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9-外地人在北京-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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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确是安徽人的天下。至于建筑工人的组成可就复杂了，河北、河南、江苏、四川几乎各省都有。
笔者的叔叔一直在国营建筑企业，十几年前笔者还是个中学生。那时叔叔就在笔者学校附近施工，修建几栋六层的住宅楼，就是后来被称为鸽子窝的那种火柴盒。叔叔是工地的技术员，有些权利，笔者中午休息时常常跑到工地找叔叔玩儿，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蹭叔叔几顿中午饭，好剩些饭票。
记得那时工地上就有不少外地民工了，那是夏天，他们大多光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又黑又亮，身上也总沾着沙子、水泥之类的脏东西。建筑公司里的北京人则大多是工长一类出工不出力的角色，不是头儿的就找个旮旯玩儿“扣一”，反正北京人不干活是一定的。
笔者当时岁数小也特别贪玩儿，那时的工地也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严，农工们吃完饭没事，也可以聚在一起敲三家儿，打升级，输了的往脸上贴纸条。笔者经常参与他们的战斗，因为玩儿牌上课还迟到过好几次呢。记得有个叫小六儿的河南民工常和笔者并肩战斗，笔者经常把自己脸上的纸条转嫁到他脸上。小六儿好象大笔者四五岁，人很聪明，嘴里不是抽着烟就会哼上几句豫剧，其实他也不会几句，唱了几个月却都是《花木兰》里替父从军的那几嗓子。现在想来小六儿的牌技真不怎么样，笔者经常埋怨他，可无论你怎么说，小六儿总是“嘿嘿”一笑，不管你有多大火气也拿他没办法。
不久笔者快要放暑假了，那天期末考试终于完毕，笔者兴高采烈去找那些民工朋友，准备最后再战上一回。刚到工地就发现气氛不太对劲，住宅楼已经快开封顶了，外面是竹板和铁架子搭起来的脚手架。一般来说脚手架特别结实，接口处都是好几斤重的铁箍，袄几人站上去都不会塌。可今天平时挺规矩平整的脚手架居然塌了几层，旁边完整脚手架的铁管子有几根已经被砸弯了，管子上甚至还能看出些鲜红的血迹。由于老和叔叔在一起，笔者并不怕工伤之类的事儿。叔叔曾说过：“我们公司四五千人，每年要是不死两个都怪了。”笔者远远的看见楼下乌压压地挤了一堆人，于是赶紧跑过去看热闹。穿过人群，笔者发现地上盖了一块白布，白布下面的血已经流了一大滩。
“谁呀？”笔者问一个平时相熟的牌友。
“小六儿。”牌友重重叹了口气。
“啊！”笔者脑袋里轰了一声，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玩牌，怎么现在就死了？“他，他是怎么回事？”
牌友指指楼顶：“脚绊在水泥槽子上了，从楼顶摔下来的。”
实际上笔者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心境，好象也没感到多难过，主要是震惊。生命的主题第一次寇响了笔者的心灵。有位诗人说过：
生命，
是悬于暗夜中一屡晶莹的丝线，
脆弱而唯一。
那于冥冥中主宰人们悲欢离合的是什么？
那站在高处看着我们生老病死而暗暗发笑的人又是谁？
后来叔叔告诉笔者，为了那起工伤事故，他们公司赔了小六儿他们家三千块钱，还外带小六儿的火化费用。当时笔者不知道这三千块钱的意义，现在明白了，这价钱在当时正好能买一匹好马。当然笔者绝没有把民工比做牲口的意思，恰恰相反笔者是对小六儿的死确实感到痛心和难过。在金钱社会里，人的生命居然可以用马的价钱衡量，命运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现在笔者倒是明白了，谁的生命都可以用金钱了衡量。笔者有个同事，家里条件挺好，可坐飞机摔死了，保险公司赔了二十万。笔者前些日子看见报纸上说一匹纯种外高加索马的价钱是五十万美金，原来他还没一匹马值钱呢。其实在奴隶社会据说五匹马可以换一个奴隶，看来用马来衡量人的价值是自古通用的。
小六儿是笔者第一个接触比较多的民工，但却不是唯一的短命人。
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城的原始设计者是明成祖朱棣，他把自己的侄子干掉后，一统江山，天下太平。可由于当时蒙古骑兵依然虎视眈眈地在长城外观望，出于军事原因他决定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北京城，并在此建都。他征集了当时全国所有的能工巧匠，大兴土木，前后几十年，才把北京的主体轮廓定下来。所以说：外地建筑工人进北京是有传统的。天坛、故宫、旧城墙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此也就再没回去。也许现在不少老北京人的血管里，还流着当时建筑工匠们的血呢。
笔者前些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在建材企业混过两年。我的单位实际上就是个皮包公司，唯一和一般皮包公司不同的是，他的上级单位是国家机关，有政府背景。所以几次清理皮包公司，我的单位都幸免了。前两年公司经营不善，险些倒闭；最近听说也接了个工程，死人打嗝——见缓儿。
九四年的时候，笔者所在的公司由于私人关系搞得好，承包了郊区某大企业的一处管道工程。可活儿拿下来了却没人会干，最后公司领导拍板：雇民工干。笔者被指定负责这项工程，实际上就是个监理的差事。笔者没办法又找到叔叔帮忙，求他介绍几个有经验的民工，于是叔叔就把老康推荐给我。
老康是个淮北人，个子不高，嗓门挺大，在笔者印象里似乎越是矮个子的人嗓门越大，俗话说：挫老婆声大，还真有道理！老康是个小包工头，专门干管道工程。他手下有十几号人，一方面他从北京建筑公司手里接些人家吃不了或不爱干的残渣剩饭，另一方面从我们这种皮包公司手里承包小工程干，其实就是挣些工钱。与他们合作方式很简单，我们承包工程，购买材料，出设备，他们出人工。当然人工费比北京当地公司要低多了，老康管手下工人的吃、住、工资，剩下的钱才是他自己的。
同老康的合作一开始很顺利，老康这个人也很有意思。有一回笔者发现他抽的烟居然是“孔明”牌的。“这种烟少见。”笔者笑着说。
“我们是乡下人，没你们城里聪明。抽这个是想让脑子灵活一些。”老康说这话时竟非常认真。
笔者为这事儿足足笑了两天，这些外地人的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笔者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天天在工地盯着他们干活儿。笔者那时终于知道了，电影里解放前工头们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看见有的工人偷懒真是生气，跑过去就是一顿臭骂，心里那叫痛快，要是手里有鞭子没准早就下去了。
其实笔者也知道他们都挺不容易的，吃的伙食很差，平时就是豆腐白菜大馒头。晚上就住在工地旁边的几个帆布棚里，条件之差就别提了，夏天蚊子成堆儿，闷热得像洗桑那。要是赶上下雨的时候就热闹了，外面大下，屋里小下，等雨停了棚里就成了河，工人们不得不把鞋放在枕头上。可当时笔者想，就是因为你们懒，才混成这样的。只有好好干将来才有出头之日，越偷懒越该好好教训教训。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三分地养不了五只虎（2）
对老康笔者一直是挺客气的，一方面他是叔叔介绍的人，另一方面人家虽然是个头目，可活儿忙的时候一样脱光了膀子跟着一块儿干，工人们对他都挺信服的。可没想到工程干到一半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按图纸规定管道中途应该跨越一条河，图纸上已经注明采取地下穿越的形式，这样做管道安全、使用寿命也长。可建设单位却认为，地下穿越工期长造价高，不过是设计院想多挣设计费（设计院的设计费是按一定比例在工程造价中提取的，一般为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设计院的级别不一样，提取的设计费比例也不一样），按建设单位的意思来一个地上跨越就完了。本来这种事开工之前就该解决下来，可他们都是国家机关，谁也不服谁，开工前就一直在为这事儿扯皮，管道已经修到了河边儿了，这点儿事还没搞清楚。他们决定不下来，我们自然没法干，于是不得不停工候命。后来听说设计院和建设单位为了这点儿事一直把官司打到所属的部里去了，等部里的决定下来，一个多月都过去了。
其实不管他们怎么折腾，跟笔者本人也没什么关系。干也好不干也好，反正笔者就那点儿工资，他们扯皮，笔者倒落了个清闲。一个礼拜去趟工地，平时就在家里歇着。
可不久笔者就看出老康他们情绪不对了。他几乎天天给笔者打电话，催问工期的事，看来真是着急了，也难怪，他们的工钱已经定了，耽误一天工期就是耽误一天的收入，不光耽误收入，老康还得吃、住、工资地往里搭钱。看着老康撮着手在工地转悠的样子，笔者也觉得心里不落忍。
“别着急，谁跟钱都没够？可谁也不能让钱吊死是不是？他们扯皮咱们只能干等着。”有一次笔者好心好意地劝他。
老康很无奈地看看我：“你没成家呢，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哎呦！”笔者当时年轻，就见不得人家在面前哭穷。“对，你说得没错，我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难道你家里揭不开锅啦？怎么你也当了几年工头吧，连一个来月的工夫就撑不下去啦？不能吧？”
“我有四个娃儿，最小的才七岁，不干行吗？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厉害，手里有几万又有什么用？”老康看着冷清冷清的工地又摇头又叹气。
“嘿嘿。”笔者瞧着他的样子直笑。“谁让你生那么多的？自己破坏计划生育政策，你还有理啦？”
老康伸了伸脖子，没说出话来。
一个星期后笔者又去工地的时候，发现工人们的气色都不太好，有几个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一直在床上躺着，面色焦黄，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笔者竟感觉到自己是进了纳粹的犹太人集中营，老康这家伙在搞什么鬼？满工地找了一圈儿也没看到老康，于是笔者问一个平时挺熟的民工。“老康呢？这东西是不是没活儿，就不给你们饭吃啦？”
“吃得好！昨天我们还吃的大肉哪。”民工一百儿说一边儿用手比画着一个大碗的形状。“一人一大碗。”
“太阳这是从哪儿边出来了？”笔者竟苦笑起来，平时干活儿最累的时候也没见老康给他们吃炖肉啊，这家伙有这么好心。
“他还一个人多给了我们五十块钱工资呢。”民工继续说。
笔者这回才是真正地吃惊了。就凭老康这个扣鬼不可能会这么大方？“他是不是又带你们干别的活儿了？”
“没干活儿，他带我们去献了一回血，说是义务的，到北京来的人都得去献。一个人才抽了两针，还多给了我们五十块钱呢…”没等他说完，笔者就走了。
笔者怒气冲冲地找到老康，他正在附近一个小店里喝酒呢。“你这人财迷转向了吧？好！你比刘文采都厉害，孔明烟你真是没白抽。骗工人给你去献血，还说到北京就得过这关，自己缺德还把屎盆子往北京人身上扣，你也不怕他们出事？”
“是你叔叔的公司有献血任务，一个人给六百块半个月假都没人愿意去。他找到我，问我们干不干，反正我们也没事。再说有笔收入，总比坐吃山空好。”老康给找了个杯子，示意坐下来一起喝。
“那你一个人才给人家五十？还告诉人家是义务的！你也太黑啦吧你？二十来人，你一下就挣了一万多？你自己献没献？”
“我还得管他们吃饭呢，不干活凭什么白吃我的？再说他们都年轻，怕什么的？”老康竟没一点儿歉疚的意思。
笔者没办法理解老康这个人，看样子他是个挺朴实的农民，可干的却是喝血的事，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的工人们还为这事对他感恩代德呢。
不久工程继续开干了，笔者从心眼里看不起老康，也不愿意和他多说话。但开工以后，笔者再没骂过那帮干活儿的工人，就是看见他们偷懒也装没看见，有时看着他们黝黑的脊背，笔者竟非常痛惜的感觉。
冬天到了，施工结束了，老康也要带着工人们回老家过年了。笔者把公司的最后一笔款交给他的时候，老康特地请笔者吃了顿饭。饭桌上笔者也没给他什么好脸：“您老人家今年生财有道，回去再养一个儿子吧。”
老康只是端着酒杯笑笑，他们这些外地人哪！平时似乎都不怎么爱说话，可办出的事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春节后叔叔突然告诉笔者，老康死了。
原来老康是春节时喝多了酒，晚上回家时在街上被汽车压死的。笔者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那四个孩子怎么办，可能是老康这家伙缺德事干多了，老天爷在报应他，后来又听说老康的媳妇带着些民工来北京了，继续在叔叔的公司包活儿干。
笔者至今也没有孩子，依然不能理解生儿育女的苦衷。前两年笔者又碰上一个江苏的建筑工人，他三十初头，竟也有五个孩子。
江苏自古是出工匠的地方，赵州桥就是江苏人的杰作。据说南通一带家家都出泥瓦匠，而当年朱棣建都时征集的工匠中有一大部分就是江苏人。现在江苏的建筑公司也特别有名，南通有上百家建筑公司，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现在搞劳务输出，听说已经有不少南通工匠出国挣美圆了。在北京的各大工地中也有不少江苏人的身影。
刘冒就是江苏建筑工人中的一个，他逢人便说自己是南通人，实际上他的家离南通还有百十里路呢。他是九六年来的北京，至今仍然是个普通干活儿的，和他一起来的同乡已经有好几个是工头了。刘冒一直不明白人家是怎么混的，自己好象怎么努力都没什么进展。
不少人都认为江浙自古就是富庶繁华之地，出来打工的比较少，就是跑出来也是经商的居多。其实这话也对有不对，对者，江浙富庶，而浙江人也的确是做生意的好手。不对就是说江浙地域比较大，南北将近两千里地，地区差别也比较明显。就拿苏北来说吧，接近山东、安徽，人多地少，古来碰上灾年出去逃荒的也不在少数。南通一带之所以出工匠，也是人太多而不得不另谋他途。所谓穷则思变，就是这个道理。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三分地养不了五只虎（3）
刘冒住的那个村子有一千多口子人，而可耕地却只有三百多亩，人均三分地。刘冒原来也在家种地，只是农闲的时候，出去帮人家打打短工、盖几间房子，手艺倒是全村顶呱呱的，所以他家的日子在村里比起来还是说得过去的。可自从八六年刘冒结婚后，发现日子越来越没法过了。开始两口子和父母一起过，日子挺松快的，可那个倒霉的婆娘，隔两年就会大一回肚子，生孩子似乎成了她一项工作，最可气的是她一口气生了四个姑娘。家里让村委会罚得四壁空空，可刘冒和他父母还是不死心。刘冒的老爹拍着胸脯对他说：“把四个女孩留给我，你们两口子出去换换风水，我就不信，咱们刘家到你这儿断了香火。”
刘冒嘴里不说，可心里和他老爹是一个想法。爷俩儿琢磨了一下，最后决定去北京。因为刘冒的一个本家哥哥在北京的工地上干活儿，他知道刘冒的手艺不错，已经来信催过他好几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