到我们还如此受领导人的重视，这么有用，能不受宠若惊？既然如此，你还翻他妈什么案？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啊。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每个犯人所在的原学校又都揪出无数的反革命，凡曾与我们有关联的人都难幸免，于是每天都有人来我们劳改队找犯人外调。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所在的电影学院造反派“井冈山”的革命领导前来找我外调了，令我瞠目的是，同行的三人竟是原来和我一起打成“反动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只受了“警告”或“记过”处分，只有我是反动资本家而一人入狱。
我本以为他们也难逃此劫，早被揪斗了，哪知他们都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原来所定的“错误”，却变成了向黑党委斗争的英雄事迹！
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呢？咱们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他们说了，我不一样，我是残酷迫害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罪不容诛的反革命分子。班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动集团，只有我一人是反动的，当然也还有反动同伙，那就是我和两位班主任田风和汪岁寒，我们三人勾结在一起，残酷排挤、迫害工农子弟，施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在班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必须交代如何陷害的工农子弟，把那些诬蔑工农子弟的不实之词全部翻案，重新交代我们三人反党罪行的巨大阴谋。而且给我规定了一二三四等具体罪行。
他们声色俱厉，我低头不语，没这个道理吧？太不合情理了嘛！要翻案大家一起翻，玩儿这种舍车保帅的把戏，太不仗义，太不光明正大了吧！他们又说你必须重新交代，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否则你也知道红卫兵不是好惹的。我当然知道不是好惹的，我早见识过了。
我很讨厌威胁，可我是个软蛋，当然不想惹红卫兵。我不知电影学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肯定造反了，但对立面的红卫兵肯定揪住他们曾是反动集团成员不放，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