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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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出了激光影碟，我一块儿买回三张：《晚春》、《麦秋》和《东京故事》。制作年度为昭和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三部影片均由原节子和笠智众主演。
日本电影我特别喜欢小津和成濑已喜男的作品，在名画座等电影院看了好多次。放老片的电影院一般都不大，经常满员，加上年纪的关系，连看两三部相当辛苦。在这点上，激光影碟和录像机的确轻松多了，尤其是黑白标准尺寸的旧日作品图像比在银幕上看远为清晰，最适合在家里慢慢欣赏。还可以邀请女孩子：“嗳，我弄到一盘小津的新影碟，不去我家里喝着海带茶一起看看吗？”至于对方能否欣然前来，我倒是保证不了。
我曾在德国看过《东京故事》。住在柏林一家宾馆漫不经心地打开电视一看，上面正在播放。片名大概叫《东京之旅》，对话配上了德语。所以，东 山千荣子问“您累了吧”的时候，笠智众用“Nein” 回答。这声“Nein”让我觉得甚是莫名其妙。美国人在日本电视上看日语配音的美国电影，肯定也是同一心情。
在德国看《东京故事》感触最深的，是日本人 ——至少当时的日本人——点头哈腰实在多得要命。用日语看时倒没怎么觉得，而用德语看就别提有多别扭了。
例如客人要走时说“那么实在打扰了，这就告辞了”，同时左一次右一次深深鞠躬。但是换成德语，就仅仅一句“Aufwiedersehen”了事，以致为对口形而说成“A—u—fwie—derse—hen”。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可有可无的台词太多确是事实。
“是那样吧？”
“是那样的。”
“到底是那样吧？”
“还能不是那样！”
“到底是那样的啊。”
“那是那是。”
这些台词若折腾成德语，甚至多少带有形而上学色彩，不可思议。
“如是乎？”
“如是也。”
“焉能不如是乎？”
“焉有不如是之理。”
“确乎如是，信乎？”
“信然。”
便是这个样子。我的德语相当粗疏，是否真那么说的自是不敢保证，但感觉上确乎有那么一种辩证法氛围，说晦涩也够晦涩的。看用法语和意大利语配音的小津影片想必又另有一番妙趣，两三遍我不敢说，一遍是很想看的。我这人兴趣与众不同，喜欢看英译巴尔扎克，或许因此才有这样的念头。
《晚春》和《麦秋》因为以北镰仓为背景，经常有江之岛和七里滨一带风光出现。从电影上看来，昭和二十四年那时候七里滨几乎没有汽车往来，似乎十分幽静。当然也没人冲浪，散步的没有。那时候的人一定都很忙。小津安二郎拍摄的影片总是那么寂静，无风，充溢着向阳坡一样惬意的光照。我喜欢小津电影（特别是昭和二十年代的）里出现的这种风景，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尽管极度模式化，却又那般栩栩如生。
另外是关于细节的。《东京故事》中有一处百思不得其解，即驱蚊香场面。记得这部影片出现蚊香的镜头有三个，而每个镜头中蚊香都是竖着的。前些年曾流行竖式电唱机——便是以那个姿势点着冒烟。
我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就竖点蚊香的方法及其优点翻来覆去想了许多，却怎么也想不明白。莫非当时果真存在那种竖式蚊香不成？抑或是按照小津美学硬把蚊香竖起来的呢？德国人能看出那就是蚊香？不过，那是怎么都无所谓的。
附言：对于近来以影碟出现的《东京暮色》，我和水丸君都叹服不已。那个坏心眼调酒师真是妙不可言。至于蚊香何以竖起，至今仍无任何线索可查。
第一篇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
和过去相比，去书店的次数好像明显减少了。
为什么不去书店了呢？理由是自己开始写东西了。看见书店里摆着自己的书总有些难为情，而不摆也不好办。这么着，脚步就彻底远离了书店。
另外也有家里书实在太多的原因。还没看的书都有几百本之多，再叠床架屋未免有点傻气。也打算把现在堆起来的书山处理掉，再去书店物色想看的书，却不知何故，书非但全然不减，反而继续增多。虽然不是《银翼杀手》（BIADERUNNER），但我也希望有个“阅读代理机”什么的。那东西一本接一本读书，集中告诉我“主人，这本好，应该看”，“这本有必要看”，那一来我会大大减轻负担。不是阅读代理机也没关系，身边有个精力充沛又有时间且对书籍富有见识的人也可以，但显然是异想天开。
不常去书店的另一个理由是新翻译的外国小说数量眼看着减少下去了。科幻啦侦探啦冒险小说啦固然相当之多，但这类东西委实玉石混淆良莠不齐，即使我（一段时间曾看得入迷）近来也很少伸手了。仔细查看，发现新出的翻译小说少而又少。出版社里的人说纯文学翻译几乎——或者不如说根本——卖不动。总之情况令人遗憾。
还有，我本身阅读时间的减少也是个原因。最近每次见到出版社的人，都听到他们异口同声地抱怨如今的年轻人不好好沉下心来读书。我也随声附和说“是吗，那不好办啊”。但回想起来，发觉自己也不怎么读书了。十几岁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兄弟》、《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分别看了三遍，想来真有隔世之感。当时反正只要书有厚度就欢天喜地，甚至觉得《罪与罚》的页数都不够多。同那时比，如今的阅读——尽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老读一本书的倾向——已减少到了五分之一。
为什么如此不读书了呢？完全是因为用于读书的时间减少之故。总之被读书以外的活动占去了不少时间，致使能够读书的时间相应减少。例如跑步每天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听音乐两个小时，看录像带两个小时，散步一小时……如此算计起来，安安静静沉下心读书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出于写作需要，每月倒也如醉如痴地看上几本，但与此无关的书老实说近来压根儿没看，很伤脑筋。
不过我想，陷入这种状况乃至倾向的人决非我一个。近来年轻人之所以不怎么读书了，我猜想原因恐怕同样在于把大比例的钱、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读书以外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上。我年轻那阵子——这么说好像马上成了老头儿——总体上剩余时间颇多，比较容易产生读书的心情：没办法，看本书吧！当时没有录像带，唱片相对较贵买不了多少，体育活动不像现在这么兴盛，时代气氛也偏重理性，不把某种书籍看到一定数量容易被周围人瞧不起。
可现在，“你说的什么？那玩意儿没看过，不知道”——如此情形畅通无阻。一来此外要干的事很多很多，二来足以表现自己的场所、方法（如媒体）等等一应俱全。最终，“惟有读书好”这种神话般的媒体的时代迅速寿终正寝。如今，书不过是各种并列的媒体中的一员罢了。
至于这样的倾向是好是坏，我是不晓得。大概一如其他社会现象，也无所谓好与坏。我个人认为教养主义、权威主义风潮逐渐消退——的确正在消退——并非可喜之事，作为一个写书人当然为大家不怎么读书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我想我们（与出版有关的各类人员）通过转变意识和体制来获取从新地平线上的新种类优秀读者，也应该是可能的。老是哀声叹气也无济于事。
第二篇颇为离奇的一天
几天前突然想看狄更斯的《孤星血泪》，遂去某大书店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问咨询台的一个年轻女店员：“对不起，正在找狄更斯的《孤星血泪》……”
“那是哪个领域的书呢？”她反问我。
我不由“哦”一声。
她也同样“哦”一声。 、
“所以我说是狄更斯的《孤星血泪》。”
“所以我问是哪一类的书。”
“呃——，是一本小说。”
如此问答了几个回合，最后叫我去问小说柜台。一瞬间我目瞪口呆：书店的咨询台居然不晓得狄更斯！不过近来年轻人一般不读什么狄更斯，或许这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社会已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相当大胆的蜕变。
作为我真想邀那女店员去喝茶，好好盘问一番：“那么，可知道夏洛蒂·勃朗特？可知道普希金？知道斯坦贝克？”但看样子对方很忙，况且我也决非闲着，只好作罢，遗憾。
离开书店办完事，肚子饿了，走进一晃儿闪入眼帘的一家样子蛮考究的西餐馆，喝罢啤酒，决定提前吃晚饭。我每天大致五点左右吃晚饭，因而得以经常在人很少的餐馆吃饭，心情相当不坏。不吵，又可慢慢选择食谱。
食谱上有个“西式盒饭”，两干五百日元。于是我问女侍应生：“唔——，这个里边装的什么？”
“各种各样。”她以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那是，既然叫盒饭，内容想必各种各样，这点我也知晓。我是想问具体装的什么？”
“所以说里面洋玩意儿各种各样。”
如此下去，事情难免像“山羊邮信”一样误入迷途，于是我不再考虑西式盒饭，而点了单样菜。倒不是对她感到气恼，只是心想，盒饭里装的什么，告诉一两样也是可以的嘛！我又不是想要挟什么。
饭后在街上闲逛当中从百货商店门前路过，决定进去物色一件粗花呢上衣。因为不久前责任编辑木下阳子（假名）对我说：“村上君，你老是穿夹克加运动鞋，钱到底干什么用了？”有一件上装正合我意，虽然担心号小，可还是想试试。正穿袖子时，一个女店员刮风一般奔上前来，以不屑的语气说道：“先生，那件号太小，根本不行的！”
我正想说是啊好像是如果有稍大一点儿的……不料她已没影了。我就地站了一会儿等她转回，但全然没有转回的动静，只好作罢回家。总好像是莫名其妙的一天。既觉得自己受了别人不正当的对待，反过来又觉得自己不正当地对待了他人。究竟如何难以判断。
书店的女孩回家后，或许在餐桌上对母亲说：“今天来了个讨厌的客人，报出一串莫名其妙的书名，我说不知道，他明显地露出鄙夷的神色，可把我气昏了。”
餐馆的女侍应生则可能对厨师发牢骚：“既然菜谱上有西式盒饭，悄悄点了悄悄吃了才算好食客！”
商店的女店员没准心想：连自己的上装号码都稀里糊涂却往袖子里伸胳膊的乡巴佬，我才懒得搭理呢！
如此想来，觉得对方所言所思也都各有道理，甚至反思说不定自己的生存方式本身存在着决定性的错误。人世这东西着实费解得很。
第二篇朗姆咖啡和御田杂烩
若说我个人看法，冬天里最好吃的，不管怎么说都是火锅和加朗姆酒的咖啡。当然，我不是主张火锅和朗姆咖啡一起受用，而是说分别受用好吃。一边喝加朗姆酒的咖啡一边吃御田杂烩不可能好吃。
我差不多用两年时间译了约翰·欧文的长得不得了的小说《放熊》（Setting Free The Bears），里边经常出现加朗姆酒的咖啡。小说以维也纳为舞台，主人公们时不时走进街上的咖啡馆点“朗姆咖啡”喝。每次看到这里我都极想喝加朗姆酒的咖啡，遗憾的是日本没有几家能喝上美味咖啡的咖啡馆。即使食谱里有“朗姆咖啡”也很难认为拿得出许多，因而总让人怀疑朗姆酒也相当陈旧了。另外，在日本喝的朗姆咖啡——怎么说好呢——以音乐来比方总觉得好像缺乏Sonority（回响），就是说，未能充分传达“朗姆咖啡应有的”那种众所公认的余味。
相比之下——虽然这么说话让我冒冷汗——在奥地利和德国喝的朗姆咖啡就沁人心脾。毕竟和东京相比，那边冷得彻骨生寒，就算穿毛皮夹克戴手套围毛线围脖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也会马上觉得“啊，不得了不得了”，恨不得跑进咖啡馆喝热乎东西取暖。咖啡馆的玻璃窗大多被暖气弄得白漾漾的，从外面看显得甚是暖和惬意。跑进那样的地方点“朗姆咖啡”再好不过了。德语大概叫“咖啡密特鲁姆”，错了请多包涵。
滚热滚热的咖啡上面鼓起一大堆白色奶油，朗姆酒的香气直冲鼻孔。奶油、咖啡和朗姆的香气便是这样浑融无间地形成一种带有焦糊味儿的饮料，非同一般，的确暖人身体。
这么着，在德国和奥地利期间，我日复一日地喝着这朗姆咖啡。在街头摊档嚼一根咖喱味香肠，不时进咖啡馆喝一杯朗姆咖啡，便是这么一种模式。那个月冷固然冷得要命，我却自得其乐。在寒风凛冽空无人影的法兰克福动物园冻得浑身发抖时喝的朗姆咖啡也别有风味，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日本虽没有朗姆咖啡，但有御田杂烩。朗姆咖啡诚然美妙，但御田杂烩也很不错。现在我也在想入非非；若白天在维也纳喝朗姆咖啡，晚上在东京吃御田杂烩，那该有多好！
恕我以自己为例——其实这个专栏彻头彻尾是我个人的事——我老婆对御田杂烩这一存在算是深恶痛绝，故而基本不给我做御田杂烩吃。她憎恶御田杂烩乃是因为少女时代曾在电车上被芋头萝卜什么的动手动脚骚扰过——这当然纯属无中生有（理所当然），只不过仅仅是憎恶罢了。这样，我差不多总是一个人在外面吃御田杂烩。
中年男人独自吃御田杂烩的场景尽管算不上优雅，但也谈不上有多狼狈。二十几岁时一个人进杂烩店喝酒是觉得有点别扭，而三十过后就习以为常了。看罢电影一个人想吃东西时我也常常往杂烩店的餐台前一坐。若在寿司店，难免有一种“同本日精品对决”的紧迫感，而杂烩店原则上无所谓本日精品，什么也没有，心情自然放松，再说首先是便宜。独自一边怅怅地想心事一边喝酒的杂烩店再好不过了。
只是我时不时心想：世间莫非就不存在御田杂烩的正统吃法？一如在寿司店一开始连吃两块肥金枪鱼会被视为鲁莽吃法，御田杂烩也该有所谓地道吃法才是——例如一开始不能连吃两个鸡蛋啦，以竹轮和鱼肉山芋糕之间夹海带为常识啦，吃完卷心菜用豆腐消除余味才算懂行啦等等。或者说卷心菜原本就不是懂行人吃的东西？弄不明白。至少父母没有就御田杂烩的正确吃法指点过什么。
安西水丸君在这方面是相当讲究的人，一次一起去吃御田杂烩。吃罢看样子他想对我说“村上君说起来头头是道，可吃杂烩的程序可真够乱的了，吃完魔芋就吃白果”。万万马虎不得。
附言：我顶喜欢吃里边有虾芋的御田杂烩，但东京基本见不到。江之岛桥头那里排列着的几家摊床杂烩里放了很多很多海贝，相当够味。我住在藤泽时，午饭时间常常散步到江之岛品尝来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