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9-外地人在北京-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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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影，可小影并没回到大同家里，大同的家里人只知道她在深圳，没有具体地址。现在许建国已经离开北京去深圳找小影了，在火车站他对来送他的朋友说，这辈子再不来北京了，这是个吃人的地方。
“走还是留？”这是个问题，是每一个外地在北京谋生的人都将遇到的问题。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总经理是否一步登天（1）
（一位四川广告业精英的故事）
人类社会是一个千姿百态的万花筒，人类以各种方式向地球、宇宙表达了自己的存在。在这些方式中战争无疑是最激烈的一种表现形式。战争争夺的是人口、领土、资源以至荣誉、爱情，参战双方小到部落、家族，大到国家乃至国家集团，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集团之间争夺利益的超大规模战争。也许是人类天性好斗吧，和平时期战争仍以体育竞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争夺等形式体现着。但这种行为的本质不过是对荣誉的渴求，和平时期你死我活的场面只是在经济生活中才存在着。而这种争夺也是大到国家，小到个人。
八十年代国人展开过一场“中国人是否将被开除球籍”的争论，也就是说在经济争夺面前同样存在着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活力也正是在那次争论后，喷薄而出的。其实这种竞争具体到个人也同样残酷，在京城的外地人有同样面临着当地人的排斥，他们要从北京嘴里争一口肉，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北京人之所以对外地人戒备心理非常重，最大的原因还是经济利益上的。在经济社会中外地人与当地人为争夺职位的斗争一直是大都市的主题之一，在西方很多城市为了限制外来人口而制定了不少法律，就是这样他们还不时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外地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北京虽然还没到那个地步，但类似的战争早就开始了。
姚坚是福建人，他来北京已经十五年了，虽然他已经买了北京户口，可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别人对他的态度上，他都很难把自己和北京等同起来。别人的事管不了，他对北京人有成见，其原因倒是很明确的。十五年里至少挨了北京人三次打。
福建是侨乡，自古就有到海外经商的习惯。决放后出过不容易了，他们只好另想办法。姚坚十六岁的时候就跟父亲来了北京，也算是继承传统吧。他们家一直在北京做香菇生意，八十年代末，生意好做，姚坚家也挣了不少钱。
福建莆田、南平是中国香菇的重要产地，香菇质量好、个儿大肉厚，晒干了也比一般地方香菇个儿大。姚坚家来北京早，那时候北京人还不怎么不开窍呢，生意特别好做。他父亲脑子灵活，根本没包商店、租柜台，而是看上了展销会。一有展销会、庙会之类的活动，他们家就跑去租摊位，一个展销会下来多则五六千，少则两三千。
八十年代末的北京，经济状况好，市场产品供不应求，特别是特色明显的农副产品更是大受欢迎。那时候大型商场少，几乎还都集中在西单、前门、东四一带。由于购物场所少，产品展销会就成了市场的重要补充手段，大约前后有三四年的时间，展销会红火得厉害。因为物美价廉，很多家庭主妇甚至把逛展销会当成了主要的购物场所，有段时间展销会的门票甚至成了黄牛党主要收入的来源。
现在有会虫、房虫、网虫之说，会虫是指专门拿张假名片去产品发布会、新闻发表会白吃白喝的主儿。其实姚坚家八十年代就是会虫了，只不过他们可不是那些白吃人家的下三烂，而是满北京找展销会的生意人。那些年在展销会做生意可挣钱了，而办展销会的家伙更是捞足了油水，只要有门路就能办会，一个会下来就是二三十万。虽然展销会名目繁多，可卖的东西都差不多，而且连面孔都是那几张。姚坚家最离谱的一次是参加了一次工矿产品展销会，有一位老工程师模样的人拿着门票问他哪个厅是工矿产品展销会，姚坚说这里就是。老工程师咧着嘴环顾四周，全是瓜子、花生、床单和日本走私近来的计算器、电子表。姚坚家最多的一年居然参加过十九个会，香菇就卖了整整一车皮。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展销会不那么吃香了，而卖香菇的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些北京当地人也开始从福建往北京倒香菇了。九一年姚坚和他的父亲挨了到北京后的第一次打，背后指使的正是在同一个展销会上卖香菇的北京人。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姚坚家的香菇便宜。本来北京老板找他们家谈过一次，可姚坚的父亲说我们一直是这样卖的，因为货是自己家里产的。北京老板仰着头“哈哈”笑了几声。第二天，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来了几个小痞子模样的人。他们借口柜台挡了他们的路，姚坚争辩几句就招来他们劈头盖脸的一顿痛打，不到三分钟的工夫，姚坚家的柜台就被打烂了。等现场保安到来时，小痞子们早就不知去向了。姚坚知道是北京老板在背后捣鬼，可只能干看着人家生气。
有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次展销会结束时，姚坚又稀里糊涂地让人打了一顿。每次他家撤会都会在展销会附近租一、两辆三轮车，把剩余的货和一些杂物拉回家去。那回他们也同样找了两辆车，车老板本来已经叹好了价钱，可走到半路就变卦了。
“我说，你们瞧我们哥几个容易吗？”其中一个车老板突然把三轮车停到半路，另一辆车也跟着停下了。“我们一天到晚地帮你们拉货，现在天都黑啦，多辛苦啊！就冲我们这臭汗，您还不多给几个？”车老板说话的京味儿非常重，姚坚得使劲听才能明白。
“走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他有点儿恼怒。
“是说好了，可那是底价呀，不那么说您能用我们吗？您说是不是？谁手心向上伸一回都不容易，赏个脸儿吧？”车老板一脸横肉，他撇着嘴，手一只在车把上拍着。
姚坚知道又碰上痞子了，他不想找麻烦。反正到了地方再说，那儿都是福建人。“好，那一个人再加五块。”
“干嘛哪？干嘛哪？打发要饭的哪？拿我们当傻子糊弄？你们这帮南蛮子，就挣我们北京人钱的时候来劲了，想挣你们老俩钱就跟要宰你们似的。什么玩意儿！少废话一个人最少加十块。”车老板一下从车上跳了下来。
姚坚知道今天不答应是不行了。“好，一人加十块还不行？天快黑了，我们赶紧走吧。”
“爽快！现在就掏钱吧，还等什么？”车老板朝另一个人眨了眨眼。
“什么？”姚坚实在无法容忍了。“还没到地方呢，你们就要钱，没有这个规矩。”
“嘿嘿嘿！”另一个的身强力壮的车老板也从车座上跳下来：“你听听这个南蛮子说什么呢？给脸不要脸！把他的东西扔下去。”
“扔？”另一个说。“扔？白给他拉怎么远啦？”
年轻的姚坚像干柴被点燃了一样，他扑过去和两个车老板厮打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姚坚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一百多公斤香菇被车老板抢跑了。
后来，展销会逐渐没落了，姚坚家便在几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租了摊位，干起了批发。这时他家在生意场已经很有些根基了，在北京市内还购买了商品房。可就是这样，九五年时，姚坚又让人臭打了一顿。
那年他父亲回家养老了，家里的生意都是姚坚说了算。也许是认为香菇生意到了头，他准备在闹市开家饭馆。正好小西天有处房子招租，姚坚就参加了一个小型招标会。最后他以高于对手一万元的价钱把房子租了下来，可能是招标这种方式太得罪人，会上就有个北京老板破口大骂房主是外地人的走狗。散会时姚坚糊里糊涂地被门口一群北京人捶了一顿，要不是房主跑出来救他，非让人家把腿打折了不可。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总经理是否一步登天（2）
现在姚坚的饭馆生意很好，可他不得不雇个北京当地人做饭馆经理。这样少招了不少麻烦。姚坚是外地人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可他的遭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一般外地人在北京混下去，不仅得能吃苦，身子骨还要好，千万别挨了顿揍就趴下了。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战争。战争必有攻守两方，北京人和外地人的战争中（姑且论之）当地人当然是攻的一方，然而进攻的一方不见得总能赢。有时候外地同样会把北京人搞得灰头土脸。
张扬是甘肃人，刚到北京的时候可没少受公司老板的气。他进的是一家建材公司，单位只有七八个人，无非是把别人的货趸来卖的皮包公司。张扬在甘肃做过推销员，他来建材公司也是做业务员的。公司老板是个北京人，他认为自己手下的外地人都是靠他养活的，平时不是骂就是挖苦，张扬就因为几件小事让老板臭骂过好几回，语言之尖刻简直让人难以启齿。张扬在被窝里发过几次誓，一定要给老板点儿颜色看看。
老板的公司走的是代理这条路，他代理着几家外地的品牌，把他们的产品运到北京，然后送到各大建材城的销售点去卖。业务员就负责与这些销售点联系、送货、结帐，精力充裕也可以开发一些新的销售点。这个老板除了看不起外地人，别的也没多大本事，听说他开公司的钱是老丈人给的，公司的日常管理非常混乱，连往来帐都得业务员自己记。几个月后，张扬就对他的公司了如指掌了。
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而一般的小老板则是公司是自己的好，职员是人家的好。要是在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在老板眼里你就全是缺点了。张扬虽然能力挺强，公司的业务已经接手了一大半，可老板一直认为他不过是个外地人，再怎么能耐也跳不出圈儿去。于是对他从来就没怎么戒备过，张扬逐渐摸透了公司的规律，慢慢的也动开了脑筋。
由于业务关系熟了，他和一大批销售点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有几回他偷偷地把货款扣下了，然后买进一批建材，放在关系好的销售点卖。在老板哪儿他一个劲说，买卖不景气，客户付款有困难。反正拖欠货款的事很长见，老板除了骂几句娘也没办法，大翁张扬自己的货出手，他又把钱还上了。就这样他做了好几次，为了报答销售点的朋友他时常也给他们些回扣。如此一来他们的关系就更好了，有时候还主动在老板面前替他打掩护。
终于有一次报复老板的机会来了，有个销售点的老板想收山不干了。他事先通知了张扬，由于都是外地人，做起事来很方便。张扬要求他临走前低价出售一批货，货款对半分。完了事销售点老板走人，别让公司老板找到他就行。销售点的朋友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便一口答应下来。张扬从老板公司提了好几万的货，等他的计划完成了，就哭丧着脸找到老板说销售点的人已经跑了，满北京都找不到他们的人影。老板一听就急了，于是带着他满北京地找，可人家早回老家了。老板到建材城打听，管理人员说，他们是租的柜台，现在已经走了，没地方去找。好不容易他在建材城租赁合同上找到了人家的地址，给当地打电话核实一下原来还是假的。老板到公安局报警，警察虽然立了案，可这案子金额不大，麻烦不少，警察大案一堆儿，这种事大多是不了了之。
老板除了痛骂张扬无能外，也找不到处置他的办法，此时张扬故做痛心地辞职了。老板看见他就恶心，当即就答应了。
张扬现在还在北京，已经自己当老板了。谁要是在他面前自称是北京人，张扬脸上就会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其实老板是个蠢人，而张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用不法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早晚是要自食恶果的。在京城人与外地人的竞争中，更多的还是笑里藏刀的把戏。
项中是成都人，由于脸色太白，上学的时候大家就叫他小白脸，工作后就更成了大家背后对他的称呼。项中喜欢美术和摄影，虽然一直没什么成绩，但基础打得不错。高中毕业后他跑到成都一家广告公司AE了。
广告公司AE实际上就是业务员，成都的广告市场比较小，生存也比较艰难。不过这也正好为项中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广告基础。他从业务员做起，边学习边工作，几年后竟成了几个专业都能拿起来的通才了，公司也破格提升他为客户总监。
顺便说一句，项中不仅结婚了，而且还离婚了，老婆带着个孩子跑了，临走时她说：“我就没见过你这样小心眼的男人！”这事让项中很恼火，不仅恼火甚至非常自卑。他想不通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且他对市场服务已经没兴趣了，也许是想从重新明自己的能力，他想到创作部门锻炼一下。在广告公司里待遇最高，也最受重视和尊敬的是创作人员，他们是公司生存的基础，项中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的。
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做个文案绰绰有余，于是就在老板面前一个劲说公司的文案水平低，不能满足公司要求，客户经常有反映。而老板是个耳根子比较软的人，三说两说也就动心了。可他又不想重新招人，项中就告诉他自己可以试试。老板对他的能力是比较认可的，再说出一份工资，让他干两个人的活儿，何乐不为？不久他就把原来的文案开除了。
其实项中把文案这项工作想得太简单了，广告公司的文案是创作的第一步，不仅决定着作品质量，还决定了创作的方向。文案人员要有出色的市场洞察力，丰富的广告知识和出人意料的点子，更要有过得硬的文字基础。前三条在广告界混久了的人，多少都那蒙过去，可出众的文笔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得出来的。
几个月后，虽然项中也写出了几本策划书，搞出了不少报纸创意，可一到动文笔的地方就傻眼了。好在他在广告界混了几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实在写不出就照搬其他现成的作品。虽然老板被他蒙过去了，可作品在社会上的反映十分差。消费者广告见得多了，没些新东西是不会上当的，不久客户就因为作品质量的和公司闹翻了。
恰巧这时广告公司以前的文案终于弄清是项中背后捣的鬼，他带着几个朋友，在公司门口把他爆打一顿，还扬言以后见一次打一次。
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如果把名声搞臭了就很难在这个圈子里再混下去。项中清楚成都的广告圈子过程小，自己很在在成都立足了，这时他想到了北京。
中国广告业有三大中心，北京、上海和广州，而北京无疑是影响最大的。项中是九九年来的北京，他先后到几家公司面试文案都没有成功，A公司的经理说：“你写的文案毫无才气，而且你的脸白得叫我看了难受。”项中当时只是呵呵笑了几声。最后他终于在南城一家公司找到个文案的职位，可每天上班真成了一件犯心事，他住在马甸可公司在南三环，来回得四个多小时。项中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大都市。
项中新的单位，外表看起来很气派，可人数不多。与他同时到岗的还有一个北京当地的广告文案，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竞争从上班那天就开始了。
北京文案比项中小几岁，进入广告业时间不久。两个人被分在一个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