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伟玲文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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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来。

　　即使对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全新客体在建立之初，也具有不稳定性。

　　在和全新客体接触之初，主体仍然会受到冲击。无论是积极的冲击还是消极的冲击。如发出“天下还有这样好的人”或“天下还有这样坏的人”的感叹。笔者发现，在和“全新客体”暂停接触的时期，主体会对记忆中的客体意象进行重组，变为和那个真实客体有差异的“半新客体”。

　　这一“半新客体”结合了主体以前经历中一些相关客体的特征，进行了组合和再造，运用了回忆、联想和想象等思维方式。如果主体所接触的这个真实的客体的质量次于主体回忆里已经存在的相关“旧客体”，则主体有可能会无意识地自动提升此客体的质量，对其进行“拨高”式的修正。如果这个真实的客体的质量高于主体记忆里相关“旧客体”，则主体会无意识自动降低此客体的质量，对其进行“贬低”式的修正。

　　这一次修正是为了适应心理现实所做出的努力。

　　然而，对于这个真实客体真实的回忆（感受和评价）依然存在于主体内部，只是潜伏下来。如果重新与暂时分离的真实客体进行再一次接触，此真实的回忆会重新被唤醒，又来重新修正　
　　“半新客体”，回到真实的感受和评价中。

　　这一次修正是为了适应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努力。

　　当与“全新客体”进行不断的接触中，如果主体放弃了防御（如投射、歪曲等），开放自己接纳了“全新客体”的存在，并将此新的情感和评价固化下来时，主体本身将不得不发生改变。因为在他心理上产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客体意象，接纳此客体意象代表着容纳了新的类型进入内部，修改心理现实的同时也必然修改了自己。
　

论客体关系的改变对治疗进程的影响作者：网络　｜　来源：网络转摘　｜　时间：2009…07…12　｜　论客体关系的改变对治疗进程的影响
荣伟玲

　　马克思把人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人的存在，总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从出生之日起便完全剥夺了与其他人联系的婴儿是不可能存活的。因此，对于人类来讲，关系是影响心理的首要因素。笔者在对青少年和成人做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多次发现，通过改变来访者在心理上形成的客体意象，或者改变客体意象之间的关系，甚至为来访者创建新的客体意象，都可能会有效地促进治疗的进程。
　　下面尝试依据个案来陈述这一观点。

一、　在来访者心中唤起（再现）好的客体意象。
　　A女士是一位聪慧而又漂亮的三十岁女性，但是她却有很深的自卑感，常常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个性不好，资质蠢笨。她甚至一度自卑到了想要自杀的地步，认为自己这么不堪的人活在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自我评价过低的人常常都在早年受到过频繁的负性评价。在治疗的头两个月里，她所谈起的每一个人——父亲、母亲、领导、同事、丈夫、以前的男朋友，对她都诸多挑剔，常常批评和贬低她，这些刺激在早期形成了自卑，在后期对于已经形成自卑的她来说，又被放大地接收并进一步加深了自卑。即使在来访者处于比较胜任的状态下，她的内心也总有个声音会对她说：“你行不行啊？你恐怕做不到吧。”这声音多年来一直纠缠着她，使她苦恼。治疗师以共情和容纳的态度来支持来访者逐渐接纳自身，治疗进展缓慢且有反复。
　　某天，来访者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远方表哥，曾经鼓励和肯定过自己。来访者在记忆中进行了仔细的搜寻，认定这个表哥确实是生活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批评过她，并且总是给予正性评价的人。治疗师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可利用的客体。在浅催眠的状态中，治疗师唤起了来访者心中的客体意象（此方法得益于朱建军博士的意象对话技术），来访者看到了表哥的形象，大约二十一岁左右，并详细描述了其穿着和表情，来访者感觉到表哥是喜爱自己的。根据来访者提供的资料，表哥二十一的时候来访者大约十五岁，客体意象在心理现实中显现的年龄表明这一客体意象形成于来访者的青春期。治疗师继续在浅催眠的状态中让来访者与其表哥对话，向表哥述说自己的苦恼，并静侯表哥的回答。表哥真的开始在来访者的想象里说话。这种对话基本上是以下面的形式出现的——
来访者：表哥，我觉得很烦，今天我工作又出错了，我立刻觉得脑袋发紧，脸通红。我恨我自己这副样子，怎么才能变得好一点呢？
　　表哥：　你们那种工作，出点错是很正常的嘛，再说年底了又特别忙，不是你的错，其实你很聪明，不要这么紧张就好了。
　　……
　　浅催眠的对话过程完成后，来访者反映说感觉轻松多了，并且露出了笑容。治疗师向她解释了她看到的表哥是她自身的一部分，而非生活中真正的表哥。这个表哥是可以从她心里面唤起的，而无须在现实生活中去跟她真正的表哥联系。此后的几次治疗，治疗师连续向她示范了这一方法，建议她每天晚上入睡前在放松状态下与“表哥”对话20分钟，把一天里面重要的情绪向“表哥”倾诉，并静待“表哥”的回答。来访者照做了。再以后，随着唤起过程的熟练，她便可以在任何临时需要的场景下随时唤起表哥的形象，并从中得到力量。来访者开始表现出快速而稳定的改变，表哥的正性评价逐渐内化！数周后，在来访者的一次午睡当中，出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反复不断对她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这一梦境显示，好客体已经深入意识深处（前意识或无意识），成为来访者的一部分。和女性治疗师这一同性客体相比，一个在青春期形成的好的异性客体，无疑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并且，这个客体是早就已经存在的，省略了治疗师这一好客体形成的时间上的局限。尽管表哥作为一个远房亲戚，在来访者以前的心理结构中远没有双亲客体那么重要，但是通过反复地唤起和重现，逐渐地取代了给予负性评价的父母、丈夫，成为了来访者最重要的客体意象，并进行了有效的内化，从而产生了稳定的治疗效果。
　　最有意思的是两个月后再次进行浅催眠时，来访者描述表哥的年龄变为二十七岁了，笔者认为客体意象年龄的增长表明来访者本身获得了成长。
　　尽管我写出的个案看上去似乎取得了戏剧化的进展，但需要强调的是前期的治疗工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建立完全信赖、安全的治疗联盟关系，以及促进来访者对自身情绪、情感和心理冲突的深层次理解，都是绝对必要的。

二、　改变客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融合
　　有些时候我们内在的冲突可以看作是几个不能相容的内射性客体在发生冲突。消除冲突的方式在操作上可以具体化为解决这几个客体意象间的冲突。下面举例说明：
　　B女士的问题不在于她有外遇，而在于她为自己有外遇而感到十分自责。她形容自己的老公是完美无缺的男人，每天下班就回家，做饭擦地板，全部工资都交给她，性生活也很和谐。谈起老公，B便内疚得泪如泉涌……尽管如此，她还是抵抗不了情人的每次邀请，她形容与情人出游的日子就象一次庆祝。每次咨询的时候她总要问治疗师“我是否是一个坏女人？”治疗师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她反复焦灼地拷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象其他女人一样，每天上班回家，和丈夫呆在一起看看电视，就获得满足？我太不正常了！”如果治疗师问她，她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她便会说就象其他女人一样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然后终其一生，努力挣钱，换更好的车，更大的房子。
　　最近，她的情人与她分手了，B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尽管如她的理性所愿，她开始过上了上班回家，和丈夫呆在一起的“模范”生活，但是她却感到自己“几乎要崩溃了”。她开始挑丈夫的错，与丈夫频繁激烈地争吵，对工作感到厌倦，与同事发生争执。而在她有情人的那些日子里，她却精力旺盛，热爱工作，对同事的错误能够宽容。她问：我怎么会这样？
　　我问她，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你过着一种单身生活，随意地跟你喜欢的男性约会，你感觉如何？她说，“我也许会快乐，但同时又无限地自责痛苦。”我又问，我们再假想一下，如果你就此过着你十分向往的平凡生活，你又会怎么样？这次她立刻回答说“我会崩溃！我会死掉！”她谈起当她的女友劝她珍惜自己的婚姻和这么“模范”的丈夫时，她反驳说“人活着就要是追求快乐，这样沉闷地活到七十岁，又有什么意思？”但是当她真的产生想找个情人的想法时，又觉得无法容忍自己，她甚至不能容忍自己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如男同事）去单独吃饭。治疗师感觉在她的内心仿佛有两个人在共同生活，这两个人在价值观方面几乎有着南辕北辙的差异。
　　很有意思的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总会花很多时间和来访者谈论他们的父母，因为这是他们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人物。来访者在回放小时侯对母亲的记忆时，她突然想起了一个她曾经认为并不十分重要的人——她的伯母。来访者的母亲是一个传统、刻板、严苛的母亲，总希望自己的女儿中规中矩。她的伯母住在她家隔壁，因为没有生育，所以非常喜爱来访者，常常偷偷塞钱给她零花，并且在她母亲打她的时候过来劝解。放暑假的时候，母亲为了管束她，把她反锁在家里便上班去了。伯母等她的母亲上班去了以后，就偷偷地把门打开，让她出去玩，估计母亲要回来的时候再让她进屋重新把门反锁上。母亲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便痛打了来访者一顿，并且揪着她的头发拉到伯母门口扯着嗓门指桑骂槐，从此母亲和伯母交恶，也逐渐断绝了联系。母亲告诉来访者说因为伯母不是她的亲生母亲，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地宠她，其实不是真的爱她，而是在害她。自己是她的亲妈，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她好。来访者立刻接受了母亲这一说法，认为伯母并不是真的爱她。（这里可以看出，人在无意识中倾向于向自己亲生的父母效忠）。治疗师立刻感到来访者的母亲和伯母与来访者形成双重价值观有着很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有两个母亲！当然，也可以说，经过客体内射以后，B的心理结构上形成了两个超我——一个宽容，一个严苛。治疗前，她亲生母亲的超我部分占绝对优势，治疗后，因为治疗师的宽容和接纳唤醒并加强了另外一个较为宽容的超我的力量——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在十多次治疗以后而不是以前她才回忆并讲述了她的伯母。
　　治疗师开始向她解释母亲和伯母所做的都是基于爱，只是严父慈母，着重点不同而已。如果能够把母亲比拟成一般意义上的严父，总是以建立标准要求孩子来实现爱，那么可以把伯母看成是慈母，也许有些太娇纵了，但同样也是基于爱。来访者立刻领悟到了治疗师的意思，并说看到很多朋友的父母就是这个样子的，教育方法有异，但夫妻关系很好。治疗师解释道母亲说伯母不好，是不愿意让另外一个女性（特别是妯娌，关系本就微妙）来分享自己女儿的爱。治疗师让来访者象过电影一样具体想象一下，假设母亲和伯母是感情很好的亲姐妹，一个慈爱，一个严格，两个人同时来爱自己，就象很多严父语重心长地劝解慈母不要太溺爱孩子，而慈母又在严父发脾气时打打圆场，彼此劝解，相互包容的情景。来访者很聪明，她静默了几分钟（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便肯定地说她能想象出这幅画面来。
　　治疗师便嘱咐说现在她只需要干一件事，就是常常想象她的母亲和伯母同在，并相互劝解对方，感情和睦的场景。她照做了。治疗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三周后，她便汇报说不再产生想找情人的冲动了，但可以和一些异性去茶楼喝茶聊天，或者吃饭看电影之类。她奇怪地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内疚感了。她说，以前我总怕别人说我是坏女人，现在我可以很轻松地跟同事说“下班我约了一个帅哥吃饭，你们是否知道好一点的地方？”她发现同事们并没有象以前她担心的那样把她当成是怪物，反而说她“平易近人”得多了，老公也对她和异性的正常交往表示了理解和宽容，回到家中，看老公也顺眼了。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连治疗师都感到有些意外，她竟找到了两全之法。但细想也在情理之中，所幸来访者的婚姻有感情基础，性生活又比较和谐，她需要的仅仅是更多异性的交往来激发生活的热情罢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来访者做出的生活选择并不是治疗师引导（或教育）的结果，而是她自己超我冲突消解后自发的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个案里，改变的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内射性客体，而是改变了两个联系紧密又相互冲突的客体意象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趋于融合。客体之间的融合，微妙但深刻地带来了两种超我评判的融合，使之综合统一，走向那个恰恰好的适度处（或称为中庸）。

三、创建新的客体意象。
　　笔者发现，客体意象不一定要真正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而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如汲取知识，感悟生活等来进行信息的组合，并经由形象思维具象化，创建新的客体意象。
　　我的朋友C在现实中有一个“坏妈妈”，自七岁她从婆婆爷爷家回到父母身边起，妈妈便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只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妈妈也常常因为一些小事用刻毒的话来咒骂她、羞辱她。为了抵御这样强大的负性刺激，C自己“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想象“如果我是妈妈，我将怎样来教育孩子”。为此，她从九岁起便开始看各种各样教育孩子的书籍，并进行思考。每当妈妈打她的时候，竹棍落在身上，她也不觉得疼，因为她会尽可能全神贯注地想“如果我是妈妈，孩子犯了这样的错，我会怎样对待她……”我们可以看到，她渐渐地根据自己所看的书籍和观察身边同学的“好妈妈”的行为，为自己创建了一个“理想妈妈”的客体意象，这个客体意象是根本从来没有真正存在于她生活中的，但是却在她的心理现实中真实存在，并成为了她最重要的客体意象。中学时代她就表现出牵着别的女同学带她们过马路之类的行为，以至于同学们都反映说在她身上过早地出现了母性。这是对幻想出来的“理想妈妈”内化的结果。通过对自己创建出来的“理想妈妈”不断认同的过程，C在很大程度上免于了过于强烈的负性刺激的伤害，维护了基本的心理健康。
　　成年后，　C身为一个大学老师，却找了个中学毕业、没有工作、年龄又比她小很多的男孩来做丈夫。丈夫每天在家里打电子游戏，她却每天毫无怨言地挣钱给丈夫花，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赶回家为丈夫做饭，在丈夫烦恼的时候为其耐心开解，她告诉我说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夫妻生活。我认为，对C来说，这个“丈夫”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丈夫，而是C受到内在“理想妈妈”愿望的驱使，下意识地用婚姻的形式，找了一个“儿子”。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自己创建出来的客体也可能对我们的心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一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