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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非常对话-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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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有二成的人是自愿卖淫的。我在《非常日记》里写了一个大学生单美去进行色情服务的事情,实际上,现在大学生进行色情服务的现象已经人所共知了。大部分学生的确是为了金钱的,但就是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好奇和享乐才进行卖淫活动的。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呢?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刘达临:卖淫的本质特点是为了金钱。不为金钱的性活动不算卖淫。大学生卖淫的现在是一种新的现象,这是社会观念的开放形成的。她们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所以就参与到卖淫的队伍里,而且大学生卖淫,比一般女子的卖淫赚钱要来得快。她们的道德观念也比较薄弱,对自我的约束力很差。这是需要社会警惕的现象。    
    


第五部分第67节 从夫妻对换15年的故事说起

    从西方性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每一个性学家都遭受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待遇”,这种个人的遭遇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观念。中国现代性学也是从20世纪开始的,从性学先驱张竞生到“中国的金西”刘达临,可以说性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张竞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传奇,那么,刘达临呢?他的人生境遇和研究是否反映了中国近百年的性观念?     
    1947年3月,同山乡的刘仁智、王宝珍、陈玉含、李淑英四人奉各自父亲之命结伴去常德师范求学。李淑英是刘仁智的表妹,王宝珍是陈玉含同年爹的千金。不说青梅竹马,也是沾亲带故,各人的父母让他们去读书,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在常德读书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错位。王宝珍爱上了刘仁智,李淑英恋上了陈玉含。     
    但父母坚决不同意,《红楼梦》中“钗”换“玉”的诡计在现实中上演了,等他们发现并不是自己意中人时,生米已成熟饭,闹也无用了。     
    刘仁智提出私奔,出处闯荡,但宝珍和淑英不想远去,不敢公开地违背家庭之命。于是,四个白天按父母之命结为两对夫妻,夜里则按自己的意愿结成真正的夫妻。1950年,各自生了子女,但将错就错,陈玉含的儿子叫刘明阳,刘仁智的后人叫陈月强。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然没有勇气来改变现状。1960年,两对夫妻设法调进了县林业局,在一个单位,“瞒天过海”就更方便了。不料,在“文革”期间,他们的“通奸”行为被人发现,经过一番批斗后,刘仁智、陈玉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淑英、宝珍因“作风败坏”受开除。     
    1978年7月,他们终于被平反昭雪,换回了妻子,在知天命之年才真正地举行了隆重的洞房花烛夜。     
    就像我从未想到今天会写这样一本有关性学的书一样,刘达临也从未想过他的性学研究会跟他的家世有了联系。时至今日,他仍然犹疑未定。实际上,一个人从他一生下来那天起,就已经成为一个性的兴趣者和研究者,无论后来他是否承认,也无论他有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性,但他几乎每天都要跟性打交道,都要不自觉地挤出一点时间面对性。性是人的根本之一,如同吃饭一样难以逾越。往往是那些禁欲主义者,他们一生的痛苦,倒是更多地来自于性。越是想斩断人性,人性的鞭子却抽得越猛。谁敢说,他一生从未跟性打过交道?     
    徐兆寿: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上面这个非常现实的《红楼梦》,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父母是子女婚姻的命定者,无论子女如何要求,爱的是谁,他们是绝不会考虑的。     
    从您写的《我的性学之路》中可以看出,您的祖父早年留学日本,受东洋进步思想的影响极深。您的伯父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您的父亲则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当工程师。从您的家庭情况来看,您从小就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您的祖父、伯父和你的父亲正好生活在新旧思想剧烈争战的时期,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半是旧式的,一半是新式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他们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幸福吗?     
    刘达临:我的祖父与鲁迅大概出于同一个时期,是典型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私塾老师许配的,而且我祖母比我祖父的年龄要大。后来,在祖父年纪大的时候,还纳过一个妾。     
    我父辈的婚姻也是祖父辈指定的,而且他们都是结完婚才到国外去读书的。当然他们的婚姻已经有些半新不旧了,有媒人先介绍,他们要去看一看,同意了才决定的。他们的婚姻基本上是一个新旧婚姻的过渡时期。     
    徐兆寿:人人都惋惜林黛玉的死,我们可以想想,若林没死,贾宝玉会像陈玉含、刘仁智一样如愿以偿吗?回答是肯定的,但也会是否定的。因为那时候的男人谁没有三妻四妾呢?在读陈玉含四人的故事时,我一直悬念重重,提心吊胆。他们竟然那样生活了十五年?十五年内,他们难道从来没有过假戏真做?十五年内,难道他们从来没有过“算了,就这样过吧”的灰心?十五年内,多么个夜晚啊!他们竟然就偷偷摸摸地过来了!他们比起贾宝玉等来说,简直就是幸福之极,然而对于今天的我来说,那是何等地惊诧。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人世间就有的真事。     
    应该赞美他们吗?准确地说,他们是无需赞美的,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来反抗传统,没有那些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     
    那么应该批评他们吗?生活是由他们选择的,谁由批评的权利呢?更何况他们在十五年的“白色恐怖”中从来没有违背爱情,这样的精神是一般人能具备的吗?     
    我矛盾了,但是我后来也霍然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多少矛盾在交织啊!这才是真正的人性,一段情从无数的苦难中袅袅升起。    
    


第五部分第68节 三次恋爱

    1949年8月,甘肃临洮解放,大批学生参军,150名女学生也被调往新疆。她们初到教导团,就要写一份自传,很显然,她们成了解决这里男兵婚姻的主要对象。高兰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天晚上,她被政治部主任叫去:“你最小,听说你们临洮娃还要找你们老乡,要找个学生,还要会唱几句秦腔。”     
    她不明白。主任又说:     
    “你们老是嫌老干部老,老干部怎么老的?他没有文化,为什么没有文化?他要有文化,他就不革命了。他要是早早结了婚,谁来打仗?全中国谁来解放?”     
    她惊恐地看着主任,还是不明白。主要干脆就说了:     
    “李中庆这小伙子不错,人又老实,工作又好,各方面都不错,你考虑考虑。”     
    她们就这样被部队安排进入“恋爱阶段”。李中庆比他大11岁,一幅首长的架口。她只好把头低下。“首长”问话了:“你是哪里人?”“家里几口人?”“家里来信了没有?”等,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除夕到了,他们和另外5对“情侣”集体结婚。     
    日子开始了,刚开始并不美妙。她动辄就发火,他则一幅兄长的样子,从不对她发脾气。一年后,李中庆奉命去中印边界塞士拉戍边,她也去了。在哪个人迹罕至,终年积雪的地方,他们真正地相爱了,并有了第一个孩子。     
    徐兆寿:高兰英的婚姻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女兵的代表。女兵们说,这种组织上半包办的婚姻之所以最后大都圆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女兵们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老干部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都有高尚的品质。对于这种婚姻,现在的青年肯定是要大摇其头了。您怎么看那时的婚姻?     
    刘达临: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处理。那时,把革命利益、稳定军心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何况,组织安排、组织动员并不是强迫,最后还是要本人同意。另外,在大家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情况下,组织安排也容易被接受,夫妻“先结婚,后恋爱”也比较有思想基础。婚姻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如何建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从社会利益出发,即使在现代也是如此,“破坏军婚”要判重刑,也是为了稳定军心。如果军心不稳,国家安全难保,又哪来每个人的自由以及自由恋爱呢?     
    徐兆寿:您的父母一心攒钱要送您出国留洋,但您却进了燕京大学读新闻专业,后来又参了军。读您的书,就可以看出您对军队是很有感情的,对军队上的事情也比较了解。不过,这是您后来的生活。我们先从中学时期说起吧!     
    从您的《我的性学之路》中得知,早在中学时期,您就喜欢上了一个叫郑梅(系化名)的女同学。你们在一起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一起在公园散步,后来又一起到了北京求学,在北海和颐和园都留下了散发着芳香的踪影。可以说,这是您人生中第一次恋爱,即您的初恋。但这次初恋却失败了。     
    刘达临:我们是在北京读大学后关系才密切起来的。那时的北京真美,秋天更美,天高气爽,天空碧蓝,使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们在一起泛舟北海,畅游香山。我记得10底的一天,我骑车去北京农业大学找她。校门外有一大片白杨林,树木笔直、高大,树叶已大部分凋落,踩在林间厚厚的落叶上,沙沙作响,仿佛是自己那美好的内心。我们躺在厚厚的落叶上,一直到天色渐暗,夜幕降临,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11月下旬,我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第二年年初,她也被批准入团了,但突然和我不来往了。写信给她,她不复信,电话找她,她总说没时间见面。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响应组织号召,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去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在部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次又一次地审察干部,我开始重视所谓的“政历问题”。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想起,在解放前的中学,我给郑敏说我参加过学校中的“三青团”,那是我信口开河。     
    徐兆寿:很多人都要在女友面前夸耀自己,说自己在哪方面很厉害,如打架啊什么的,现在有些青年说自己参加过或认识黑社会,以此说明自己是有男人气。听说解放前的“三青团”很厉害。您当时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刘达临:反正这个玩笑看来是开大了,郑敏当真了。我就给她写信,她复信了,说:“如果早点知道这个情况,事情也许完全不是这样。”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是一个地下党员。她好像有些遗憾,也有些自豪。我那时还不是党员,对此只能惘然若失,感到一个偶然的误会可能影响了一生。     
    徐兆寿:您有没有想过,你们可能根本就是两种人。这跟您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您家里的人都是留过洋的,思想很自由开放,在您的心里,虽然政治的影响是很大,但您绝对不可能把政治的因素放在首位,而她呢?她就不一样。她所受的教育是政治教育,她是一个把政治的因素放在首位的人。甚至可以这样想,她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害怕您给她带来厄运。她爱的是政治,是她的理想。她甚至没有同情心,后来她不是又把您告了吗?她跟您似乎是走不到一起的。她爱的不是你的心,她爱一种空洞的前途和命运。这种人在那个时代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您不应该有遗憾,而应该感到庆幸。     
    刘达临:可能是这样吧。     
    徐兆寿:顺便问一句,今天回想起来,您那时有没有小资倾向,如以人性为主的生活倾向?从您1950年在燕京大学宿舍前照的照片看,那时您长得很帅啊!     
    刘达临:那时花钱是从不考虑的,会花钱,不怎么爱读书,耍聪明。有一种公子少爷的派头,招摇过市。我也不怎么关心政治。    
    


第五部分第69节 恋爱多一些好

    徐兆寿:您的第二次爱情也是在燕京大学开始的?     
    刘达临: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位女同学岳莹(化名),人家叫她“小孩儿”,我有些喜欢她,可是一直没有表白。1951年1月6日,那是一个在我记忆中定格的日子。那天中午,大雪纷飞,全校同学把我们十几个披红挂彩、光荣参军的同学抬出校门,在一片锣鼓声中送上卡车,要驶往部队。在卡车快要开动时,许多同学都和我握着手。到岳莹的时候,她爬上了卡车,和我握手时塞给我一封信。后来,我激动地打开信,信中是她先表达了一片爱慕之情。当时的部队有一个严格规定:即一个军人必须具备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可以结婚,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连恋爱也属违反军纪。那时我才18岁,岳莹能等住吗?我便和她断了联系。     
    1953年秋,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又看见了她。她躲在众人背后,正低首不语。夜深了,我们又一次走在曾经一起走过的燕园小径上,心中的感动无言能表。她为我唱了那首著名的苏联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遥远的地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那忧伤而高尚的爱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1955年,我被授予中尉军衔后,决定向部队打报告,要求批准和她结婚。没想到组织部门调查后坚决不同意,说她的家庭关系复杂,有亲属在香港,不符合军官配偶条件。科长几次找我谈话,要我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否则,我既要被清洗出部队,还会害了她。我欲诉无门,欲哭无泪。     
    我和岳莹商量,她沉默了很久,说:“我们分手吧,我不害你!”泪水夺眶而出。1957年1月,我们分手了。离她第一次给我写那封信算起,整整6年。我像掉了魂一样,老是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徐兆寿:我听得都要流泪了。她是真正地爱着您。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才是真正的悲剧。还是政治造成的。您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恨过政治?     
    刘达临:没有。     
    徐兆寿:是政治大于人性,还是人性大于政治?     
    刘达临:是政治统帅一切。     
    徐兆寿:您肯定做过比较,对两次感情的失败肯定也有不同的判断。按我分析,您的第一个恋人叫人厌恶,因为她心地不纯;您的第二个恋人叫人敬佩,因为她敢于牺牲。那么,您的第三次恋爱就是和您现在的妻子了。     
    刘达临:在和岳莹分手后的第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位老同学的妹妹周志玉,她娴雅恬静,我对她产生了爱慕,经老同学介绍,双方家长同意,我和她通了一年的“两地书”后,确定了关系。可是当我向部队打结婚报告后,又是说不可以,因为她的父亲有一个什么关系在海外。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脱下军装,回地方去吧!”我对科长说。后来,在上级领导的周旋下,我终于拿到了结婚证。但我拿到这张结婚证时,心里充满了悲凉。     
    徐兆寿:这种悲凉是因为对那个年代的政治产生的反感,还是对您命运的感慨?     
    刘达临: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并不高兴。对政治当然有一些反感了。     
    徐兆寿:您相不相信这就是命运?     
    刘达临: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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