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_2-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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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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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继承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由他们自己负。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此处是引用的克劳塞维茨语。——译者注
在军人为战争做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具有足够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地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
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为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做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都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所以当第三帝国开始重整军备时，这个制度就当然沿用了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制度常常使个性坚强的参谋长，对于指挥官居于支配的地位。希特勒是主张独裁主义的，所以他当然主张只应由一个人负其专责。于是他下令取消了参谋总长与他本人（总司令和最高统帅）联合负责的办法。
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样子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德国的OKW是赖兴瑙将军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劝说希特勒和勃洛姆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赖兴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始终在继续努力，想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能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
在这里，我想对于OKW稍为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在过去是属于军政部的范围。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谓“政委”命令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上去加以哀吊。
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1940年4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一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被催眠的程度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愿多说话。直到战争的末期，他才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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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一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OKH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任何人的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
至于说到OKH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威还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有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时，希特勒就把它交给OKW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OKH。在讨论1940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加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苏联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1941年12月，终于完全破裂——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他对于希特勒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最后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
自从勃劳希契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1941年12月19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一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被撤消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已经有十五年之久。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经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自至诚的感谢。
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的、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
“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
“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故事现在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不容易认清我们的错误和自己的短处。
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有一位旧皇室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他在那个像上面点了几句话，那是菲德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arquis d’ A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德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作为我的指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想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希望能使它成为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令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湮灭。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1888年6月17日生于维斯瓦河边的库尔姆
1894年在阿尔萨斯州科尔马尔入学读书
1901—1902年卡尔斯鲁厄军校肄业
1903—1907年柏林中央军校肄业
1907年2月28日入第十轻步兵营任见习官
1907年4—12月入梅斯战争学校受训
1908年1月27日任少尉职
1909年10月1日调驻汉诺威省
1912—1913年在第三通信兵营服务
1913年—一次大战爆发在柏林陆军大学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年8月2日—1915年4月任无线电台长，首先在西线战场第五骑兵师中工作，后又调到佛兰德战场第四军中服务
1914年10月升任中尉
1915年4月—1916年1月担任第四军的助理通信官
1915年12月升任上尉
1916年1月—8月担任第五军的助理通信官及在该军各附属单位中服务
1916年8月—1917年4月担任第四军的通信官
1917年4月转任第四步兵师的参谋官
1917年5月暂代第五十二预备师的参谋长
1917年7月暂调第十预备兵团服务
1917年8月重回第四步兵师服务
1917年9月任第十四步兵团第二营营长
1917年10月在C军区任参谋官
1918年1—2月在色当受参谋军官训练
1918年2月28日调陆军参谋本部服务
1918年5月调任第三十八预备兵团军需官
1918年10月调任德国在意大利占领区军事管治局行政科长
边防军时代
1918年11月在柏林普鲁士军政部东部边防总局中服务
1919年1月在布里斯劳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
1919年3月在巴登司坦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
1919年5月在“铁师”参谋处服务
1919年10月在国防军第十旅服务
1920—1922年任第三轻步兵营第十一连连长
两次大战之间
1922年1—3月在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实习
1922年4月1日调国防部摩托化司服务
1924年10月1日调第二师师部服务
1927年2月1日升任少校
1927年10月1日调回国防部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中的运输处
1928年10月1日兼任柏林摩托化运输兵训练处的战术武官
1931年2月1日任第三摩托化运输营的营长
1931年2月1日升任中校
1931年10月1日调回国防部任摩托化兵总监部的参谋长
1933年4月1日升任上校
1934年7月1日任装甲兵司令部的参谋长
1935年10月15日任第二装甲师的师长
1936年8月1日升任少将
1938年2月4日升任中将同时接任第十六军的军长
1938年3月10日占领奥地利
1938年10月2日占领苏台德地区
1938年11月20日升任二级上将并接任机动兵总监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8月任第十九军的司令
1939年9月波兰战役
1940年5—6月西线战场之役
1940年6月1日任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总司令
1940年7月19日升任一级上将
1940年11月任第二装甲兵团总司令
1941年10月任第二装甲军团总司令
1941年12月退为预备役
1943年3月1日任装甲兵总监
1944年7月21日兼任陆军参谋总长
1945年3月28日被迫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