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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说点您不知道的 作者:郭宝昌-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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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讨厌威胁,可我是个软蛋,当然不想惹红卫兵。我不知电影学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肯定造反了,但对立面的红卫兵肯定揪住他们曾是反动集团成员不放,他们必须先正名,便不得不来找我把他们身上的一身烂屎先擦干净。好好儿说嘛!把你们的难处告诉我,我肯定帮忙,反正我已入狱了,不过是只“死老虎”,牺牲就牺牲吧!何必装成正人君子来威胁恫吓、拍桌子瞪眼?不都哥们儿嘛!他们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

  想了好久,我不能不写。红卫兵的棍棒我是领教过的,于是我按照他们的口径,只写了我与田风、汪岁寒三人“反革命集团”迫害工农子弟的“罪行”,至于给他们个人翻案的材料我一字未写;田风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他们的恩师,而且早在一九六五年已被学院迫害致死,其冤弥天。我写了这份材料,留至现在,每当看见,便觉愧对田师在天之灵,我不是人!

  果然过了几天他们来取材料了。而且三人之中换了两人(我们当时全班二十三人中,有八个被打成“反动集团”成员),其中一人正是当年把我们打成“反动集团”的人。当年,我也没饶了他,揭发捏造了他很多罪行,其中一条儿最狠的是“打倒×××”,他也成了八分之一。

  显然,他们看了材料以后十分不满,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写翻案材料?我说没想好怎么写。那位“八分之一”问:“我什么时候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学着哑嗓子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他再问:“我什么时候从桌后面探出脑袋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

  对于他,我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谈不上客气。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一直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不知为何突然起身走了,剩下的五个人忽然有四人一起上了厕所,只剩了一个人,是当年“反动集团”的主要成员。他看看四下无人,突然对我说:“该翻的全要翻!彻底地翻!包括你自己在内!”说完又眼露凶光,满脸诚恳地向我飞快点了几下头。这一线“亮光”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惊天动地的信号!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全部忘诸脑后。正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他们又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我的思想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假如按那人所说,包括我在内的此案全翻,那我就不再是反革命,我就可以结束劳改生活,我就是革命群众了,而且还是受到迫害的革命造反派,这太诱惑了,我甚至想到我回到学院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可这案翻得成吗?我并不担心那些已定案的罪行,可以矢口否认,可以辩成是革命行为,人嘴两张皮,由着你随便说。我担心的是这帮人是否可靠?两次来人分明是逼我给他们翻案,没我什么事,我还翻什么案?而那人说包括我在内,很可能是诱饵,骗我给他们翻了,至于我翻成翻不成他们根本无所谓,那时我就会被弃之如敝屣,也可能连破鞋都不如地被扔掉。我再因翻案而挨批挨斗,关他们屁事?

  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故意做局,弄得声色俱厉,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我与那人单独对面之势,这才图穷而匕首见,告诉我“包括你在内”,此行目的就是要救我于水火之中。仔细想来又不对了,他们若真想给我翻案,完全可以把我揪回学院批斗,那时再翻案,我的人身便有了极大的保险系数,我可以不再回劳改队。当时红卫兵组织是有权从劳改队把犯人提走的,管理组也不敢拦。可他们没这样做,我的第一种分析是准确的:诱饵!我怒了,分明是耍我!那咱们就耍耍玩儿吧。

  他们深知为我平反冤狱之难的巨大的风险:我若翻不成,给我翻案的人岂不也真成了反革命,所以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叫我给他们翻案,我的不能翻。这样既把他们全择了出来,又表明了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箭而双雕。至于说的那句“也包括你在内”,完全可以不承认,有旁证吗?谁能证明?顶多是再给我增加一条“诬蔑革命群众”而已。

  不给他们翻案,风险极大,红卫兵的棍棒不是吃素的。给他们翻案,风险同样大,那就意味着给自己翻案,岂有一个反动集团却不反动,就我一个人儿反动?那红卫兵的棍棒也是天天要开荤的。我历经磨难,何等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我给所有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全翻了,但每人留了最致命的一条咬死不翻,譬如“打倒×××”。你说我没给你们翻?明明翻了百分之九十九,你们说我犯了“翻案罪行”?我每人留一条,只这一条,在当时是可以乱棍打死。同时,还留了后路,叫他们知道,不给我翻,你们就休想彻底地翻,就休想把我扔下不管,你们就还得来找我,直到你们彻底醒悟,否则就两败俱伤,至少我先保护了自己,而你们的人身安全并无任何危险。

  材料交上去了,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来取材料的不是那些人了,竟是“井冈山”对立面组织的人,当然也是革命群众造反派。他怒不可遏地指着我已翻了供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说我胆大包天,居然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不管怎样解释,他根本不理会那未翻的百分之一。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冷冷地望着我,我被勒令重新交代。我想这应该是两派之间的斗争,见过,农场的职工也分成两派,打得头破血流。这份交代材料我不能写,万一“井冈山”的带着那帮人再来呢?那就瞎了。不写又不成,我采取了拖延战术,总能拖到那帮人再来,然后见机行事。

  可一个月过去了,两派的人都没再来,管理组的人也没催我交材料。我忐忑了一个月,终于松下来,心想大概没事了,知道找我也没用。却不料,风云突变。

  下午出工的时候,有两个人留下没去,这是常事,肯定是干别的活儿了。等晚上收工回来,进屋一看,着实吃了一惊:上下铺睡十个人的小屋子里,竟然铺天盖地挂满了大、小字报,我的床头几乎被封死。

  醒目的大字标题全是讨伐我的。

  “郭宝昌翻案,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请看郭宝昌的翻案罪行!”

  “郭宝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砸烂郭宝昌的翻案狗头!”

  当然,郭宝昌三个字都是倒着写的,都打上了红“×”,我一看便知,这是管理组布置的。急忙跑到管理组,可管理人员根本不听我说,他说他全知道,叫我写好交代材料,准备在组内接受批斗。显然这又是杀鸡给猴儿看。

  这一段时间翻案之风猖獗,一个个被揪斗。一是管理组在“文革”开始后曾悍然宣布,我们已改判,全都是“无期徒刑”!既无司法程序,又无任何判无期的罪证,就这么定了,人心大乱,哪个不想翻案?也好找一条出路。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曾有两个犯人,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师专的,由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和企图叛逃被升级送进了正式监狱,正经是宣判带上手铐子走的。没想到“文革”一开始,北大那小子突然跑回来了,超出一般夸张地故意惊讶地问:“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们监狱的人全都造反了,管理人员都被揪斗了,你们还在这儿受罪?监狱都比你们这儿强,不用劳动,也没有红卫兵捣乱,你们还不造反?”我们都吓得毛骨悚然,谁敢搭碴儿?他示威一样地说他回来只是为了拿他被捕时没来得及拿的洗脸盆。

  管理组的人明知他来了,却无一人敢露面。他走以后直到晚上才把我们集合训话,说北大那小子是越狱逃跑,是永远也翻不了案的反革命,公安局正在通缉他。奇怪,正在通缉,你们为什么不抓住他?没有人信,又不能不让你想,监狱的都没事了,为什么还关着我们?翻案思想自然是死灰复燃。正要抓几个人试刀呢,我这个活靶子,管理组焉肯轻易放过!我回到监舍,已没有一个人再理我,都在低着头写揭发材料,准备进行对我的批斗。其实我在组内人缘还不错,我从未主动揭发过谁或背后打小报告整谁,我十分厌恶和痛恨这种行径,但我依然遭恨。

  最主要原因是,所有劳改犯除极个别的,几乎每人都挨过批斗,有的是因为不好好劳动,有的是因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您别以为是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譬如我有一次上房修屋顶,随便说了一句“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便是恶毒攻击红卫兵,天天打人,我借此发泄反动情绪。这挨得上边儿吗?可就这种言论凑上个十条儿八条儿也要挨一次批斗。我很有控制力,尽量少说话,我始终没挨过批斗,这就遭恨!有个小子在总结会上狠狠地说:“其实郭宝昌思想最反动,但老奸巨猾,他就是不说,不要以为不说就不反动!”这叫什么逻辑?反正你抓不住我什么把柄。可这次不行了,我知道我逃不过了,脑子里不时闪过一个个因翻案而被斗的人的惨状。

  我心寒了,我不能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蹂躏,我知道我承认翻案必要往死里打,不承认翻案依然要往死里打,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材料交到管理组,他们不看,叫我批斗会时念给大家听。我走回监舍,只听里面有人喊:“不老老实实交代就打!”“什么老实不老实?先打!打完了再交代!”我一推门,全都不说话了,直瞪瞪地望着我。我说假如我在这儿不方便,那我先出去,你们说完了再叫我进来。我关上门走了,站在不远的厕所旁的防护林边儿上等候。眼前一片黑暗,我的末日到了,我突然想到了死!叫犯人自相残杀,没有比这更残忍、更缺德的了。都怎么了?我们之间有什么仇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与其受这样的残害、侮辱,倒不如死!士可杀而不可辱!这种思想本来就有,但集体被辱的时候,尚可忍耐,真把一个人提出单练,则感受完全不同了。可一想到死,我的心立即紧缩,手也在抖,我想从脑中驱逐这个“死”字,但已经做不到了,突然袭击已把我陷入绝境,无他路可寻,宁可死!我懵懵懂懂地被叫了回去,糊里糊涂地躺下睡觉,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没有。

  第二天一早迷迷瞪瞪地起床,神情恍惚地出工,也不知道哪天批斗我,我也不想再写什么交代材料,脑子里只剩下那一个字。莫名其妙地又想我死后会怎么样呢?谁先发现我?把我烧了还是就地掩埋,总不至于抛到荒郊喂野狗吧?同室操戈的犯人会怎么想?管理人员会后悔吗?死了犯人他不负责任吗?有人会往我家里送信儿吗?我妈妈知道了会怎么样?我曾经那样无礼地对待过她。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去向一个反动资本家送信儿呢!想啊想的真他妈累!太累了,比干多重的活儿都累!而且我做贼心虚,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监视我,盯着我,窥透了我企图自杀的阴谋。我更紧张了,尽量装得很平静,其实没人看我,干活儿都躲得我远远的。他们不能和我接近聊天儿,那样便有通敌之嫌,至少划不清界线。

  我开始考虑怎么个死法儿,这是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喝农药?果园里到处是农药,但向职工要或偷都容易被怀疑和发现。碰头而亡?我怕我不忍心用那么大的力。切腕?那死得太痛苦了吧?上吊?对,上吊好,前不久刚有个四类分子在林里上吊了,既不毁容还留个全尸。定了,上吊!那得有一根结实的绳子,出工收工的路上,我贼眉鼠眼地踅摸绳子。终于在大水池旁觅到一根长短粗细和结实程度都适合的绳子,拾起系在腰间。最重要的是选择一棵树,要有能负重的树杈,高矮还要合适,还不能离宿舍太远,远了是走不出去的。厕所旁的防护林里有棵杨树好像是专门为我预备的,要不要写几句遗言呢?不必,我不欠谁的债也不欠谁的情,无言可遗。

  只有一件事叫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在我千衲万补的棉衣上,一块补丁下面缝着我入狱前女朋友的一张照片,我死以后,他们是一定要抄检我的东西的,万一这张照片落入他们手中,那将是对我神圣情感的一种亵渎,追根寻源也会给我这女友带来无穷的后患。对!必须把这张照片处理掉。当一切想定的时候,我突然如释重负,立即轻松起来,轻松得简直有点儿愉快,你说怪不怪?我曾读过托尔斯泰写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写过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临死前的思维状况,我在读书笔记中曾大大赞赏过老托的惊人的笔触,太精彩了,我始终怀疑是老托本人经历过的场面。现在我也体验了一把,我明白了,人要自杀,最恐怖最紧张的是决定死的过程,一旦定下来,整个儿的身心便全都解放了,有一种不必与凡人再打交道的彻底的轻松。让一群的“凡鸟”来“观葬”吧!

  过了两天,管理组终于向我宣布,第二天开我的批斗会,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准备好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准备,这无异于向我宣布,可以死了。

  入夜。熄灯以后,很快不到一分钟,我看到同舍的人都已呼呼大睡,那都是累瘫了的人。我依然精神百倍。几天来我睡得极少,也不困,也不累。我将棉衣抱在胸前,又慢慢将被子拉起,将头蒙上,然后把周边四角全掖好,以免漏光。我打开手电筒,轻轻将棉衣上的那块补丁拆开,取出了我女朋友的照片,我凝视良久,深情地亲吻了两下,终于下决心将照片撕碎,放在了嘴里。照片纸很硬,无论如何嚼不烂,不信您可以试一试,只能嚼成一个硬纸团,我只好十分艰难地咽了下去。

  做完这最后一件事,踏实了。我关了手电筒,掀开被子,从床下拿起绳子,悄悄地下地走出监舍。我觉得挺悲壮的,比后来与母亲较量,与养母诀别,垃圾堆里捡书,单刀赴黑社会的饭局都要悲壮。

  外面,月光如水,我心里也静如止水。好像不大像一些文艺作品中描写的那样,自杀前要哭天抹泪,怨天尤人,或说什么“祖国啊永别了”、“爹娘啊,我不能再尽孝了”之类,好像都不太对,我不但不紧张,也不悲痛,而且还有些得意。我终于没让你们侮辱我的阴谋得逞!

  我来到防护林里找早已看好了的那棵树,还没走到,忽听一声呐喊:“干什么的?”随即有七八个电筒光亮了,全都向我射来。这是巡夜的红卫兵,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其实这些人白天打扑克、喝酒、睡大觉,晚上没事儿出来了,最大的乐趣就是找一个黑帮分子审着玩儿。玩儿累了,也天亮了,他们又去睡。

  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以为他们发现了我要干什么,连忙大叫:“上厕所!”我迅即转身向厕所跑去。我站在尿池子上透过小纱窗口向外张望,想他们过去以后我再行事。谁知这帮人来到我们监舍对面便席地而坐,那里有个小土坡,嘻嘻哈哈聊起天来。等了一会儿,看那意思暂时走不了,我只好走出厕所。几个人的手电筒又向我射来,直把我送进监舍,我又躺下了,只好等。

  等“死”的滋味儿就不好受了,大有度秒如年之感。慢慢听到外面没有声音了,我又悄悄起来向外走。刚一推门出来,没想到七八个电筒光立即射来,大吼着:“干什么的!”这帮小子根本没走,还坐在那儿。我只好又大喊:“上厕所!”我没别的可说,只听一红卫兵骂道:“你他妈一晚上上几回厕所!”我他妈也不想上厕所啊!但没辙,只好再进了厕所,依然透过小纱窗向外望,这几个“孙子”(后来有人说这几个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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