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6-千万别教坏孩子-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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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告诉孩子，因为家里的资金暂时紧张，不能为他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时，他会非常生气，甚至会因此而暴怒得摔东西、打人、绝食。　　　　
　　　　当你发现孩子犯了错误，比如沉迷于电子游戏，而严厉批评、教育他时，他也会因此而大发脾气，或者对着家里的宠物、玩具，残忍地发泄自己的情绪，或者干脆离家出走。　　　　
　　　　当孩子的考试成绩不够好，你虽然没有打他、骂他、埋怨他，但却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唠叨，在他耳旁强行灌输上了大学前景多么好，不上大学人生多么无望的观念；甚至通过自虐的方式，给孩子施加无形的心理压力。结果，在孩子的眼里，上大学就是生活的一切；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有这些，都在点点滴滴地损伤着孩子健康的心理，一旦这种损伤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上述的悲剧就随时可能会发生。因而，你需要做的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教育孩子！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当心败类教师的性侵害

　　　　青少年遭受教师性侵犯的案例，在最近一些年来，一直层出不穷。对此，家长必须高度警惕。要知道，一旦这样的悲剧发身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其后果之大，可能会伤害了孩子一生的幸福。毕竟，这种伤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体罚，它更多的是对孩子心灵上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将是深入骨髓的。　　　　
　　　　2002年9月，吉林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强奸、猥亵幼女罪一审判处通化市某小学教师栗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父栗福臣以包庇、窝藏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栗峰在任班主任期间，利用其班主任的职务便利，在学校教室、水房及自己的家中等处多次强奸、猥亵19名女学生，其中有9名女学生被栗峰强奸，10名女学生受到栗峰的猥亵、污辱。其父栗福臣在明知其子栗峰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仍然资助栗峰4000元人民币，帮助栗峰逃跑。　　　　
　　　　2003年11月24日，波阳县人民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审判处江西省波阳县高家岭镇站前小学教师董衣生有期徒刑12年零6个月。现年53岁的董衣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已有30余年。在此前短短3个月内，他以要学生背书和检查作业为由，频频将班上的女生带到办公室或教室旁边的空房间内，先后13次对5名三年级女生实施猥亵、强奸，其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　　　　
　　　　实事求是地说，类似栗峰、董衣生这样的教师性犯罪案，在今天海量的新闻信息中，已经很难再吸引公众的眼球，更不用说激起大家愤怒的情绪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教师中的败类被揪出来绳之以法。新闻好像变成了一版再版的旧故事。　　　　
　　　　然而，这恰恰是最让我深感不安甚至恐惧的地方，感觉的麻木正日益使公众对此类事件放弃关注，放弃思考。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不但是必将会有更多的青少年深受其害，而且还将严重影响教师职业的整体形象，进而酿造更大的教育悲剧和社会悲剧。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教师与青少年的日常直接接触机会很多，青少年对教师的爱戴、畏惧和崇拜心理普遍存在，戒备意识十分淡薄甚至根本没有。在此情况下，一旦个别教师心怀叵测，那么，青少年就会成为极易受侵害的、不设防的无助羔羊。更可怕的是，因为青少年性教育的长期缺失和不到位，一些人即便受到了性侵害，也常常意识不到或者羞于、惧于告发。这就更加助长了个别败类教师的凶焰。时间一长，他们就必然逐渐蜕变成恣意嚣张于羊群中的恶狼。　　　　
　　　　为了预防和制止教师性犯罪，很多人提出了诸如对教师加强师德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对青少年加强性教育、自我保护教育、法制教育的解决办法。这当然都是对的，也的确很有必要。但是。这些解决办法并不能为青少年构筑起滴水不漏的安全防线。因为它所加固的只是教师和青少年的主观思想阵地，而不是客观制度壁垒。如此一来，假如个别教师没有或不愿积极主动地守好自己的主观思想阵地，而面前又没有客观制度壁垒阻挡，青少年遭受性侵害的悲剧就会不可避免地一再上演。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在上述解决办法的基础上，还必须立即全面建立教师性犯罪预防和报告制度，用制度的砖石为青少年，同时也是为教师在主观思想阵地的外围筑起安全壁垒。这是刻不容缓的事。这样，既可以确保青少年不被或少被个别败类教师性侵害，也可以对教师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不能轻易迈出性犯罪的脚步。　　　　
　　　　在教师性犯罪预防制度方面，其内容除包括常规教育外，主要应考虑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其核心是避免异性师生的单独接触、身体敏感部位的接触等。在教师性犯罪报告制度方面，学校发生教师侵害青少年的性犯罪案件的，要立即向上级公安部门报告，对败类教师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凡是隐瞒不报的，学校负责人要被严肃追究责任，涉案教师要被坚决开除，永不录用。只有内外两部分形成合力，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性犯罪。　　　　
　　　　教育指南　　　　
　　　　青少年遭受教师性侵犯的案例，在最近一些年来，一直时有发生。对此，家长必须高度警惕。要知道，一旦这样的悲剧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其后果之大，可能会伤害了孩子一生的幸福。毕竟，这种伤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体罚，它更多的是对孩子心灵上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将是深入骨髓的。　　　　
　　　　在此，我想告诉家长的是，除了上述制度防范和法律惩处，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至少，要在这些方面注意细心观察，并且及时提醒孩子注意防范。　　　　
　　　　培养孩子的权利意识。目前，很多家长教育子女的核心精神是：“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这种教育理念无形中帮助教师树立了绝对权威地位，使孩子们认为无论什么样的老师，都是不可反抗的。　　　　
　　　　权利意识的缺乏，使师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形成了教师对学生的支配地位。尤其是那些年龄幼小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的小学生，更是惟老师的命令是从，不敢说一个“不”字。当他们在受到同伴攻击时，会选择各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但对于来自老师的侵害却茫然无措，不敢反抗，当老师对之进行精神恐吓时便只能选择逆来顺受。　　　　
　　　　而一旦孩子树立起了师生平等的权利意识，那么，对于来自老师的各种侵害，包括性侵害在内，他就会起而反抗。至少，孩子会把这种事情及时报告给学校、报告给家长，从而有效避免这种侵害的再发生。　　　　
　　　　教给孩子一定的性知识，提醒他们加强对性的保护。教师强暴、猥亵学生的案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自身保护上存在着问题。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学校和家长忽视了青少年性心理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关怀，对性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受侵害的女孩更是在性知识上存在认知盲点，她们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侵害。遇到诸如此类问题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多半采取保密态度，即使受到了侵害，由于心存恐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告诉家长，这就给长时间犯罪提供了机会。假如孩子掌握了一定的性知识，他就会警惕教师的一些异常言行，及时告诉家长和学校，从而减少性侵犯发生的可能性。　　　　
　　　　多与孩子交流，了解孩子的心理动向。有的学生家长平时忙于工作和家务，对子女在校的情况疏于过问，以为把孩子送入学校就不用操心了。多数人往往看中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少与孩子推心置腹地交流，对孩子发生的异常情况极少关注，对孩子被侵害的情况难以知晓，这也是女孩子经常遭受侵害的原因之一。　　　　
　　　　为此，学生家长尤其是女学生家长要多与孩子沟通，随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各方面情况，不能仅仅关心学习成绩。事实上，不但女孩子的家长需要这样做，男孩子的家长也一样要这样做。因为现在的有些性侵犯，也会在同性之间发生。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大学生为何变成杀人犯

　　　　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图书馆，那些书只有一本侥幸存了下来。因为它被一名学生私自带出了图书馆。大火发生后，这位学生经过思想斗争，将书交还了学院。院长深深感谢了他，但随后，又立即下令将他开除！院长的理由是：他违反了学院的规定。　　　　
　　　　2003年10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到一份有3671人签名的请求书，请求二审法院给“嘉兴4·3凶杀案”主犯、大学毕业后求职的周一超重新生活的机会。此前，嘉兴学院法律系和科协为此事曾向社会发放了1000份民意调查表，结果显示，有83。4％的人认为应给周一超“留一条生路，判处死缓，以观后效”。　　　　
　　　　所谓“嘉兴4·3凶杀案”，情况是这样的：周一超是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当年，他参加了浙江省国家公务员的招录考试，而且成绩不错。然而，在体检的过程中，他被查出携带有乙肝病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三阳”。于是，根据《浙江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他没有被录用。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被录用，是因为一位女性经办人从中作梗。2003年4月3日，周一超冲进这位女性经办人的办公室，用携带的刀具将她刺死。　　　　
　　　　周一超杀人案发生后，包括一些法学家在内的民众，纷纷对《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提出质疑，认为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占总人口的近10％，而“小三阳”只能通过血液、性激素和母婴进行传播，与日常工作和生活接触无碍，因而把“小三阳”患者排除在正常择业范围外不合理、不合法。　　　　
　　　　对这些质疑，我深以为然，但如果就此认为周一超杀人事出有因，应被减轻刑罚，我却不赞同。《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固然有不公正之处，可这并不能成为周一超杀人的理由。作为一名大学生，周一超不可能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既然知道却还要杀人，就显得过于不理智和蔑视法律与秩序了。尽管周一超值得同情，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否则，法律就不成其为法律，秩序也就可以任意被破坏和践踏了。　　　　
　　　　从另一方面说，那位被杀死的经办人何罪之有？她只不过是在执行政府制定的工作标准。当民意纷纷为杀人者周一超鸣冤叫屈，请求法律宽恕他的罪行时，被害者又找谁去鸣不平？谁又会考虑她的悲愤和她的亲人的痛楚？应该说，周一超报复错了对象，他杀死的只是一个无辜的人，而不是一项有瑕疵的标准。由此，如果服从民意，那么，将置被害者的死于何地？又将置法律与秩序于何地？　　　　
　　　　关于这个道理，不妨看一个故事：从前，有位名叫哈佛的牧师将拥有的一块地皮和250本书赠给了一所学院，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为珍藏这批书，学院规定，学生只能在图书馆内阅读，不许携带出馆。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图书馆，那些书只有一本侥幸存了下来。因为它被一名学生私自带出了图书馆。大火发生后，这位学生经过思想斗争，将书交还了学院。院长深深感谢了他，但随后，又立即下令将他开除！院长的理由是：他违反了学院的规定。　　　　
　　　　假如这件事发生在中国，那么，这位学生很可能不但不会被开除，反而会成为英雄。否则，民意就会站出来说，尽管这位学生犯了错，可他功大于过，并且他犯错的动机是出于追求知识，目的高尚。对周一超，民意正是这么看的。然而，哈佛人却从不这样认为，在他们心中，法理永远第一。事实上，将法理与秩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石，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传统。　　　　
　　　　我希望，对周一超的二审判决，应本着惟事实是从、惟法是从的原则，决不能因民意的压力而有所屈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法律至高无上的神圣。否则，就既是对被杀者的不公，又是对法律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扭曲。也许周一超的死，更能激起人们对某些不公平、不公正制度的质疑，由此形成的思想潮流，岂不比救活一个周一超更有价值？　　　　
　　　　教育指南　　　　
　　　　大学生周一超杀人案发生后，曾经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然而，周一超最终还是因为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透过周一超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作为家长，我想，你所需要看到和想到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周一超，为什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杀人？类似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周一超的杀人，从情绪上来讲，完全是一种暴力的冲动。也就是说，在遇到了问题之后，周一超冲动的情绪超越了他的理性，以至于使他变得疯狂；而且，这种冲动的情绪表现为诉诸暴力。实际上，案件发生以后，周一超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极其后悔自己的举动。然而，已经发生的一切，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他自己也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从周一超的悲剧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要想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一个最重要的预防措施，就是从小教育和培养孩子，当他们遇到事情之后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用暴力的方式去以暴易暴，一定要冷静再冷静，然后再去寻找最适宜的解决办法。而要做到这些，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孩子健全的心理，使孩子习惯于用智慧去化解问题，习惯于尊重生命、尊重法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感受，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之后才去行动。　　　　
　　　　在这里，我想讲另外一个故事：2005年7月5日《京华时报》报道说，6月25日晚上7点左右，居住在北京市长辛店杜家坎的贾先生带着爱犬回家，走到楼下单元门前时，看到邻家女孩正牵着一条大狗在门前。由于贾先生家的狗特别淘气，所以，他便想趁机逗一下自家的狗，于是便冲着大狗，向自己的小狗说了一句：“你不是淘气吗，你倒是去咬它呀！”小狗由于胆小，看到大狗之后，径自跑回家了。约一个小时后，邻家那位女孩，手里拎着菜刀闯到了贾先生家，把贾先生家的狗砍了三刀。事后，双方达成和解，女孩家赔偿贾先生5000元钱作为精神损失费和狗的治疗费。　　　　
　　　　这样的事情，在这位女孩的家长看来，也许只是一件小事，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后，她才会说“事情该怎么解决，孩子该怎么教育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基本上没有任何表示歉疚的意思。而类似的事情，以及类似的家长表现，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有的孩子打了别人之后，其家长往往袒护孩子，并不以为孩子打了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甚至像这位女孩，拿菜刀残忍地砍了别人家的狗（要知道，那也是一条生命！），家长依然不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些家长其实并不知道，如此袒护孩子，最终只会更加增长孩子的暴戾之气，只会刺激他们的情绪冲动。到头来，很可能会有类似周一超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孩子身上重演。而一旦如此，恐怕花再多的钱，也挽不回悲剧的严重后果。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教育孩子勇于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