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9-外地人在北京-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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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当文案，经济条件宽余了。就更没心思给医人改稿子了。
有一次我在图书大厦闲逛，忽然发现书架上一本作者是医人的书赫然摆在那儿。书名特别眼熟，好象就是上次我帮他写过几章的那本《╳╳觉醒录》，我迫不及待地拿下来看，果然看到自己当时写的那几章文字就印在书里。一股被骗的感觉让我脚心直痒痒，我把书扔下，出门就打车去找医人了。
看见医人时，他正一个人在屋里走溜呢。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一部分狂热的剽窃者（5）
“兄弟，想你你就来，快点儿快点儿。”说着，他从书架上拿下一张报纸。“看看。”
我接过报纸，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医人指着一篇文章让我看。文章原来是介绍医人刚出版的那本书的，还摘选了书中的一部分章节，那明明是从我写的那几章里摘出来的。摘选部分的署名当然是医人了，我的火儿不打一处来。“是不错，什么时候出版的？”我强笑着问他。
“上个月。”医人嘿嘿地笑个不止。“早跟你说过吧，咱不是凡人。你看看这都是报纸免费摘的，水平绝对够了。”
我终于明白，这家伙已经忘了摘的这些东西是谁写的了。“是不错，这是谁写的？”
医人的手指头本来已经指向了自己，可看到我的表情，他突然想起来了。“咱们写的呀！对了，本来我是把你的名字也加上去，可这书有几段太敏感，我怕出事。我光棍一条，什么也不怕，你有家有业可不行啊！哎！前几天出版社来电话，问我有几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我哪儿去给他们找原始材料去？没劲。肯定想赖帐。”医人抿着嘴拍了拍我。“我不是说过吗，你就是吃这碗饭的。兄弟，你现在在广告公司干真是屈了，等我的研究所成立了，第一件事就是包装你。”
我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样一个人，只能看着他摇头。
后来，他死活留我吃饭，可我实在没那个兴致，执意要走。医人出门送得挺远，我一直在考虑提不提他欠我稿费的事。走到路口，医人忽然拉住我：“兄弟，你现在有手里有钱吗？”
我像发现了个稀有动物似的看着他，这人真把我当他亲兄弟了。
“你不知道，订这本书稿的时候，出版社就给了五千块钱稿费，都大半年了。现在早花光了，房钱都三个月没交了。这年头想干点儿事真难！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得耐得住贫穷，没办法呀，你看”
我没等他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他。趁医人还没反映过来，赶紧走了。
从那次后，我再没见过医人，听朋友说他还在北京，还在张罗开研究所的事。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一部分北京籍的外地老板（1）
（北京老板，河北户口）
常住北京的人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满嘴外地口音的半大老头、老太太，实际上是京城的常住居民。而许多京腔、京韵甚至在北京有房子、父母、孩子的中年人却没有北京常住户口。
北京人说外地话毫不奇怪，外地精英进首都吗，实际上很多人说：北京话本身就是语言融合的产物。可北京人没有北京户口的原因可就太复杂了，绝大部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建国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北京市的人口流动趋向是不符合一般性规律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太严重。
红卫兵上山下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几十万京城儿女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北上内蒙、南下云南，最苦的是去北大荒的那帮。这些人受尽苦难不说，这种荒谬的人口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八十年代初，京城秩序的大混乱和空前的就业压力，关于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也是至今知青文学和影视作品依然有市场的原因。而另一些人口流动深层次的原因却被人们忽略了，其中造成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大学生的全国分配制度。很多北京籍的高级知识分子从此就再没回来，到西昌去看看、到酒泉去看看，到新疆的兵团去看看，到边远的油田、煤矿去看看吧！几乎都能听到北京话，甚至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口北京腔却从没到过北京。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考大学考回北京去。听说当时还有人怕分到外地去，分数够了宁肯上中专也不报大学。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回来了，虽然户口问题可能困扰了他们许多年。可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高，大多有一技之长，很多人回来依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甚至成了爆发户、企业家。于老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如果说陪吃、陪喝、陪玩的是三陪小姐的话，那么有房、有车、有二奶的就应该是三有先生了。三陪小姐为人们不齿，三有先生则是所有男人心中的标尺。于老板早就不稀罕这个了，人家十年前就是三有先生了。
要是在防腐涂料界提起于老板来，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人家干这行已经快二十年了，堪称北京私人开办防腐涂料企业的开山鼻祖。于老板奔驰车、商品房、小老婆全齐了，甚至为了给六岁的小女儿过生日一次就请了三百位客人，酒席在民族饭店整整摆了一天。同行中没几个不佩服他的，也没几个看他不眼红的，可很少有人知道满口京腔的于老板竟不是北京人，最少户口不在北京。
于老板已经五十多了，突出的肚子和小燕尾胡都说明这是标准的大款。他的确是北京人，而且还是最地道的京城土著——旗人。于老板祖上据说在朝中还做过官，可到他这辈儿就倒霉了。出身不好，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自然吃了不少苦，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没上两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于老板毕业后给分配到了油田系统，据说对他这种历史上不太明白的人，进石油企业已经是破格对待了。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石油系统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人们甚至把石油工人和军队等同起来，最困难的年代石油工人的土豆都没断过。可以说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六十年代最值得庆贺的两件事。虽然石油工人拥有很高声誉，但他们吃的苦也不是一般可以想象的。王进喜的事不是编的，因为于老板本人也下过井。
于老板六十年代末进石油系统，一干就是十几年，一般来说油田都不会在好地方，而且当时的油田大多是刚开发的，比现在的条件可艰苦多了，按石油工人的说法：
“油田油田，耗子穷得不大便！
油田油田，一碗土豆三两天；
油田油田，光者屁股没人嫌；
油田油田，数着星星算表盘…”
数着星星算表盘的话是指老工人经验丰富，根本不用看井上的仪器，数数星星就能知道今天产了多少油。
开始于老板属于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的一类，他和工人们一起打桩探井，放炮测量，后来表现不错，就在玉门油田干了两年技术员。文革后期政治气氛逐渐淡漠了，于老板由于是正经石油学院本科毕业，终于给分进了一家科研单位。于老板自感老天开眼，他自己偷偷摸摸地躲在屋里烧了好几柱香。
七十年代中期也可能意识到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降低了，三线建设不怎么讲了，不少从北京迁走的单位逐渐回迁，就是回不了北京有尽量安排得离京城近些。于老板另一点特别值得庆幸的是他所在的科研单位，没两年就搬到离北京只有六十公里的一个小城。不久他结婚了，夫人就是同单位的女同事。
当时的气候一切都是政治挂帅的，基本建设也大都存在盲目和贪大的毛病。
七十年代末石油系统没有经过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就准备筹建一条自四川盆地到上海的天然气管线，如果该项目成功上海的能源结构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今天的上海人肯定更牛了。为配合管线建设，于老板所在的科研单位也投入了重点工程建设的大会战。也许的人听着可笑，现在油田系统要是建设什么大项目，还采取会战这个词呢。而且它还正有会战的含义，事先拖拖拉拉，快到工期了就召集所有建设力量玩命干，虽然体制不科学但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建起来的。当然后遗症也不少。
很多人也许不清楚，大型工业项目中，钢铁的防腐蚀研究一直是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也是上百年来很难解决的难点。仅以我国为例，八十年代我国的各大企业中，每年仅仅由于钢铁腐蚀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达三百亿元。至于由于管道腐蚀所造成的天然气管道爆炸、石油管道泄露的事故则几乎是年年发生的。四川天然气管道七十年代发生过一次由泄露引起的爆炸，三公里长的地区被炸开了一条几米深的大坑，幸亏是大使在野外，要是在城市其损失可想而知。
四川盆地到上海都是潮湿多雨的地区，土壤酸性大，腐蚀严重。管道的防腐课题是领导下死命令需要解决的。管道防腐最常规的办法是涂刷高性能涂料，由于专业对口于老板北京分进了研制新涂料的项目组。
于老板他们研制的产品叫A涂料，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种黑糊糊的油漆竟决定了他的一生。要说研制这种涂料的过程来，于老板是功不可没的。他记得上大学时的一次实习劳动中，有一段一九一零年施工的管道打开后竟没有丝毫损坏，他知道那管道上涂了层煤沥青和炭灰，这条线索竟成了A涂料研制的关键。两年后A涂料研制成功，经过老化实验涂上它的管道几十年不应该损坏。涂料研究成功，可川沪天然气管道却下马了。原因是当时测算不准确，四川的天然气储量不够，上亿的先期投入就这样泡汤了。唯一的成果就是研制成功了A涂料。当时的国家科委还为项目组记了功。
让于老板怒不可扼的是单位挂出的功劳簿上竟没有他的名字，一问别人才知道，党委书记说他有历史问题。当时的于老板年轻气壮，他找到党委和他们大吵一顿，结果是他给关了半年马棚。马是单位后勤部门的，自于老板入住后，那马可就遭罪了，他没事就用鞭子抽它们玩儿，弄得那牲口天天流眼泪。最后后勤部门的领导来求他：“我们知道你委屈，可您也别拿哑巴牲口出气呀！我替它求您了还不成？”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一部分北京籍的外地老板（2）
“我又没打死它？”于老板跟谁都没好气。“打死了又怎么样？大不了我去拉车，我做牲口还不行？”
没多久，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于老板由于和研究院的领导过节太深，八零年他就不顾老婆的反对，托病独自回北京准备单干了。党委书记问他请假是什么病，于老板瞪着眼说：“我在马棚里传染上口蹄疫了，得回北京治。”
那时于老板回北京时口袋里只有四千块钱，那是他上班十年的积蓄，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老婆的。好在于老板祖上有底儿，他在北京还有一栋保存非常完整的四合院。他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天天骂大街，上法院，才终于把赖在他们家四合院不走的小市民轰了出去。
没多久于老板就在四合院里召集了所有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把自己的状况说了说，要同学们有钱的帮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于老板这手还真管用，要知道，他们当时都是三十几岁的人，正是社会上刚开始认文凭的时候，同学们几乎都快升官了，大家都是受过苦的人，自然竭尽全力。
有个同学官运亨通，那时就是某郊县的经委副主任了。他帮于老板在那个县批了一块地，与公社政府联营办了一个涂料研究所，说是联营实际上就租了块地，每年给公社点费用就可以了。于老板的企业名义上是防腐涂料的研究，实际上是生产A涂料，销售挣钱。当时于老板没有流动资金，他干脆就把四合院抵押给了别人，研究所开张的时候，于老板的夫人在小城家哭了一天。
很多人都说于老板有魄力，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魄力是环境逼出来的。如果不是自己单位的领导太不是东西，如果自己那的单位还在山沟里的话。今天的他没准已经在那个单位等着退休了。要知道当时于老板下海时，不仅小城的同事们认为他是铤而走险，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就连真心帮忙的同学们多少都是出于怜悯的原因。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已经怕了，谁知道当时的中国会发展到什么样子？再说个体户是个非常不光彩的名子，在人们心里，他和街上卖菜的小痞子没有区别。万一政策一变，于老板就得被镇压了。那时候恐怕连马棚都没的看了。
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句话恰恰是于老板发迹的原因。
川沪天然气管道虽然停工了，可A涂料的市场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当时的科研单位官僚作风严重，根本没意识到技术的市场价值，A涂料自成功之日起就被密封到文件袋里，不见天日了。可八十年代初期京津诸地的民用建筑市场却方兴未艾，红火异常，有的外国游客到北京后竟误以为自己进了巨大的建筑工地。
其实无论民用建筑还是工业建筑，钢铁防腐都是极其重要的。而当时的钢铁防腐采用的常规办法都是把石油沥青熬化了往铁管子、钢铸件上浇，凉干了就是厚厚的一层黑油。石油沥青防腐性能一般，而且体积大，运输不方便，施工起来就更麻烦。虽然那时人们还没什么环保意识，可烟熏火燎的，时间长了工人可遭了大罪，职业病特别多，而且工伤事故不断。当时国营企业的职工比较牛，动不动就撂挑子，给领导点颜色看看。可领导想换谁也不容易，换不了人只好在施工材料上想办法。
于老板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适时地生产出可直接涂刷的A涂料。并开始利用同学、朋友、亲戚的关系往建筑工地推销。产品对路就不发愁销路，没多久A涂料便在市场上叫响了，工人们自然欢迎，建筑公司也认为这种材料省事，还能节约工期。到八三年的时候于老板研究所的年产值就打两百多万了。
他凭着知识分子的敏感，跑到国家专利局以涂料研究所的名义为A涂料申请了专利。专利号批下来后，他特地跑到小城自己所在的单位，向单位领导和同时们宣布A涂料只属于姓于的，有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生产、仿制A涂料都是违法的，要生产就得花钱到他那儿买专利。当年整于老板的领导已经退休了，听说他知道这个消息后气得犯了心脏病，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呢。
要饭的不知拣破烂儿的苦！
于老板在政府号召一部分先富起来之前就开始发迹了。许多人看着眼红，可没人知道于老板开办企业之初的辛苦。
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要生产工业涂料，工艺并不是最关键的，对设备的要求也不高。在车间里支个反应釜，用根铁棍搅和搅和就能生产了（现在农村不少小油漆厂还是这么干的）。涂料产品的关键是油漆的配方是否先进，是否合理。要知道化学物质有上千上万种，在这些物质中合成一种性能优良的油漆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在一朝一夕间完成的。他以前所在的单位是国家极科研机构，就这样还用了两年多才研制出来。所以国际市场上一种先进的涂料油漆配方可以卖到几百万美圆。
于老板是A涂料项目组的骨干，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