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82-像李敖一样幽默-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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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
李敖说：“如今国民党不叫‘中国’而叫‘中华’，颇类刘家昌不叫‘爸爸’而叫‘把拔’。不过，‘把拔’只是音似，而‘中华’却实即‘中国’。——国民党还不如刘家昌，刘家昌玄虚弄人，却借到赌本；国民党呢？我看连裤子都要输掉了。”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1）
民主、政治有时也可能是喜剧，是闹剧。作为这些喜剧和闹剧的配角、看客，李敖玩世不恭的幽默中其实同样接近着真相。“贼船”也好，“夜壶”也罢，当下政治的庄严和神圣已经消解殆尽。
故事五：不是上了贼船而是贼上了船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有人说参选的李敖是为了当官，或别的什么个人目的。
李敖说：“如果我要做官，早就加入民进党，新党是个烂掉的小香瓜，我干吗去投新党的机⋯；⋯；新党找我，不是上了贼船，而是贼上了船。”
李敖把代表新党参加台湾领导人竞选称为“穷鸟入怀”。他说：“不管双方谁入谁的怀都应是快乐结局。”他引用《新约•；哥林多书》：“‘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虑’。如今新党跌倒了，我这个单身贵族，将新党这可怜的流浪母女‘收留’。”
李敖虽然答应代表新党参加选举，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他不参加任何政党。对于李敖不愿参加新党一事，当时的新党召集人李庆华在致辞时公开表示，除非李敖不屑与所有新党人在一起，否则希望李敖能够“成全”新党支持者的心愿。不过李敖还是执意不入新党。新党大老赵少康认为，现阶段让李敖与新党之间保持些距离，对新党和李敖都不是坏事。他不认为李敖因参选“总统”一定要加入新党。
关于他和新党的关系，李敖说：“过去宋朝皇帝，胡人打过来，整个国家要向南逃亡，只有一个反对，就是寇准。寇准说，皇帝不但不能逃亡，还要御驾亲征，直接到前线和胡人打仗。到了前线，皇帝还是害怕，派左右去看看寇准在做什么，报告回来说，寇准在打鼾睡觉，皇帝就放心了，后来果真仗打赢回来。回来后有人说寇准的坏话，说你皇帝那么感谢寇准功劳，其实当时的情形好比一个人赌钱赌输了，最后的赌本是拿你去赌，就是拿你做‘孤注’赢了就赢了，赢不了，你整个就没有了。今天并不是我拿新党做孤注，是新党拿寇准做孤注。新党要不参选，它就泡沫化了，所以它来找我，我要感谢新党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不欠他们。”
以前，李敖对政治敬而远之，这次他应召出征，他解释为“一种形式的‘思想运动’”。他说他是天生钻石型的人物，可多面发光。
李敖的人生是积极的，入世的。他有诗道：“何必空杯容寂寞？何不仗酒打出门？醉眼未开开应笑，笑请朝阳斩黄昏。”
也是李敖在参选台湾领导人期间，有人怀着好奇的心情问他：“今天已有人喊你‘李总统’，你当了一天的‘总统’，滋味如何？”
李敖回答说：“过去恺撒大帝打胜仗回来，有个算命的告诉他‘当心三月十五日’，到了三月十五日，恺撒大帝要进去国会前，又碰到这个算命的，恺撒笑着说，今天就是三月十五日，你算命不灵。算命的说，今天还没过去。结果恺撒一进去就被杀掉了。所以今天还没过去。”
作为思想家和文化巨人的李敖，一生的志向是一千年内做写白话文的第一人，参与政治则多少带些幽默意味。
早在1983年，李敖就选举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认为竞选是浪费生命的，也是最烦人的。想想看，你要到处奔波，向那些小市民说破嘴，这种生活，我一小时都干不来。不但我干不来，我只要想到别人在那样干，我都替他们委屈。”
因此，李敖的参选，有人说是“巨星甘堕落”，有人说他是“临老入花丛（搞政治）”，他自己则自喻是“穷鸟入怀”。
他说：“我就是要把一场因政治人物搞悲的政治剧变成一出笑剧。”
故事六：李敖张惠妹搭档治理台湾
还是李敖参选台湾领导人时，有人出了一个不坏的主意，建议李敖与张惠妹搭档。因为张惠妹与李敖是一个很巧妙的搭配，将来中选，由李敖代表台湾和大陆谈判，阿妹随行，可以一个谈，一个唱，那样的效果一定不赖。
张惠妹，台湾高山族歌手，在华人界有很高的知名度，曾多次在大陆举行演出，深受大陆歌迷的喜爱。李敖与张惠妹早就熟识，曾在《李敖笑傲江湖》节目中合作过，新闻网上发表了一幅李敖为阿妹梳妆的照片曾引起轰动。－
虽然当时无法断定李敖在大陆得不得民心，但张惠妹在大陆却有无数的崇拜者，从她在北京开演唱会的热烈反应可见一斑。
李敖借这话题，发了一段幽默的感慨：“我对这事极有兴趣。因为张惠妹代表真的台湾人在台湾，原住民是四百年前就来台湾的台湾人，不仅如此，张惠妹还代表女性的模范，还是能真正风靡中国大陆的人；如果我当选‘总统’，张惠妹当选‘副总统’，就没有人敢暗杀我，因为大家会想到，继位的“副总统”是歌手，能治理台湾吗？”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2）
故事七：我是不奉“中华民国”的正朔的
1980年8月，李敖和电影明星胡茵梦的短暂婚姻结束了。离婚那天，胡茵梦含泪对李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上，我也接受了，律师说你写的离婚证书文字太简单了，最好能照一般写。”
李敖同意了，于是胡茵梦亲笔写离婚书两张。
第一张写完，李敖看她用的是“中华民国”的年号，便说：“我是不奉‘中华民国’的正朔的，这张你留着吧，另写一张写公元的吧，我要那一张。”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可台湾仍沿袭民国纪年，颇为耐人寻味。
1991年李敖在《“中华民国”何来正朔可奉》中说：“台北市政府口口声声要求：‘应使用中华民国正朔’，但是‘中华民国’何来正朔可奉？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中华民国’亡国，总统蒋介石在‘阳明山庄’秘密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时，就承认说：‘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白纸黑字如此，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总统训词》也！⋯；⋯；所以‘中华民国’早已亡国，是铁的事实。‘中华民国’都亡了，还要我们奉它的正朔，不是大笑话吗？奉个鬼正朔！奉个屁正朔！”
故事八：吃人家的，还要骂人家，这是什么道德，什么政治？
李敖参选2000年台湾领导人期间，有记者要他回答“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
李敖说：“大陆把台湾当兄弟，台湾每年从大陆那边赚人家200亿美金，因此解决了台湾不少失业问题，台湾拿人家的，吃人家的，还是要骂人家，这是什么道德，什么政治？”
李敖出生在祖国大陆的哈尔滨，从小在北京生活，对祖国大陆怀有感情。李敖是四位竞选者中最开宗名义支持祖国统一，支持“一国两制”方针的人。
曾经也有人问李敖台湾能不能关起门来过？李敖做了一次极通俗的比较。
他说：“台湾可不可以关起门来过？有个条件，我们可以二千二百万人公投，通过了，说台湾人独立自主，台人治台。但大陆可以公投呀，一亿二千万人公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怎么办？那就打仗了。我先前说过，大陆一天送五万人来，一年会生出一个台湾的人口。台湾和大陆打仗时是一比六十，他们六十个打我们一个，能打吗？”
在另一个场合，李敖也说道：“李登辉及‘台独’人士说，不要怕中共对我们的文攻武吓。但是，一直到大停电的那天，我们才知道，台湾有七千九百多座高压电塔，只要中共一个飞弹打到电塔上，一打中台湾就停电三天，台湾人活得下去吗？⋯；⋯；依照流行的说法，保障台湾安全有几种做法：第一是关大门，维持现状，不过祖国大陆不会无限期地没有时间表，岛内一些急统急独的人也会破坏现状，所以不行。第二是抱大腿，抱美国的大腿以求保护，不过历史证明美国的大腿实在不可靠。第三是打大仗，不惜一切代价，但即使台湾打赢了，也是满地的跛脚人，这仗打不得。第四就是讲大话，就是谈判，这是唯一可行的路。”
李敖曾有言：“神话有三种：一、神话；二、台湾人的‘台湾独立’；三、国民党的‘反攻大陆’。”
故事九：“共匪”不见
李敖参选台湾领导人期间，以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组长张冬华、《人民日报》影视公司总经理苏忠率队的新闻工作组利用拍摄《宝岛神韵》节目的机会访问李敖；终于见到了李敖的功力。
50年没有踏出台湾一步的李敖笑着对来访者说：“你们可是很幸运能见到我哦，因为过去我是从来不见‘外人’的！‘洋人’不见，是怕里通外国，‘共匪’不见，是因为自己就是共匪。”
早年，李敖被台湾当局视为“中共的同路人”一直遭受迫害。李敖在主持《文星》杂志时，把杂志办成具有鲜明的自由、民主、进步、战斗的特色，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慢慢引起官方的不满，当局给《文星》的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无形之中，李敖便成了“中共”的同路人。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3）
成了“中共”的同路人有什么不好？李敖曾说他在台湾“是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听来发人深省。
故事十：一个“共”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
李敖曾分别与台北、高雄、台中三市的政府打过官司，其原因都是因为李敖的作品被无理查禁和没收。
1987年，李敖的母亲张桂贞去美国探亲，台中当局派人撬开张桂贞在台中一中的家，搬走了李敖大量的书籍。李敖得知后，逐级上告，告了５年７个月，一直告到“高等法院”，最后于1993年2月裁定李敖胜诉。在法庭外，他跟参与查扣作品的派出所主管警员“杨三共”开玩笑说：“一个‘共’（共产党）就把国民党给整垮了，你三个‘共’怎么得了，警备总部不该先抄我妈的书，应该先抓你打屁股才对啊！”
杨三共满面通红，对李敖苦笑道：“李先生请原谅，我是小人物，一切奉命办事，李先生请原谅。”
李敖生平著作有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96册。1985年李敖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当局要查他的下册，可当办案人员查禁时，却连同上册一起查禁了。李敖以此为理由，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要求赔偿6901元，其中1元钱，是作为未扣押的部分书因不能陈列上市的损失费，或称作罚金。李敖为什么只要1元罚金，自是他别出心裁的主意。他意在“罚”而不在“金”。
在台北市政府被他罚过1元后，高雄市政府无理查禁李敖新出的《我给我画帽子》一书，被他逮到，也罚了他们1元。可是高雄市政府内部为1元钱的赔偿是现金结付或是开具市库存支票结付起了争议。李敖坚持以“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高雄当局只好硬着头皮开出了1元面额的“国库支票”。李敖后来把这张“稀世珍宝”送给了《政治家》主编邓维桢。这张支票，只所以珍贵，除了对李敖具有特殊意义外，永远不会有人去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李敖1962年从告胡秋原开始几乎就没停止过官司，打官司变成了家常便饭。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他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
李敖说：“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侪‘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要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第三章 一个火首，一个放火者，一个煽动者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1）
“天下没有白坐的牢”，牢囚没有磨钝李敖战斗的锋芒，李敖说：“监狱是训练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地方”，“在狱中思考上下古今”，“我的实验室是监狱”。
故事十一：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的不要命，说成是言论自由
由李敖主持的名噪一时的《文星》杂志由于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由于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的鲜明特色，当局给了它十数“罪状”，诸如：《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走《自由中国》的路；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与中共隔海唱和；反对中国文化；煽动青年；反对国民党等等。就这样，《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当局眼中钉的递补者。
1965年底《文星》被封杀。1966年，当局大规模地查禁李敖的作品，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李敖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
李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为什么他和一些党外刊物言论那么大胆。他说：“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不要命的缘故。尤其我李敖，有李敖的例子，充分显示了你国民党抓李敖、关李敖、刑求李敖、管训李敖、感化李敖、斗倒李敖、斗臭李敖⋯；⋯；忙了一二十年，最后的结果是：李敖还是李敖，你国民党的一套，全都无效，李敖不怕你，李敖还是跟你干！所以，李敖今天的一点点言论自由，绝非国民党宽大的结果，而是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