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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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当然是鼓励老师深造的，但首先是在认真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毕竟是进高校来工作的不是来继续当学生的。在上课方面，不管你教学水平有多高，规矩还是要讲，学校里那么多资深的老教授备课、上课都是兢兢业业，很少有迟到早退之类的事情发生。再说，教学的灵活不是这样追求的，这是散漫。还有一点陈老师也忽略了：我们学校的人事制度规定，新老师要进来的第二年才允许考研考博。
果然，陈老师又来了我们人事处，目的只有一个，对第一年不能考博的规定提出强烈抗议。我们不想多费口舌，因为关于这点当初的合约上白纸黑字已经写得清清楚楚。陈老师却声称：“这本来就是不平等条约。”听了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
其实，学校里作这种规定也是为了确保教学。进来的新老师很多都没有教学经验，本科时读师范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第一年学校安排他们少上课，多听课，以便他们尽快地担当起教学工作。我们学校现在还不是研究型高校，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是光会搞科研不会上课，那怎么行？而且学校在老师读书深造这方面放得很开，通常都会大力支持，所以等到教学上手了再去读也不迟。一般来说，好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专业研究也有助益。很多博导更乐意带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大概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陈老师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阻，硬是要今年就要考，还是三番两次地往人事处跑，最后说实在不行就“辞职”。
这才来了几个月啊，一学期不到就说要走？这阶段我在忙招聘，一直在出差，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但愿陈老师能够先冷静下来，不要一时冲动真的走了。他们院长还是挺看重她的：因为除掉一些自由散漫之外，她的课真的上得很好，口语特别漂亮，风格也轻松，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像这样能把英语听说课上活的老师学校确实很需要。
能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规划意识，这点很好；但一是要有主见，二是要循序渐进，三是要分清主次。刚毕业的学生初入社会，肯定有一个适应期，对自己的前进方向有点摸不清，有些是不听任何建议一意孤行，有些是听太多了举棋不定。听取建议应该是有所选择的，多多向一些阅历丰富的长辈请教或者问问和自己情况差不多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如果是一群天真的年轻人聚一块儿，你一言我一句说的都是想当然的话，逗逗闷子还行，用不着太认真，否则是给自己找麻烦。
年轻人做决定快，变得也快。每年和学校签了约却没来的老师很多，应聘时一个比一个性子急，等签约了就开始拖。有点责任感的还会打个电话过来表示一下自己改变意愿了；要是碰到一点责任感没有的，他会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自行其是了。比如去年，一个新招的老师，教务处连课都给他排了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他说不来了。这样变来变去的，我们人事处哪儿赶得上？
急功近利也是个问题。社会上喜欢大肆宣扬青年才俊，鼓吹出名、挣钱都要趁早。在高校，搞教学、做学问，就是要靠积累的，哪能浮躁？而且职业也好岗位也好，随着个人的发展肯定会有所调整，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但有些新来的老师还是会有一劳永逸的想法。
还有就是工作和个人发展的关系处理问题：深造对在高校里工作的人都很必要也很重要，但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不是影响工作的理由。进入单位工作，我们同样要有“双赢”意识，单位为个人提供良好的平台，个人为单位的进一步发展出力；否则老是用对立的眼光看问题就容易偏颇引发一些冲动行为了。
签下的协议不算数，说变就变，这是相当多应届生的普遍做法。他们玩的就是一种“跳来跳去”的感觉，有人说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的“自私”，我却不这么看，关键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你问他们，大学都已经毕业了，应该负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十有八九会答非所问，话锋一转，必然会给你大谈特谈什么“实现社会价值”、“体现自身价值”之类的大话。在他们眼里，“我”总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第三部分：寻道篇选择性失忆和一张10美元钞票
作为一个高校人事干部，我可以说在“培养人”和“用人”这两个问题上都有话可说。我有时也愿意自己也得上那种选择性失忆的怪病，有些事情我不愿再想起。
我有一位朋友，她儿子小浩在我们学校读书。小浩这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和人接触，即使和班级同学也少有交往。朋友的孩子在身边读书，多加照顾那是分内之事。为了帮助小浩多和同学交往，一开始，我就要求他多参加集体活动，多交朋友，特别要和同学搞好团结。我还对他说：“可以带你的同学上家里来玩。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帮助。这样也有助于你和同学搞好关系。”
从此以后，小浩每次来家里都要带来一位同学，每次都会换一个，而且每次都会有那么一点事儿。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希望我帮忙在学校找点勤工俭学的活干。像这种事我能够做到，也容易帮上忙。有的干脆就是说钱花完了，家里钱还没寄来，这几天吃饭都成了问题，希望借点钱。开始对这样的事我也是比较谨慎，总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金钱往来不怎么好，何况是素昧平生。我也隐约听同事谈起现在学生经常开口向老师借钱，似乎也有先例，于是我对于少数实在困难的在百元以下的，这忙帮也就帮了。
至于有的学生上门说某门功课考试可能过不了，看能不能让我找相关的老师打打招呼。我当然是断然拒绝了。有的是考试作弊被抓了，要我找有关部门帮忙“通融通融”，对此，我不仅拒绝，还要耐心教育一番。至于这些学生听与不听，那只有天知道了。
有一次，小浩带来这样一位同学，姓任，已经大三了，比小浩高一年级，说是小浩的同乡。小任因为家庭困难，供不起学费和生活费，要休学一年去打工赚钱，再来复学。我听了他的事情，很是感动，自己打工赚钱供自己读书，有志气！小任说因为前一年的学费还欠着学校的，现在学校不给办休学手续，说是要等钱还清了才能办休学。
我当即就说：“这没有道理。本来休学就是为了打工赚钱还清欠款，反而因为欠钱不给办休学。这种规定完全不合理，我去找财务说说。”我找了人，说了事。财务说有规定，除非我愿意担保。我说可以，就找来小任一起办了担保手续。事情办得很成功，小任似乎也赚到了他应该赚到的钱，因为他一年以后复学了。
那是刚开学的一天，我正在教务处找人谈事，进来一位同学，说要办复学手续，来的正是小任。一年的打工生活，使他看起来更壮了更高了也更黑了，有些沧桑感。我认出是他，和他打招呼；他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到末了，他还是想不起我这位冒冒失失和他打招呼的老师是谁，带着很疑惑的表情走了。
同事问起缘由，我说了。他笑着说：“从心理学上讲，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选择性失忆。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应该是真的想不起你是谁了。”
我说，看来我也是个俗人，帮了人，还记着，还希望别人记着。
说笑归说笑，如果事情就此结束，其结局对我来说倒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事情的发展还远没有结束。
一天，小浩又来了，是和小任一起来的。两人也快毕业了，小任说他想进政府部门，比较安定，收入应该也可以。我说不管在哪里工作，关键是要适合自己，收入要考虑，将来的发展也要考虑。然后是一些闲聊，小浩这孩子也能聊了，不像当初，开口说话都有点脸红。不过，自始至终，小任都没有提我帮他担保办休学的事情。也许是真的忘了，因为这的确不是那种令人愉快得值得一辈子记住的事情。我想着将来碰到心理学老师，这倒是一例值得探讨的典型案例。
新学年开学不久，小任一个人上门来了，小浩已经毕业离开学校了。小任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已经在本市一个区级政府机关工作。我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嘱咐他要好好干，总之是些诸如“要虚心学习，一切从头做起”之类的话。
他问了我关于党员如何开证明的事，我都尽我所知，告诉他应该到相关部门办手续。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猜他来肯定有所请托。这年头年轻人在外面都不易，我也是孩子的母亲，有些不忍，末了问他“有什么事情没有”。他告诉我说只是来聊聊天，没有什么要办的事，便告辞了。
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记得他还上门过两次。我也乐于和他聊聊天，了解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关于政府机关的一些事情；想是他刚去工作不久，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光说些什么从小浩那里，他知道我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人，像母亲一样对待每一位上门的同学；还说我是一位非常能干有才华的老师等等之类的话。我比较不善这一套说辞，应付几句。照例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他依然说没有什么事。
我清楚地记得：后来的那一次，他在临走时，拿出一张10元美钞，说很多人有收集世界各地钞票的爱好，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如果我儿子喜欢的话就把这张美钞送给他。学生上门，我从来都不许他们带什么东西，更不允许这样赤裸裸地、哪怕以任何名义送钱送物。于是，我断然地拒绝了。
一个月以后，算起来是小任最后一次上我家门了吧。这次他拿来一份简历，是一位女生的，说是他的女朋友，在附近一所重点大学读书，快毕业了，想到高校当老师，希望我在本校帮帮忙。
说老实话，当时我很是不快，终于搞明白了他最近几次来找我甚至那10美钞的真正意图。别看我是女同志，性情直爽，办事不喜欢拐弯抹角。考虑到毕竟是熟人了，再说学校也是要进人的，如果条件合适又不违背原则，就算是公事公办了吧。我便接下了那份简历。之后，他还来过几次电话，似有催办的意思；我也向有关的部门和学院介绍过这份简历，但人家都不接受，自然不可强求。事情很自然地拖过了学生就业的时间，小任也再没有来电话了，想必他女朋友已经找到了单位，来电话当然是多余的。
第三部分：寻道篇欠账不还的冒牌党员
可是，此时我却非常希望他能来一次电话，因为我有事情急着要找到他。事情的起因还是那件涉及“选择性失忆”的担保事件。
原来，大约两年半以前由我担保的那笔学费欠款他根本就没有还，他打工赚来的钱只是应缴了后面一年的学费。从财务处转给我的有关材料看，他在毕业时曾向学校签了一份还款保证书，言明半年内还清；学校鉴于他已经在本市政府部门找到了工作，在他仍然欠款的情况下，也就同意让他领走了毕业证，让他按新的计划还款。
如今半年过去了，财务处没有收到他还来的欠款，便找到了我。我担心地问：我是不是要负担保责任？财务处的同志特地向我解释：这笔钱虽说当初我担保过，但我担保的只是允许他办理休学；如果他休学一年后没有回到学校，可能这笔钱与我有担保关系。如今这笔钱经他毕业时以还款保证书确认过了，也就不会与我有任何关系了。他们之所以来找我，是想请我和他联系一下，希望他按约回来结清这笔陈年老账。
我想，既然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就好办，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打个电话召他回来就是了。于是打了手机，听到“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好不容易查到他单位的电话，拨通了；对方说：是曾经有这么个人，但现在已经离开单位了。问去了哪里，对方说不知道。问为什么好好的机关工作不做，跳槽了；对方说：准确地说，是被他们辞退了。他们机关在进人时就明确讲了要求是中共党员，小任的所有应聘材料也都反映他是一名党员。等人进来之后，问他为什么没转组织关系；他说学校刚好放假，等开学后就可以转了。后来应该到了开学时间了，提醒他该去办理迁转证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有些理由，一直拖着没有办。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他终于承认自己并非党员，是自己欺骗了组织。这是一起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事件，政府机关当然是绝不能留他了。
既然不是党员，他为什么要谎称自己是党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是他太想实现自己要进机关工作这么个愿望了。但我实在弄不懂的是，他将以什么方式来圆这个弥天大谎？他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给自己弄一个“党员”身份，然而，这可不是通过满街的“办证”广告，办来一个“党员证”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到学校相关部门办组织关系迁转手续，而如果你本来不是共产党员，那是任谁都是无法办到的。最终露馅便是必然的了。他怎么这么糊涂，还去耍这种小聪明！这不由得令我想起小任那一次在我家里的那种“欲言又止”的表情。
这位在我面前玩过“选择性失忆”的小任，他又玩了一次“诚信”方面的问题。毕业生们像这样的“诚信”问题，已不仅仅是一种个别现象，应该说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这两年，在我们大学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时，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诚信教育。前些年，为了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推出了助学贷款工程；学生在学期间贷款上学，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国家补贴给银行，学生毕业后按贷款协议按时逐步还清本金以及毕业后所生出的利息。现在经统计发现，贷款学生毕业之后拖欠贷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现在由于有超过20％的学生在毕业后不能按计划偿还贷款，以至于一些银行已经在很多高校终止了向贫困生提供助学贷款。有少数毕业生是因为没有及时找到工作，本来就没有收入，不得不拖欠贷款；而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并不是没钱还贷，而是缺乏建立个人信用的意识，还贷积极性不高。说白了，他们以为反正是国家的钱，把银行贷款和政府资助混淆了，抱着一种“能拖则拖，能欠则欠”的态度。
欠债还钱，这是谁都懂得的做人基本道理，本不应该要人教的。你想想看，现在每年临毕业的时候学校还要召开声势浩大的大会，要那些领导面对自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动员大家到时可要“记得还钱啦”，想来的确叫人凉透了心。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失误，但我能深切地感觉到社会信用的普遍缺乏。那些不愿按期偿还贷款的毕业生，不光是欠下了银行的钱，由于银行从助学贷款工程的纷纷退出，这些人还向后来更多更需要帮助的他们的学弟学妹们欠下了一份债，也向整个社会欠下了一份道义。
大学毕业了，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