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川人大抗战-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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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老百姓跑，政府机关、军警，也都“跑警报”。　　　　　　
　　　　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的四个阶段：　　　　
　　　　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起飞入川。这时，各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的警报器哨音大响。其声撕心裂肺，是“呜——呜！呜！”一长两短。城墙上的木杆挂上了红色灯笼……这预示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劈劈啪啪关铺板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儿哭声、脚板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而去。　　　　
　　　　三是“紧急警报”，这时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换上了黑色灯笼。这时敌机已飞越龙泉山，空中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就近隐蔽……　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像进入死亡世界。　　　　
　　　　每次敌机在震耳轰鸣的机声中飞临成都上空，调整队形后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声让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后，敌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刹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尸横遍地……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的警报器一声数分钟长鸣，才把人们从死亡边缘唤醒转来。城墙木杆上也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上也换成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回城里。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2）

　　　　1940年，敌机全年9次轰炸成都，是轰炸最频繁的一年，尤以10月份轰炸最为强烈。　　　　
　　　　10月4日，日机第5次大规模轰炸成都。日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掩护，上午9时许侵入成都市上空，从成都较场的“中央军校”一直炸到新东门城墙（时为高射炮阵地），投弹近百枚，多处房屋起火、硝烟满天。城边西蜀小学被炸毁，躲避在城墙屋角的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损毁房屋160余间，炸死百余人，伤220多人……　　　　　　
　　　　10月5日，日机36架，12日29架，多次轰炸成都，每次在市区投弹近百枚。平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炸死47人，伤50多人……　　　　
　　　　1940年10月27日的大轰炸，成都损失尤惨。日机分两批先后侵入，第一批21架，第二批15架，在少城公园及附近老皇城一带，投炸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亡32人，伤26人。少城公园内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被炸毁……死者血肉横飞、脑浆四溅、尸横遍地。　　　　
　　　　1941年敌机8次袭蓉。以7月27日空袭更猛烈，日机出动飞机108架，投弹358枚，成都主要街道均被炸。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岸边血流成河，死亡575人，受伤632人，房屋损毁3587间……请看当时《新新新闻》登载记者报道轰炸后的惨状：　　　　
　　　　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有头、手、脚和破碎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有的孕妇被炸破肚皮，淌流出血淋淋的胎儿和血浆泥土混在一起成黑糊糊一团。有的妇女在敞胸哺乳，幼儿还衔着奶头，母子浑身血污死去。有的农舍被炸弹揭开屋顶，全家老小躺在血泊中……城内皇城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多具。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事后经省会警察局统计：敌机投弹446枚，民众死亡575人，轻重伤1368人，炸毁房屋3585间。　　　　
　　　　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年，先后共24次，其中以1939年“6·11”、1940年“10·27”、1941年“7·27”三次最为残酷……日机先后出动飞机550余架次，投掷燃烧弹、炸弹约1500余枚，市民被烧死炸死1270人，受轻重伤者达3500余人，摧毁房屋无数，近100余条街变成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敌机空袭时，除空勤、地勤、军警人员高度紧张外，“防护团”尤令人感动：这些属义务性质的民兵，不计较报酬，不顾生命危险，救死扶伤、救灾救火，真所谓赴汤蹈火！还有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本慈悲救世宗旨，自动组织“僧伽救护训练班”，在古刹文殊院集训后，参加防护团行列。天主教徒救护中队长耿履中，也多次率队员参与救护……这充分体现出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　　　　
　　　　“跑警报”使成都城区大为拓宽。如西郊茶店子，在成都出城到灌县、阿坝方向约六七里处，清乾隆年后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在驿路竹林边搭起茅草房子卖茶水，久之成了“幺店子”（小场镇），被称为“茶店子”。这里是成都西郊大疏散地，“跑警报”使可怜巴巴的幺店子一下子“繁荣”起来……街巷增多、商铺林立，成都警备区也一度移驻此地。东门外三瓦窑、琉璃乡、沙河堡，南门外红牌楼，北门外五块石、天回镇等，情况也类似茶店子。　　　　
　　　　重庆火锅凭借大众化、简易化而在抗战时期兴旺发达。成都许多原是“跑警报”时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也发展为“名小吃”。日寇飞机频繁轰炸，“跑警报”的民众潮水般向荒郊野外逃难，卖饮食的小摊贩有了用武之地，在路旁、坟头、沟边歪歪扭扭搭起黄泥巴竹席棚，“战时小吃店”处处开张、生意兴隆。馒头、包子、锅魁、凉面、凉粉、酸辣粉、茶叶蛋、煮玉米……品种繁多，价钱当然也偏高。本书作者的老姑爷本是很节俭的人，“跑警报”时却对家里人说：“钱嘛，身外之物。被狗日的日本鬼子炸死了，钱还有个球用？吃炸弹不如吃醪糟蛋——吃！”　　　　
　　　　据李豫川先生说：“洞子口凉粉”老板赵金山，那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洞子口赵凉粉”，大受疏散市民欢迎。武侯祠一带，松柏森森，也是“跑警报”之地。当地农民一听警报声，就忙着煮饭炒菜，等候来客。饭用刀划成块，俗称“牙牙饭”……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他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他这样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当时还有家在草堂寺、龙爪堰一带卖“警报”麻饼的，皮薄酥香，后来发展为有名的“苏坡桥酥皮麻饼”。刘湘墓园旁的郭家林子，有一位逃难入川的下江人在这里搭间席棚卖“警报”伙食。他技艺高超，拉的面细如发丝，下锅一烫即熟，再浇上头天晚上炒制的三鲜、肉丝、炸酱、虾羹等臊子，“跑警报”者能吃上这面条，真该念阿弥陀佛了！后来这位老板推出锅魁夹小笼牛肉、鸡丝凉面和卤肉三丝，由此名噪一时。李豫川先生说：“就这样，在日军空袭的隆隆声中，成都涌现出一批制作‘抗战快餐’的烹饪能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味特色，最终成为地方名小吃。”　　　　
　　　　1982年，抗战期间曾任成都《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萧军来到成都，一下飞机就到“洞子口凉粉”店，边吃边向陪同的人讲述抗战躲空袭时的事。他感慨万端地说：“唉，那时‘跑警报’饿慌了能有碗适口的甜水面吃，就算很不错了　！”　　　　
　　　　“抗战快餐”体现了后方民众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中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也无疑成为　构成丰富的“抗战文化”的内容之一。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3）

　　　　日机轰炸四川其他县市　　　　
　　　　乐山大佛见证了日军罪恶　　　　
　　　　乐山古称嘉州，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写下“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诗句。南宋时邵博更为嘉州的山光水色倾倒，他在著名的《清音亭记》中赞叹道：“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　　　　
　　　　抗战中，誉满中外的乐山也饱受日本飞机的蹂躏！　　　　
　　　　1939年8月19日这天，晴空万里无云。乐山城区许多人家正忙着迎接中国传统七月半的“盂兰会”，祭祀祖先和出川抗战牺牲的英烈。不料上午11时40分，空袭警报突急促长鸣，顿时全城惊惶。民众扶老携幼慌乱地朝老霄顶、篦子街、大佛坝几个方向“跑警报”。但仅仅几分钟后大祸从天而降。先见一架侦察机从乐山大佛方向飞来，阳光照射机翼上的红膏药旗分外刺目。日机盘旋一周往峨眉方向飞去。街上警察和防护人员忙用话筒尖声呼叫　：“鬼子飞机来了，赶快疏散！”　　　　
　　　　但已来不及了！天空骤然响起沉闷的轰隆轰隆声，自远而近……眼尖的小娃娃惊吼：“哎呀，小日本一大群‘乌棒机’从南边飞来啦！”　　　　
　　　　四川人把一种肉食乌鱼叫“乌棒”，日本轰炸机形同乌鱼，故被称为“乌棒机”。民众仰头齐看，只见日机13架一组、三组一队，共计来了39架。先是品字形，飞临城市上空变成一字形，飞低时轰鸣声更震人心弦。众人惊叫：“‘乌棒机’要下蛋了！”　　　　
　　　　叫声未落，“轰轰轰”连声巨响，地动山摇。刹那间日机又是轰炸又是扫射，弹片横飞如雨，烈火浓烟熊熊，黑烟热浪遮天蔽日……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房屋倒塌声，伤者哀号声，连续不绝。　　　　
　　　　日机狂轰滥炸后飞走了，有一架敌机还留在城市上空噼里啪啦乱打机枪，然后拍了照片才扬长飞去。据事后不全面统计：这天日机向乐山城区约一平方公里的闹市，投炸弹数十枚、燃烧弹一百数十枚，造成巨大灾难。　　　　
　　　　幸存民众从被炸垮的房子和从火海中冲出，大多只穿汗衫短裤。伤者中有的被炸断四肢；有的肚子炸破肠子外溢。死者中有的尸骨横飞，有的头被炸掉脑浆迸裂，有的死者手中还抱着孩子。一个临产孕妇被弹片击中腹部，把从未见天日的胎儿弹出老远，肉胎血肉模糊，见者无不掩泪……　　　　
　　　　嘉定公园中山纪念堂中了一弹，不少人被大火烧死。盐关街有一家卖米粑的，店堂内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个残肢断臂的人，伤者痛苦呻吟；有个死者口里还衔着米粑……下河街诚益银号经理毛锡荣，已跑到河边，担心财产受损又回家，即被炸毙。罕当街牟华章老妈，大火逼来逃生无路时，只好躲进水缸，头上用口铁锅遮盖，结果反被烈火炖熟了……还有些人躲藏在“太平缸”中，也都被熊熊大火煮死！　　　　
　　　　此次大轰炸，共有49家被全家炸死。如较场坝开油麻铺的苟子言全家5人、较场坝开酒铺的吴季隆一家7人，都全被炸死。开染房的邓志清全家7人炸死6人，邓妻虽然幸免，但手臂炸断成了残废，家产烧光，她因此成了疯子……　　　　
　　　　当时统计：日机这场大轰炸，被炸死者多达4000多人，1000余人重伤，2050户人家被炸，3500幢房屋被毁，万余人无家可归。　　　　
　　　　较场坝、东大街、土桥街一带，人烟稠密，死者最多。如迁川武汉大学教职员家属就死7人、学生死15人伤10多人、校工死2人……昔日繁华街道变为废墟，到处滚烫憋闷、焦臭难闻。县政府召集人掏挖死尸，无人认领的，用滑竿抬出德胜门外和西湖塘边挖大坑埋葬。死尸太多，好几天都没埋完。　　　　
　　　　被炸毁的街巷计27条，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三。乐山最繁荣的商业区和住宅区，3小时内一下子化为灰烬。许多人家破人亡，乐山城元气丧尽、百业萧条。如嘉乐纸厂、嘉裕碱厂、嘉裕电器公司等停产。这年秋天瘟疫大为流行。整个乐山城人心惶惶，痛苦万状……　　　　
　　　　但人民从悲痛中很快振作起来。炸后数日，民众便大体将街面瓦砾扫清，用烧焦的木柱、砖石，撑起破席，白天摆小摊，夜晚临时栖身。商会会长刘裕舟会同商界人士，邀请县临时参议会议长余绍庚、副议长游子久及士绅，共同筹商恢复正常经营……　　　　
　　　　大轰炸的硝烟未散，人们就用石灰水在烧焦的城墙、屋壁上，写满“倭寇飞机炸嘉州，复仇雪恨何时休”等标语。　　　　
　　　　本书作者为写此书，一年前专去乐山采访。乐山文化名人王先生对作者说：“人世沧桑，野草枯荣。乐山大佛名甲天下，也阅尽了人间沧桑。乐山大佛亲眼目睹了这次劫难。幸亏大佛自身披着一身‘绿装’作掩蔽，才免遭日机狂轰滥炸，但大佛一定也和乐山人民一样，留下了深深的悲愤和创伤。”　　　　
　　　　为警醒后人、不忘国耻，2002年2月25日，乐山市国防运动委员会发出修建空难纪念碑的倡议，立即引起乐山各界人士强烈响应，人们纷纷通过捐款、写信、打电话等方式表示支持。　“8·19”空难纪念碑在乐山城区高北门小游园内正式落成。主碑体为一本翻开并被炸烂的日历，日期停留在8月19日，日历上以浮雕形式真实再现了“8·19”日机轰炸乐山的情景……　　　　
　　　　大轰炸带来深重灾难，此仇此恨，乐山人民至今难忘！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4）

　　　　日机轰炸川北重镇南充　　　　
　　　　川北重镇南充，抗战时期居民仅八九万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在南充城郊都尉坝修建了一个飞机场，这反倒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　　　　
　　　　1940年9月3日，一大早市民就听到连续发出3次空袭警报，预感凶多吉少，匆匆“跑警报”，但狭窄城门如同瓶颈。富贵人家早在偏僻山沟租有疏散住屋。许多贫民及小摊小贩穷家难舍且心存侥幸，再加紧急警报后出城已万难，只好躲在家中床底桌下。还有从乡下进城的，闻警也未出城。所以这次轰炸，炸死炸伤的大半是这些人。　　　　
　　　　上午11时，敌机48架临空，先绕城飞行3圈，然后盘旋低飞，自小南门川主街河边直至五里店一带，密密麻麻投掷大量燃烧弹、炸弹。继之敌机从三公庙至大小西门一带，用机枪密集扫射，不知多少居民瞬间死于惊恐万状中。最后敌机再由木老乡飞经都尉坝，编成三队在城区上空投下无数炸弹和燃烧弹。硝烟弥漫，到处火光冲天、楼倒墙崩，爆炸之声不绝，全城顿成火海。各街巷死者累累，伤者大喊“救命”呻吟不绝，其状惨不忍睹……　　　　
　　　　敌机肆虐后扬扬得意凌空而去。城内炸死炸伤者很多，尸体触目皆是。尤以大东门的酒、油市，三公庙的鸡鸭柴草市，外五显庙和过江楼的米市以及茧市街和小西门一带，被机枪、炸弹打死炸死的尸体成堆……　　　　
　　　　侥幸未死者惊魂略定，纷纷从火里、从倒塌的房屋里爬出来，伤痕累累、满面泥尘。有关方面清查死亡人数，据称：“当天只清了几条大街和几个集市，摆出来的尸体，就登记了1300具，因天快黑了，只好暂停……究竟这次轰炸共死了多少人，至今说不出一个准确数字。”据当天初步调查，敌机投了500磅以上炸弹5个，小炸弹几十个，弹坑深约数尺至丈余。1940年9月3日有铁工拟将未爆炸弹取出，又炸伤了一些人……　　　　
　　　　南充民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