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您不知道的 作者:郭宝昌-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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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激醒，以为打雷，他晃来晃去便有了“用冰凉的手”按他的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一种什么心理；几十年了我也没想通。邮电学院那小子忽然撇着嘴十分不屑地说：“这样子是杀不了人的，杀不了。人一动线头就会离开，假如先把地线拴在脚趾上，再用另一头……”说到这里突然他不说了，他看见我正惊讶万状地瞪着他；别人也都扭过头来瞪大了眼睛看他，他忽然摆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大家都拿出“毛选”假模假式心不在焉地看起来，我仍万分不解地瞪着那小子。他又忽然抬头向我说：“郭宝昌，你不要老看我，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杀你？不不，我不会，我不会杀你，不用害怕，我真的不会杀你。”可他说不杀我比说杀我还要可怕。这都叫什么事儿啊？都怎么了？人已经完全变异了，人性已经完全迷失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看“毛选”一直看到了天亮，C君坐在床上始终一动未动，只做着一个动作，不停地搓着自己乌黑的手。
管理组的人终于懒洋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笑眯眯地问出了什么事？我们指着满屋的乱电线向他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他说上午不用出工了，每人把详细经过写一份材料。他把C君带走了。叫我们继续保持现场。
一个小时后，材料都已写完，别的监舍的人都跑来看稀罕，又闹哄哄地出工去了。管理组的人带了两个公安局的人来，挨个询问我们并做了笔录，而且画了现场图，说不必保留了。这才把乱线收起。管理组的人仍笑眯眯地说C已说了，从w杀起，先w后郭，那就说的是我，我是第二个，然后按次序一个不落地全杀死，再自杀。果然如此。小个子V君忽然问：“这我们要死了怎么算？”管理人员似乎没听明白：“什么怎么算？”V君说：“我们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敌人做斗争才被杀死的，我们还是反革命吗？”管理人员又是反问了：“那你们是什么？”V君说：“我们死了，至少给我们摘了反革命的帽子吧？”
管理人员冷笑一声说：“你们死了，不过是臭块地！”
C君出去以后我们奉命搜查他的东西，在那个小本子里夹着一张C君写的绝命书，没有那张照片，是否和我一样也吃下肚去了？原来他父母早亡，是姐姐把他带大的。姐姐在福建。
绝命书上写着：
“姐姐，我活在世上，除了给你增加耻辱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只有这么一句话。
第四节 平反
我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入劳改队；到一九六八年底整整四年。中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这批“反革命”大学生成了无头公案，刑满释放也是遥遥无期。命运肯定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糟糕的是，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居然不得而知。你表现好不好，跟你能否放出去，毫无关系。
所谓“管理组”，也仅仅是个管理机构，早已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们惟一能决定的是随时可以揪出一个人来批斗，那当然权力也不小，专政机构嘛！所有犯人的思想陷入了极度的灰暗之中，忍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大家都特别关注“文革”的进展情况，希望混乱早日结束，至少有一个可以决定我们命运的人或机构，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的真实处境、我们刑期还有多久、我们的未来由谁负责。没人相信已宣布的“无期徒刑”，镇压犯人的手段而已。随着各派的“大联合”，“革委会”的相继成立，似乎乱得好了些。下边会怎么样呢？难道没有一个部门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吗？
又是一个严冬，南口的气温要比北京低四五度，土地硬得像水泥地，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儿，不到半小时，我们便大汗淋漓。有几个人，当然有我，居然在数九寒天脱光了膀子干活儿了。干活已经是我们排遣忧愁的惟一的好办法了，一天干下来，浑身松快。收工了，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监舍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大卡车扬着尘土停在了我们监舍前，雄赳赳地从车上跳下了十几位男男女女的革命小将，红臂箍上分明标着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一下车便大吼：“北大的学生，收拾行李，上车！”“北大”是揪出反动学生最多的学校（北京高校中只有清华大学没有。据说是蒋南翔校长抵制了，这在“文革”中成了他的一条罪行），这里一共有六个。
这六个人诚惶诚恐地进屋收拾行李，根本不知出了什么事。收工回来的人没一个人进屋，都远远地站着看，眼神中充满了惊奇和困惑。这天管理组正好没人，好像是进京开会去了。这更奇怪了，不跟管理人打招呼就把人带走？红卫兵，没人敢惹啊。六个人拿着行李磕磕撞撞地出来了，看得出都是满头雾水。他们被赶上车，卡车呼啸一声扬尘而去。
人们乱了，开始进行各种猜测：有的说这是揪回学校批斗；有的说这是转回学校劳改；也有人说咱这劳改队大概要散了。
这时只见一位管理组的人，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飞奔而来。见我们都站在门口便吆喝着叫我们进屋去，并说吃完晚饭全体集合。很明显，他从外面跑进农场的时候神情十分慌张。
晚上开会时，管理人员声色俱厉地说，他在公路口遇见了那辆卡车，拦住一问才知道是把六个人揪回去批斗——斗完了还要送回来。可现在有人在搅浑水、煽阴风、造谣传谣，说什么劳改队要解散，这是破坏改造。你们必须认真改造，好好劳动，否则的话决不姑息！大家听了以后不能不信，可又不相信！这么大的事管理组会不知道？既是斗完了还送回来，干嘛叫他们把行李全带上？终是满腹狐疑，但不敢再议论了。
第二天出工，正在干活儿，忽然管理组来人叫航空学院的马上回去，大家又是一愣。难道又是来揪回去斗吗？第三天矿业学院的又被接走。说出大天来也没用了，哪儿那么巧？几个学院同时揪回去斗？肯定有事！但谁也不敢（倒不是不愿）想得太好。扑朔迷离，如在十里雾中。早上出工便有人丢着眼色唱起了样板戏：“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不由得心潮起伏似长江……”大家无不会意，真是费猜想啊！
第五天出工，工间休息时，一北师大的天津籍学生走到我身旁捅了我一下，然后大声说：“撒泡尿去！”我知道他有话要说，忙随他下到一个沟底。看看四下无人，他立即塞给我一封信，是“北大”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我简直不敢相信，是那个用电线杀人未遂的C君。信中写道：我已回到学校，受到工宣队和红卫兵的热情欢迎，亲热地称我“同志”，昨天在天安门还参加了反美大示威……天呐，天！这不变天了吗？他怎么从反革命杀人犯一下子成了革命同志了？这还有谱没谱？天津哥们儿兴奋地说：“到头啦！回家啦——”这次已经不是谣言了，消息传开，人人振奋，个个翘首以待，盼亲人“红卫兵”来解救我们。管理组的人不那么神气了，也客气了许多。
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接走，每天都有信来。矿业学院一小子来信说：“我自由了。你们怎么样？南口风大小心闪了舌头！”也不知是什么意思，狗屁不通。
过了元旦，劳改队没剩下几个人了，我慌了，怎么不见电影学院的人来接我？真是望穿秋水不见伊人之倩影。我沉不住气了，跑去管理组问。一个人居然说：“你们学院的人说了，不管你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我惊恐地问那我怎么办？他阴阳怪气地说那我们也不能老陪着你，凡是没人接的，一律送到“四类分子劳改队”。这就意味着我将万劫不复，那不只是十八层、那是十九层地狱啊！我陷入绝望之中。
同舍只剩下电力学院的一个和“师专”的两个，我们都将面临着进“四类队”。几个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绞尽脑汁，一筹莫展。谁知第二天去食堂的路上，我忽然看见管理组门前停着一辆“罗马”吉普，正在擦车的竟是我们学院原来给院长开车的司机。眼睛顿时一亮，狂喜使我的心“怦怦”乱跳，我忙冲上前招呼。他抬头一见是我，竟吓得不敢搭话，忙又低下头擦车。我很尴尬，向和我一起去食堂吃饭的电力学院的Y君说，这是我们学院的司机，肯定是来接我的。他叹口气说：“又走一个，我完了！”我们俩站在食堂里吃饭，管理组的人匆匆走来，我激动地望着他，这是叫我来了。谁知他竟向Y君说“电力学院的接你来了”，我大惊忙问：“错了吧？是电影学院吧？”他把眼一瞪说：“电力学院！”
我如掉进了万丈深渊，眼前直发黑。Y君走了，兴奋不已。这不可能！我不死心，这太离奇了，我又奔向“罗马”吉普，不管司机理不理我，焦急地问：“师傅，你调到‘电力学院’啦？”他惊慌地头都没抬地“嗯嗯”了两声。完了，彻底玩儿完！认命吧，天杀我也！我失魂落魄地回到监舍。刚刚坐下，只见Y君气急败坏地走进来说：“×他妈的！电影学院！叫你呐！”我已经顾不得高兴了，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进管理组的门，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立即站起向我伸出手。
“郭宝昌同志，我是学院工宣队队长老王，我来接你回去。”
“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是久违了，这不是习惯性的随便叫一下吧？而且这工宣队的手是可以随便握的吗？在我常年受到非人待遇的时候，这善意的表示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我惊诧地、胆怯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咱们马上走。”
这温馨的声音像在云外，像从天上飘来。我跑回监舍，没什么可收拾的，用凉席把烂被子烂褥子一卷完事。
当我把行李扔上吉普车的时候，一件令人揪心的事发生了。一个女孩子端着饭碗匆匆跑来，停在了管理组门口，神色惶惑地望着我。这是果树四大队的一位革命女职工，两年多来她特别照顾我，每次到劳改队要劳力的时候，她准点我。她没有把我不当人，她是我在劳改期间惟一使我感到人的温暖的人，使我感到人间还有同情，这曾极大地鼓舞了我生的欲望。有时她过分地关心，经常使我慌乱，使我心颤，使我恐惧。我是什么？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感激她，喜欢她，但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她呆呆地望着我，我感到所有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俩，我慌忙上车，深深地低下了头。
车子启动了，我一抬眼，她仍呆呆地站着。车到农场门口要拐上公路了，我再看，她仍呆呆地站着。再见了，好姑娘，我谢谢你、会记住你，但我的心已不在农场，已经飞向了北京，飞向了学院。
一路无话，我想象着回到学院老同学们的笑脸，热情的问候；想着我该说些什么……车行至北太平庄，终于看见了街道、看见了马路，再往前走就是电影学院了，我的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工宣队长望了我一眼，我忙扭头擦去眼泪。进了学院，车停在中楼门口，工宣队长下车仰头大叫：“王师傅！郭宝昌回来了！”二楼窗口立即探出一个花白头发的人，这就是王师傅了。他下了楼还带着两个人，我一看竟是原来字幕车间的张老师和实习处的刘老师。我忙叫老师，两人却惊慌地低下头去拿我的行李，我忙上去抢，我怎能享受这种待遇？但王师傅却厉声说：叫他们拿！我惴惴不安地跟着两人走进北楼，竟然一个人也没见到，更不用说老同学了。
整个儿学院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我被带进了一间由厕所和洗澡间改造的“牛棚”，这里关的是“全托”的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加上我共六人。那两个拿行李的老师也在其内。
所谓“全托”，是借用了托儿所的名称。每晚家长把孩子接回家的叫“半托”，不接而住宿过夜的叫“全托”，我们这六个人是不准回家外出的。
我还没缓过神儿来，王师傅又把我带走交给了工宣队的副队长，并把我带到了“黑帮”班。
这是一个我们原来上课的教室，一进门，我就傻了：两长排桌子，坐在那里的上自院长、书记，下至导演系、表演系的老师，满满一屋子。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副队长宣布，我今后就在这“黑帮”班里参加学习。我按指定座位坐下了，我旁边坐的竟是我原来的班主任汪岁寒。他很惊慌，不时偷看我，忽然他低声向我说：“我没整你，我没整你！”谁问他了？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走进食堂，忽然一声怒吼吓了我一跳。
“站住！”
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应该是在我劳改后才入学的）凶巴巴地指着我。我站住了，他走过来，立即围上了很多学生。
“低头！”
这我很内行，很习惯，立即便找到了在劳改队的感觉。
“告诉你郭宝昌，从现在起，你不许和任何同学说话，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我的所有美好的想象，当即灰飞烟灭。回到“黑帮班”我已是万念俱灰。突然走进三个军人，后面两个一看就是跟班儿的，前面的人是军宣队长。他背着手边走边依次问了几个人的认罪情况，又走到一位导演系老师前，这是中外知名的大导演啊。队长问：“你是××吧？”××立即毕恭毕敬起立站得笔直答曰：“是。”又问拍过什么片子？答曰××片，××××片。再问你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啊！××真是条老汉子！他竟然说：“我拍的××片、××××片子，我不认为是毒草！”
这不找死吗？奇怪的是队长什么也没说，又走到我面前看了看问你是新来的？我也忙站得笔直回答是。又问你是郭宝昌？我说是。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扭身走了出去。工宣队的副队长又大声宣布：“郭宝昌和你们不一样，他只在班里参加学习，不参加发言，你们管不着他！”
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是“性质”不一样，还是具体问题不一样？那时凡能管我的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十分敏感地引起我的猜测和分析。想来想去这“不一样”当然是“性质”，“黑帮”班里的人都是“半托”，每天可以回家的，而我是“全托”，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同“牛棚”的六人中除那两位老师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孙教授，曾任国民党高官，还有一位是老右派，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抗拒专政，也关在这里。还有一个总务处的，太恶心了，是“鸡奸集团”的首犯，且多次猥亵少女。怎么什么人都往这里关？太不讲究了。当然，无论什么人，关在这里头的都是“狗屎堆”，这是错不了的！还讲究什么？
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早已回学校的“反革命”全都没事了，杀人犯都参加反美大游行了，而我还关在这儿？为什么工宣队长已经和我握了手还口称“同志”，我还是“反革命”？只想得我头痛欲裂才昏昏睡去。突然一声炸雷把我惊醒，我惨叫着猛然坐起，满身大汗。灯亮了，张老师忙冲过来紧紧地抱住我说：“别怕别怕，没事儿，是工宣队的敲门，每天夜里要查房。”
门开了，几个工宣队员走进来，见我惊恐的样子问出什么事了？张老师说没事，大概是做噩梦呢！工宣队走了，我才把一个月前劳改队发生的杀人事件说给张老师听。那天夜里的惊吓，不光是我，w君在离开劳改队以前几乎每夜都从梦中惊醒惨叫着坐起。我直到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