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9-外地人在北京-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家伙是怎么想。　　　　
　　　　除了笔者是常客，有时候他的饭馆也能爆满，不过那都是些吃饭不交钱主儿——阿图的老乡。乌鲁木齐那位卡车司机不是说维吾尔人说汉语就比汉人还坏吗，当时笔者没问，但一直想要是会说几句汉话又是什么样呢？有一次只会说几句的维族人，终于让笔者亲身体验了他们的为人。　　　　
　　　　其实新疆菜之妙，妙在感官刺激。火辣辣的大盘肉，冒着油花的烤腰子，红腾腾地揪片无不引起人一股原始的冲动。笔者常来吃估计就是这个原因，那次笔者有一个人跑来喝啤酒。正吃得兴起，忽然有个胡子拉碴的维吾尔人走了进来，他和阿图打了个招呼就找个地儿坐下了。那家伙一脸胡子，汗水顺着下巴上的黑毛往下流，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看得出阿图好象和他不是很熟，有个回族朋友告诉笔者说：天下穆斯林都是兄弟，走到什么地方就是没钱，教友也应该给口饭吃。阿图也说过，很多新疆人他并不认识，但一样得给人家饭吃，都是兄弟吗。笔者亲眼见过几次这种情况，也早见怪不怪了。　　　　
　　　　笔者正闷头喝酒，忽然大胡子在笔者肩上重重拍了一下。“你！”他指指笔者的头发。“穆斯林？”　　　　
　　　　笔者家里找不出一个少数民族，可偏偏一脑袋头发卷得厉害，笔者知道他误会了，只好笑着摇摇头。　　　　
　　　　大胡子使劲拍了笔者一下：“穆斯林！你，穆斯林，兄弟！”说着他从阿图那里要了瓶啤酒，一屁股就坐到了笔者身边。　　　　
　　　　笔者抬头看看阿图，他跟没看见似的，正低头数自己的手指头呢。无奈笔者只好对大胡子笑了笑。“乌鲁木齐？”　　　　
　　　　“喀什。”大胡子虽然眉目可憎，可笑容却很真诚。“大清真寺，去过？”　　　　
　　　　笔者没敢说什么，生怕说错一句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喝酒，喝酒。”大胡子频频举杯。　　　　
　　　　忽然门外进来两个联防队员，他们大汗淋漓，进屋就盯上了大胡子，有一个甚至站到了他身后。正好有个联防队员是笔者一个半熟脸儿：“你们一直在这儿喝酒？”　　　　
　　　　“对呀。”笔者认为联防队不过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手段，对他们一直就比较反感，挺大的人不干点儿正事儿，真做警察倒也罢了。联防队的爷们儿贼是抓不到的，只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其实有件事大家都心知肚明，可从来没人敢说透，当联防队员的大都是些没能耐又不太老实的家伙，很多人都是小痞子出身，家里有门路就做了联防，由此就可想而知他们的素质如何了。“你们干嘛呢？抓鸟哪儿？”笔者问他们。　　　　
　　　　“立交桥下面有个新疆人烤羊肉串，我们一来他就跑了，他妈的弄了一地炭灰。”　　　　
　　　　笔者看了眼大胡子，他正没事人似的喝酒呢：“那你们还不赶紧去找，这儿也没有烤羊肉串的。”　　　　
　　　　联防队员满脸疑惑地看了眼大胡子，最终还是走了。　　　　
　　　　笔者看着大胡子哈哈笑起来，真有种掩护游击队员的快感。“告诉你，我不是穆斯林。”笔者假装生气地瞪着眼睛。　　　　
　　　　“穆斯林！兄弟！”不知道大胡子是真听不懂还是装蒜，他向笔者挑起了大指，连一边站着的阿图都笑了。　　　　
　　　　不一会儿，大胡子又愁眉苦脸了，他指着自己的脚让笔者看。原来他的脚脖子已经肿了。“怎么回事？”笔者问他。　　　　
　　　　大胡子气恼地指着外面：“联防，联防。”然后他又做了个跑的姿势，嘴里咕噜咕噜地叨唠了半天。　　　　
　　　　“他是跑的时候摔的。”阿图解释着。　　　　
　　　　笔者同情地叹口气。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说汉语的维吾尔人（4）

　　　　“晚上没有钱。”大胡子一个劲用手做着往嘴里划拉的姿势。　　　　
　　　　笔者是个红脸汉子，看不得可怜的人。当下就拿出二十块钱来，递给大胡子。“穆斯林！兄弟！”临走时，大胡子还不停地小笔者挑大拇指。笔者向阿图摊摊手：“二十块钱，扔井里了吧？”　　　　
　　　　“真主会保佑你的。”阿图诡秘地一笑。　　　　
　　　　不久，笔者下班时路过阿图饭馆，忽然有人一把将笔者拉了进去，原来竟是大胡子。他一边搂着笔者肩膀一边对另外两个新疆人说：“穆斯林，兄弟。”那天大胡子和他的同伴一直把笔者扣押到夜里十二点，虽然笔者在饭桌上一直就没听懂他们说什么，但那快乐的气氛是任何人都能感觉出来的，回家时笔者的脚已经都找不到上楼的台阶了。　　　　
　　　　其实笔者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多少感觉有点吃力，维吾尔人与我们有不同的风俗，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信仰，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实在太难了。好在笔者与阿图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也幸好阿图爱抬杠，要不这章还真没法写。　　　　
　　　　好象那是个夏天，晚上笔者溜达到阿图的饭馆吃夜宵，他的儿子已经躺在两把椅子上睡着了，而阿图正独自又吃又喝。他喝了不少，舌头有些大。“你们汉人过日子就是舒服。”看到笔者阿图的话匣子收不住了。　　　　
　　　　“你刚来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这地方买卖不行，你不听呀！”笔者以为他是因为生意不好烦心。　　　　
　　　　“不是这个，我是说哪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没有。”阿图眼睛瞪得很大，连出气都不均匀了。　　　　
　　　　笔者打了个机灵，一直听说新疆有民族分裂主义者，阿图不会是其中一个吧？那伙人杀人、放火、搞爆炸，没什么好东西。“谁说你们没有自己的国家？谁也没拿你们当外人，中国不就是你们的国家吗？”笔者想教育一下他。　　　　
　　　　“中国是你们汉人的，汉人说了算。”阿图毫不示弱。　　　　
　　　　“谁有本事谁说了算，你们维族不也有大官吗？少数民族的名人有的是。”　　　　
　　　　阿图张了张嘴：“可，新疆是我们维族的地方。”　　　　
　　　　“话可不能这么说，汉朝的时候中央政府就在新疆建立基层政府了，那时候还没你们维族呢吧？要这么算是我们汉人先开发的新疆。”笔者开始给他讲历史，从张骞通西域到班超投笔从戎，从突厥占领新疆到郭子仪借兵平判。后来阿图眨着眼不说话了。“新疆人就是中国人，如果两千多年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好多国家就不应该存在了。就你有这种想法是上了美国人的当，大胡子他们就没有吧。”最后笔者数落他。　　　　
　　　　“他们是乡下人懂什么？”阿图还想和笔者再聊下去，可这时忽然有手机响，他迅速从柜台下拿出个手机，然后大声说起新疆话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那天笔者在阳台上看风景，忽然瞧见几个警察冲进了阿图的饭馆，不久阿图就被他们押出来了，他老婆抱着孩子在后面又哭又闹，警察把阿图推上车，他老婆死活拽着车门不让走，弄得警察几次下来拉她。笔者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阿图这家伙肯定是分裂主义分子，干了坏事被抓住了。　　　　
　　　　晚上笔者在楼下小卖部聊天，小卖部就在阿图饭馆旁边，饭馆已经关门，阿图老婆也不知跑哪儿去了。“警察为什么抓他？”笔者指着饭馆问小卖部老板。　　　　
　　　　“你不是老去他那儿吗？”老板脸上不表情很奇怪。　　　　
　　　　“什么意思？我就是去吃饭，要干了坏事警察不得连我一块抓起来？”　　　　
　　　　老板笑了：“瞧你胖乎乎的也不像干那儿事的。你说他这个饭馆白天没人吧，晚上一过十二点生意可红火了。”　　　　
　　　　“他做什么生意？”笔者一直在奇怪，阿图饭馆每天连一百块钱流水都没有，可两口居然从没为生意的事担心过，难道他们真有别的买卖？还非得在夜里十二点以后做？　　　　
　　　　老板突然呸了一声：“卖白粉呗。好，我晚上在小卖部睡觉净听他们的了，每天都得来好几拨人，这些日子白天就在饭馆里卖了。”　　　　
　　　　笔者明白了，总听说新疆有些人从阿富汗进口毒品，也有偷偷摸摸在当地种的，最近新疆大有取代云南而成为贩毒中心之势。没想到阿图就是个毒犯子，怪不得他不缺钱呢。此后笔者再没见过阿图和他的老婆孩子，不久饭馆是房子就包给一个山东人了。但笔者经常在立交桥或者河边看见大胡子他们，他还在偷偷烤肉串卖。每次见了笔者都大学者跑过来：“穆斯林，兄弟，兄弟…”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去还是留，这是个问题（1）

　　　　（他来的时候带着女朋友，走的时候只有他自己）　　　　
　　　　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有人说这句话表达了人生彻骨的无奈；有人说这是天地间最伟大的一句废话，莎翁之妙，妙在把最伟大的废话变成了一句恒久的叹息。其实把这句话引申开去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启示，用在到京城寻梦的外地人身上，最现实的问题则是“去还是留”。　　　　
　　　　最近四川某城市传出了一条新闻。有家饭馆的老板为了招揽生意，竟托人定期从医院里购卖胎盘，然后请大厨做成别具一格的人体胎盘菜。不久这道菜居然成了该饭馆的招牌菜，很多慕名而来食客甚至造成了交通堵塞。当地治安、卫生和宣传部门到该饭馆检查的时候，饭馆老板竟振振有辞地说：“我是花钱买的，哪条法律禁止吃胎盘了？”几家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包括灵牙利齿的记者都被他问住了。　　　　
　　　　其实不要说禁止吃人体器官，我们甚至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吃人。也不仅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甚至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　　　　
　　　　看到这篇报道时，我们不禁震惊了。自古来我们就相信，人是不会互吃的，正如大部分动物不会互吃一样。大部分禽兽对同类的尸体都能表现出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悲哀，人干了坏事我们可以骂他是衣冠禽兽，可他要是干了连禽兽都不如的事，“禽兽不如”这句话甚至对动物也是一种侮辱，我们也实在想不出怎么评价这种人了。可现在我们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动物中有些不知道是什么的家伙，却把吃人体器官当初了时髦。要是孙二娘重生一定会在电视台大张旗鼓地做广告了：“纯正人肉馅包子，定量供应、如假包换。”保证生意会特别好。由此可见我们时代的道德是一种什么状况了。　　　　
　　　　有人说九十年代是物欲横流的年代，是道德沦丧的年代。其实也可以这么认为，二十年来我们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面前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无论心理和道德上都失去了支点。这一点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国家的状况非常相似，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不要说吃人体器官，就是吃人的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人们之间相互猜疑、算计、欺骗、利用又算得了什么呢。　　　　
　　　　生活在当代的人如果没有道德那无异于行尸走肉，可要是有道德没准下场可能倒霉。　　　　
　　　　李寻还不到三十岁，他一表人才，是山东青岛人，也是山东大学计算机专业九六年毕业的高才生。本来他毕业后学校照顾给分配回了青岛，但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李寻却知道，要想吃IT业这碗饭不到北京就永远只能在行业边缘徘徊，成不了什么气候。前年他辞去青岛的工作，踌躇满志地跑到北京来了。　　　　
　　　　其实像李寻这样的高级人才，想在北京混下去实在是易如反掌的事，他到北京的第二个月就担任了一家网络公司的系统维护工程师，每个月上万的工资让远在青岛的父母以为李寻是吹牛大王。　　　　
　　　　年轻人有了钱都不免有些张扬，李寻也是一样。工作之余，他经常出入高档场所，与朋友们玩儿高兴时，一掷千金甚至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去年他在一家夜总会给朋友过生日，出来的时候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李寻和朋友们道过别，正想打车回家，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年轻人。“您好，能帮个忙吗？”年轻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　　　　
　　　　也许是碰上老乡了，李寻很高兴。“你有事儿？”　　　　
　　　　“你也是山东的，我是淄博人。”年轻人很真诚地说：“我前天来北京看朋友，朋友搬家了，一直没找到。今天本来想回去，在火车站钱包让小偷给偷了。咱们都是山东老乡，您能帮忙凑个路费吗？”　　　　
　　　　本来这是个很简单的街头骗局，可李寻也许是被同乡真诚的目光打动了。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二百块钱来：“够了吧？”　　　　
　　　　“够了，够了。”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接过钱：“您把地址、电话给我留下，我回到山东就把钱给您寄过来。”　　　　
　　　　本来李寻认为不就二百块钱吗，不想再费事了。可年轻人近乎哀求地拉着他留地址，最终他还是把电话、地址留下了。　　　　
　　　　后来朋友们都说李寻让人骗了，虽然他嘴上不承认，可心里多少觉得有些窝囊。一个月以后，李寻都快把这件事忘了。可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是山东口音，他说自己就是那天夜总会门口的人。这次又来北京了，是专门来谢他的，要还钱，并且晚上要请他吃饭。李寻一下子对这个同乡产生了好感，二话没说，晚上就去赴约了。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李寻这位老乡不仅一见面就还了他二百块钱，还在家饭馆请李寻吃了一顿，吃饭时他一个劲夸李寻是好样的，大好人，山东人的骄傲！李寻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谁说自己受骗了？谁说社会上没好人？咱们山东人就是仗义！没聊多一会儿，两个人都称兄道弟了，结果一高兴，李寻险些喝多了。他之所以没完全多是因为他那个老乡已经喝多了，老乡曾说今天一下火车就来找他，还没找住的地方呢。李寻想想反正是朋友了，索性打了车把老乡带到自己的住处。　　　　
　　　　晚上李寻的单元房里，忽然闯进来了三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地把他捆起来，还用双臭袜子把李寻的嘴堵上了。最让李寻惊异的是他那位老乡居然是他们的同伙，看着他们肆无忌惮地翻自己的东西李寻的心都碎了。　　　　
　　　　那天李寻一直在地板上躺了七个小时，后来他玩命踹了一个多小时的门，邻居们才听见把他救了起来。李寻损失惨重，笔记本电脑、一万多现金，公司的几十张软件，手机以及自己大部分值钱的衣服。最可气的是那帮家伙连女朋友送给他的戒指都摘走了，后来他虽然报了警，可李寻清楚就是抓住了他们又能怎么样？就是判了刑，自己的损失也没法补了。　　　　
　　　　李寻在家休息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他先后换了三把锁。现在任何一个同事、朋友在他面前都不能提“老乡”这两个字，谁说了他跟谁急。一次喝酒时李寻喝多了，他顿足捶胸地大哭起来：“这年头就不能犯好心眼，老天爷真他妈不是东西！”　　　　
　　　　今年春天传来了好消息，警察局通知他，入门盗窃的那帮家伙已经被抓到了，叫他去拘留所指证。原来这是一群盗窃诈骗团伙，有机会就偷，没机会就骗，好机会就抢，前后做案两年多，涉及金额已经有好几十万了。　　　　
　　　　李寻在拘留所里看见那位老乡时，恨不得过去咬他两口，要不是警察拦着他就得冲进去了。可那家伙就跟不认识他似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李寻来北京后很顺利，偶尔倒一次霉也没什么，反正他依然是个高收入的白领，用不了几个月损失就会弥补上。要是本来生活就很困难的外地人碰上这样一件事，就快没活路了。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钱的人谁还会去偷呢？贼惦记的人都是有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