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_2-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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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兹勒却认为使用新型的虎、豹战车，即足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东线战场上重新获得主动的地位。

　　希特勒首先致开会词，历时三刻钟。他首先说明东线战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又接着说明参谋总长的计划，以及穆德尔将军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穆德尔所提出的意见，是以情报为根据，主要的都是以空中照相为基础，由相片上可以看出来苏军在德军准备进攻的地区中，已经准备好了纵深和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苏军早已把他们的大批机动部队，撤出了这个突出地区，为了预防我们将会使用钳形的攻势，他们对于可能的突破点都早已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战防部队来加强它们的防务。穆德尔根据这些情报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敌人对于我们这个攻势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术路线，否则就不如放弃这整个的构想。照希特勒说明穆德尔意见时的姿态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项看法深为重视，同时也表示出来他并不赞成蔡兹勒的意见。他现在首先要求曼斯坦因元帅发表他对于蔡兹勒计划的意见。曼斯坦因这个人，当他和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有词不达意之感。他认为要是在4月间发动这个攻势，则成功希望颇大，到了现在就很成疑问了，同时他又说至少还要再增加两个步兵师的生力军，他才有能力发动攻势。希特勒却告诉他生力军是绝对无法筹措到的，曼斯坦因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希特勒接着又询问克卢格元帅的意见，他的措词很含混，不过大致是赞成蔡兹勒计划的。我接着就要求希特勒准我发言，并且立即宣布这个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我们刚刚完成了东线战场部队的再编组和再装备的工作，若是此时照陆军参谋总长的计划实行进攻，则战车方面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是1943年一年中的产量所无法补充的，其实我们新战车的产量是应该用来成立西线战场上的机动总预备队，因为盟军在1944年一定会企图登陆的。此外，我又指出，虽然参谋总长对于豹型战车是期待颇殷，可是事实上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非常多，在发动攻击之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解决得了。站在生产方面的立场，史贝尔也支持我的意见，不过在场的诸人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公开反对蔡兹勒计划的。希特勒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所以在那一天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除了军事方面的争论以外，在慕尼黑会议时，我私人方面还遭遇到了一件大事。自从1941年12月以后，这是我与克卢格元帅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他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很不友好，所以就更触痛了我的旧创痕，因此我对于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在会议之后，克卢格请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要我解释为什么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因为他对于1941年12月间的误会，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圆满解释，所以我的感情是已经伤透了。结果我们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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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后，希孟德到柏林来看我，把克卢格写给希特勒的一封私信带给我看，信中的内容是说准备要与我决斗。克卢格明知希特勒早已明令禁止将军们在战时举行决斗，所以就故意作此姿态。

　　希孟德就代表希特勒向我致意，说希望大事化小，把这个误会设法结束了事。为了表示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我写了一封信给克卢格，说假使我在慕尼黑的行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希望他能原谅。不过因为他在1941年对我曾经做过恶意的中伤，所以我实在无法不采取那样的行动。

　　在战车生产方面，由于我的主张，Ⅳ型战车还是继续生产，一直要到豹型战车可以大量生产时才停止。对于主要的战车生产中心，也已经奉命开始加强防空的准备。在5月4日的会议中，我又要求对于战车工厂的设备应有双套的准备，可是史贝尔的主要助手绍尔先生却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敌人现在只会集中全力来炸毁德国的航空工业中心，对于战车工业还没有余力来加以顾及。

　　希特勒在5月10日回到了柏林，又把我喊到总理府中去商讨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认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完成预定的计划。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工业界答应以后再努力生产，准备在5月31日交出324辆的总数（原定是250辆）。在会议结束之后，我抓着希特勒的手问道，我能不能够向他坦白地说几句话。他说我可以这样，于是我就力劝他放弃东线战场的攻击计划。其实他早已经看出来了这计划的困难，而且是得不偿失，会使我们在西线方面的防务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最后我向他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今年一定要在东线进攻呢？”说到这里，凯特尔就接腔说：“我们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必须要进攻！”我回答他说：“你想想看，到底又有几个人知道库尔斯克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攻下了库尔斯克与否，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发动攻势呢？”希特勒回答我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一想到这个攻势，就不免要作呕。”我回答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一点都不错。所以就搁置它吧！”希特勒就向我保证说，他并没有决定要实行这个计划，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次谈话。除了现在已经不在世的凯特尔元帅以外，当时在场的人还有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和生产部的绍尔先生，他们都可以当作这一段故事的人证。

　　第二天我又乘火车到勒特曾去，我的幕僚都暂时住在那里，所以我要去看看我们的一切设备布置得怎样。5月13日，我又和史贝尔会晤，在那一天下午又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会议。5月1日，希特勒曾经视察过一辆鼠型战车的木制模型，这是波尔舍教授和克虏伯工厂的杰作，它准备装上一门150mm的大炮。它的全部重量最初定为175吨，照惯例希特勒对于原有的设计总还会有一些修改，所以它的总重在将来一定会接近200吨左右。不过这个模型上面却并没有装备机关枪，以供近战之用。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决定不采用这种武器，这与波尔舍在设计他的“斐迪南虎型”战车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使它在近战中完全成为废物，任何战车都无法避免会要实行近距离战斗的，而当它与步兵协同作战时尤然。于是我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差不多除了我个人以外，其余在场的人都无不称赞“鼠型”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战车。实际上，除了大而无当以外，它可以说是一无所长。

　　在这一次战车表演完毕之后，我就飞返柏林。

　　5月24、25日两天，我去视察驻在布鲁克（Bruck）的第六五四战车营，这个营所用的战车就是上文所说的波尔舍虎型战车。接着我又去视察生产豹型战车和战防炮的工厂。到了5月26日，我又飞往巴黎，主要的目标是视察设在那里的战车营长训练班。5月27日我到亚眠去视察第二一六战车营，28日又到凡尔赛去视察了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且又到了南特（Nantes）去与第十四和第十六两个装甲师的师长会商。最后，我在5月29日又去视察圣纳泽尔（St。Nazaire）的要塞，其目的是为了要研究大西洋长城到底有多大的防御力量。结果我才知道，这个所谓长城者，实在远不如宣传中的那样坚固。我在5月30日飞回柏林，31日又与史贝尔会晤。6月1日又到格拉芬沃尔（Grafenwohr）去视察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两个豹型战车营，并且在当天赶回柏林。

　　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里面，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入非非的意见，主张把第一装甲师调到希腊去，以防止英军在那里登陆。这个师的实力刚刚补充完毕，并且装备着全新的豹型战车。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力的预备队，现在他们却准备这样把它随便地浪费掉。我当然立即提出抗议，于是不免与凯特尔发生了激烈的舌战。我说也许一个山地师对于希腊的情形还更适合些，他却说因为供应此种部队的马匹饲料需要太多的运输工具，所以不能这样办。对于这种妙论，我实在无法和他辩论，不过最后我还是设法留下了那些豹型战车。有一个派往希腊侦察地形的战车军官回来向我报告说，希腊的狭窄山路和桥梁实在不能容豹型战车通过。于是我才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把豹型战车营截留了下来。可是苏联战场上少了第一装甲师，不久就使我们尝到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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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我又在为了我们的问题儿童——豹型战车——大伤脑筋，因为它的履带和操纵系统都还有毛病，而且光学仪器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在第二天，我就告诉希特勒，我不主张让豹型战车在东线战场上参加战斗，因为它们还不能够正式作战。

　　我又到慕尼黑去访问隆美尔元帅，目的是请教他在非洲战场上所学得的经验，当天晚上我飞回柏林。6月16日，我先到于特博格（Juterbog）去视察炮兵武器，然后再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去和希特勒举行会议。在中途我又在格拉芬沃尔降落，再度去检查那两个豹型战车营的毛病，以便可以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报告。除了战车在技术上的弱点以外，所有的官兵在操纵上的经验也都还不够，而且还有人缺少战斗经验。但不幸的，就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够说服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参谋总长，放弃那个从头就错起的东线攻势。这个攻势现在已经定名为“卫城作战”（Operation　Citadel）。

　　自5月12日突尼斯（Tunis）沦陷之后，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整个的非洲战场。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和囚禁，巴多格里奥元帅已经奉命出组新的政府。所以意大利的退出战争，是已经可以指日而待了。

　　当南欧的局势日非，战祸日益接近德国本土的时候，希特勒却正在东线上开始发动攻势，这次攻势的计划和执行都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当。从别尔哥罗德地区起，在南面一共有10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7个步兵师开始攻击，而在北面，也有7个装甲师、2个装甲步兵师和9个步兵师，从奥廖尔以西的地区，开入战场。这一次德国的陆军可以算是把一切攻击力量都用尽了。希特勒本来是不主张作这一次的攻势，可是后来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改变了初衷。似乎陆军参谋总长的压力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攻势在7月5日开始，我们所用的战术，还是那一套老办法，这是苏联人早已有经验的，所以一切都不出他们料想之外。希特勒本来有两种替代计划，一是从谢夫斯克向苏联突出地区的最前段部分攻击，一是在哈尔科夫的东南面突破苏军的防线。可是他这一次居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主见，而热烈支持蔡兹勒的计划，那就是在提门地区内，向苏军突出地区实行双包围的行动，以求在东线上重获主动的地位。

　　在7月10日到15日之间，我曾经到两方面的前线去视察。我先到南线，然后再到北线，并且在战地与战车部队的指挥官举行商谈。这样我才可以看清一切行动的内幕，发现我方人员和装备的弱点。我对豹型战车的预言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在穆德尔军团中，虽然有90辆波尔舍虎型战车，但是它们却无法作近战之用，因为它们既缺乏足够的弹药，又没有机关枪。所以它们虽然能够突入敌军的步兵阵地，却无法毁灭敌人的火力，因此我们的步兵根本无法跟上去。等到它们攻抵了苏军的炮兵阵地，结果反而都为苏军所击毁了。尽管战车部队作战十分勇敢，而且不惜惨重的牺牲，但是步兵们却还是无法扩张战果。穆德尔进展了大约6英里远后，就停顿了下来。在南面，德军比较成功，但是既不足以封锁住这个突出地带，也不足以强迫敌军退却。苏军在7月15日开始向奥廖尔反攻，因为要加以防守，所以我们的攻势就更形减弱了。到了8月4日就不得不撤出该城。同一天别尔哥罗德也失陷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在奥廖尔东北面的苏夏河—奥卡河阵地已经饱受了一切的风浪。这也是我在1941年12月所选择的防线。我上次去职的原因就是为了它，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由于“卫城作战”失败了，我们遭受到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挫折。那些辛辛苦苦改编的装甲师，在这一战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恐怕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元气。他们是不是还来得及参与东线的作战，都已经成问题，至于想在明年春天来对付盟军的登陆威胁，则希望更渺茫了。毫无疑问的，苏军对于他们的胜利战果，是已经极尽扩张之能事，从此东线上就更无宁日，苏军不断地在发挥他们的主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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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那一方面的装甲部队。7月底我正在塞纳河附近的训练地区，视察一些虎型战车单位，突然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报，要我速到东普鲁士去开会。但在开会的时候，我却病倒了。当我访问苏联前线时，不慎染上了痢疾，可是当时并未加以注意，所以也未加以治疗。现在却突然发作了，非躺在病床上去不可。当我稍微好一点，可以旅行的时候，我就立即飞回柏林，以便作适当的治疗。不料在8月初又要动一次手术，所以一直躺到8月底才起床。

　　在尚未动手术之前，有一位托瑞斯寇将军（von　Treskow）来访问我，他过去曾经做过克卢格元帅的作战处长。他向我说，他是代表克卢格来看我的。克卢格表示愿意与我重修旧好，不过希望我先采取第一个步骤。他建议我和他应该合作，以共同限制希特勒的统帅权。我素来知道克卢格元帅的性格极不稳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我拒绝了这个建议。

　　我的病况慢慢地恢复。但是柏林自1943年8月起，就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所以根本已经无法待在这儿养病。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就接受了史贝尔的邀请，搬到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暂住休养，那个房子面对着阿尔卑斯山，风景十分秀丽。我在9月3日才到达那里，第二天就得着一个消息，说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为炸弹直接命中，变成了碎瓦颓垣，不能再住了，我所残余的一切财产都已经储存在温斯多夫军营中的地下室里面，这对于我而言也可以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我和妻子正在辩论着，是不是就干脆永久迁居在上奥地利地区的时候，突然又接着了一个电报，告诉我政府已经实践了1942年秋天所发出的诺言，决定把一处房地产赠与我。这是希孟德的好意，当他一听到我家被毁之后，马上就做了这样的安排。照我们当时的情形，自然是欣然接受了。1943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到第芬霍夫（Deifpenhof）接收了我们的采地，从此我的妻子就住在那里，一直到1945年1月20日，苏军到达的时候，她才迁出了该地。

　　当我请病假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停止Ⅳ型战车的生产，而代之以突击炮。同时，负责修建大西洋长城和其他要塞的托德组织（Todt　Organisation），又主张把战车的旋转炮塔装在碉堡里面，当作要塞炮用。由于我们当时的生产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这些办法对于真正的机动战车实力，毫无疑问地是一种严重的打击，而且也正可以表示这些人对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