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对话-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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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达临：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并不高兴。对政治当然有一些反感了。　　　　　
　　　　徐兆寿：您相不相信这就是命运？　　　　　
　　　　刘达临：不信。命运是存在的。　　　　　
　　　　徐兆寿：部队给您介绍过对象吗？　　　　　
　　　　刘达临：介绍过，但我都看不上。　　　　　
　　　　徐兆寿：从三次恋爱来看，实际上也是您从政治恢复到人性的过程。当那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给您被批准的结婚报告时半开玩笑地说：“这张纸给了你一个老婆。”不知您怎么看，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是一个反证，即那时人们根本不把人的爱情当一回事，人们觉得有个老婆也就是有了个女人一样。这是一种悲剧。　　　　　
　　　　刘达临：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我认识到，人们的爱情、婚姻和性总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总是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世界上很少有纯而又纯的爱情，说起来是婚姻自由，可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着社会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反映出个人的追求和价值观念，甚至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例如50年代的姑娘爱找党员、老干部；60年代的姑娘爱找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时，“红五类”吃得香；“向科学进军”时，知识分子、教授多获青睐；而在商品经济时代有钱人在情场中又往往得意。这一切，都反映出社会的特征、时代的变化。军队关于婚姻的许多规定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年轻时正遇到那个“政治统率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种政治扭曲了人性，扼杀了爱情，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愿这一天一无不返吧！　　　　　
　　　　徐兆寿：您在《我的性学之路》中披露您过去的情感生活，也算是隐私吧！您的妻子怎么看？　　　　　
　　　　刘达临：她能理解，因为这些事我在结婚前都给她讲过。　　　　　
　　　　徐兆寿：她问过您这样的问题吗：在这些人中，你最爱谁？你真的爱我吗？　　　　　
　　　　刘达临：没有。　　　　　
　　　　徐兆寿：您觉得恋爱多一些再结婚好，还是一次成功好？　　　　　
　　　　刘达临：多一些好，这样就多了一些对比，也会格外地珍惜婚姻。　　　　
　　　　


第五部分第70节　六十年代的性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洗脚，广播喇叭里正放着吹熄灯号前的音乐，忽然从广播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舒服吗？”　　　　　
　　　　“舒服，舒服，舒服死了，喔，喔！”　　　　　
　　　　听者瞠目，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女广播员正和放映队长在广播室关起门来做爱，忘记把喇叭关上了。　　　　　
　　　　徐兆寿：您的经历可以说是五十年代爱情观的一种折射。这个故事是您在《我的性学之路》中记述的，是1958年发生的事。当时是怎么处理他们的呢？　　　　　
　　　　刘达临：那时部队对两性问题的处理已比前几年宽松了一些，而且两个人都是未婚，女广播员回了地方，放映队长也复员了。　　　　　
　　　　第二年，这里的广播员换了个新的，小杨，未婚。结果被月妇之夫宣传科姜科长勾搭上了，发生了两性关系，而且小杨也怀了孕。这是个严重问题。调查的焦科长也是个多情种子，在代表党委进行调查时，小杨哭哭啼啼，使他动了感情，不仅摸出手帕替她擦眼泪，还把党委对这件事要一查到底、严厉惩办的决心和部署告诉了小杨。这样就促使姜科长和小杨一起外逃。在路上，姜科长对小杨说：“看来我们已无路可走了，生不能做夫妻，死后做夫妻吧，我们一块死吧！”小杨听了他的话，服毒死了，他却不服毒了，被抓了回来。我结婚后回部队时，正好开军事法庭公审大会，曾经被认为是很能干、很有发展前途的姜科长和焦科长成了首犯。姜科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刑15年；焦科长由于泄露党委机密，造成严重后果，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刑5年。许多人都替焦科长惋惜。　　　　　
　　　　徐兆寿：部队里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刘达临：这个60年代初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案件触动了我的思想，为什么在具有优良传统和严格纪律的部队里会发生这种事？这样处理对吗？这也许是我后来走上研究性学道路的一个原因。当年，那位产来坐镇的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大会上批评我们部队政治思想薄弱，生活条件太好了，就发生这种腐化现象了，这种分析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我在研究性学以后，认识到部队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对性这一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与纷争的事情不能不严加控制，正如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所说的：“性可以破坏社会身份，扰乱社会秩序，瓦解社会团体。”可是，性又是一切人的一种本能需求，又不能过分压制。西方有位哲人说过：“对于绝对自然的事情的压制，其结果往往是加强，甚至是病态的加强。”这也许是我们部队过去出那样的事件的原因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军人的性问题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却一个研究的问题。它不是新问题，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　　　　　
　　　　徐兆寿：1969年9月，也就是在你整整20年军龄的时候，复员回家了。复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达临：当时我所在的那个部队奉命撤销了，当时有三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是调到其他部队去，二是去“支左”，三是复员回乡。一般来说，军队干部回地方都是转业，用在军队的级别套地方级别，有时还会加一级，而复员则什么级别都没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员是很吃亏的，当时没有转业。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我和爱人已经分居10年了，现在让我回家吧！”当时领导觉得我这样做太可惜了。　　　　　
　　　　徐兆寿：你这么坚决地回家，实际上也有性的原因。我想，这一点不用问都能猜出来。人之常情嘛！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人性的选择。您是性学专家，有这样人问过您吗？　　　　　
　　　　刘达临：没有。你是第一个。当时我的心里很乱，而且在那个年代，性是很次要的。当时的部队里也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在部队呆下去了。　　　　
　　　　


第五部分第71节　几件风流案子

　　　　徐兆寿：一个北大新闻系的学生，一个部队的参谋，在地方上后，竟然成了一个工人。整个70年代，您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自动化一厂，而在哪个厂里发生的几件事，可能是您后来走上研究婚姻、家庭，再到性学之路的另一个原因。　　　　　
　　　　刘达临：当时我所在装配车间连续发生了几起男女关系问题。　　　　　
　　　　我所在班组有个30多岁的女工，颇有姿色，有些风流。她的丈夫也是这个车间的工人，一幅老实巴交的样子。后来，这个女工与比她年龄小的一个社会青年发生了婚外恋。有天下午，我们几个骨干被通知到车间党支部办公室去“帮助”那个女工，实际上就是要她交代问题。她一面哭一面讲了事情的真相，说她丈夫“那个东西不行”。一个支部委员朝她大声喝道：“你丈夫有毛病，你就可以去轧姘头？”于是她噤若寒蝉了。后来党支部决定开车间大会批判她。她丈夫还在批判完后给她从食堂打饭吃，别人就骂他没出息，天生是当乌龟的料。　　　　　
　　　　徐兆寿：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您觉得这个女工的行为可以原谅吗？这件事如果在今天又会怎么处理呢？　　　　　
　　　　刘达临：当时我觉得很矛盾。如果在今天，那肯定是要离婚了。　　　　　
　　　　徐兆寿：这件事发生不久就便出现了第二件事。一个女技术员，大学毕业，也是30岁左右，据说家里是资产阶级，很有钱，长得也很端秀文雅……　　　　　
　　　　刘达临：那时的工程师、技术员都要像工人一样在车间劳动，她也一样，但她看上去跟其他工人不一样，气质风度不同。她的丈夫也是本厂的技术员，他们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长得很可爱。可是谁也没想到她竟然和同班组一个比她小7岁的男青工发生了性关系，而且是在公园的树丛中被人抓住的。　　　　　
　　　　这件事实在叫人不可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比她小7岁的男人？这个男人比她的丈夫也差得远，她贪图什么呢？爱情？性需求？又怎么到公园去干这种丑事？　　　　　
　　　　对此照例是开车间大会批判，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丑闻，还要让我重点发言。这个女技术工的丈夫则比前面那个女工的丈夫要厉害得多了。他马上离婚，并和别人对调，彻底地离开了这里。女技术工也被调到其它单位，和那个小青工分开了。　　　　　
　　　　徐兆寿：您当时觉得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　　　　　
　　　　刘达临：不知道。这件事比前件事让人更震惊，对她们的行为让人更惋惜。　　　　　
　　　　徐兆寿：这件事如果在现在出现，又会怎么处理。　　　　　
　　　　刘达临：我觉得当时那个丈夫也太坚决，如果在今天，他应该把原因弄清楚再决定。　　　　　
　　　　徐兆寿：可能人们是永远会赞赏那个女技术工的丈夫，而永远会蔑视和嘲笑那个女工的丈夫，因为前者有尊严，后者没有尊严感。您是同情他还是……？　　　　　
　　　　刘达临：他应该接受一些治疗，而且如果女方要离婚，他也应该能够理解。　　　　　
　　　　徐兆寿：您觉得单位的做法对吗？　　　　　
　　　　刘达临：今天看来，肯定是不对的。　　　　
　　　　


第五部分第72节　新梁山伯与祝英台

　　　　“文革”期间，上海市郊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对男女青年自幼暗暗相爱，因其中一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另一方的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的爱情当然不被现实所允许，于是他们双双留下遗嘱，服毒死于野外。当夜大雪，南方很少下那么大的雪，大雪将那一对男女青年的尸体整整覆盖了9天；而据说，按照当地的习俗，一对新人婚后的9天内，是不应受到任何贺客滋扰的，这当然是巧合。但有一点人人都说千真万确——他们身上共盖着一张旧年画，年画上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女青年从小喜欢的一张年画，“破四旧”时私藏着保存了下来……　　　　　
　　　　徐兆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它的残酷，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时至今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并没有从根源上去认识这场浩劫。人们总是寻找着某个人的过失，总是在找罪人。这是徒劳无功的。它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它是一种思想，是一种观念。　　　　　
　　　　几乎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把人类历史上所有专制的残酷的一面都演到了极点。有时候，人们一想起它，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历史，只觉得它是一场梦，或者是某个小说家编出来的悲剧。可是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确，共和国来自不易，她是穷苦人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天下。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最愚昧落后的人群也是这样的人。于是，这场革命便成了愚昧和落后专政文明的斗争。秦始皇时期有“焚书坑儒”的行为，那是因为要进行专政，因为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太活跃了。汉时有“罢黜百家”，但是为了“独尊儒术”。明朝时有残害翰林的故事，也是为了专政。新中国成立前，人们的思想太活跃了，尤其是从西方流传进来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人们。需要专政，需要洗脑，于是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爆发了。　　　　　
　　　　而它与历史上前面任何一个事件都不同的是，它是自发的。它是那些愚昧者仇恨的实现，是他们的泄愤。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里，什么最愚昧，什么就可以高高举起。仿佛没有人指挥，但是却又像有人在指挥着。就这样，愚昧浩劫了一切。过往的一切悲剧都将在那个时代找到翻版，而历史上没有上演的也上演了。在上海上演的这出“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只是这悲剧中的一个而已。　　　　　
　　　　刘达临：还有一件十分震撼人心的事发生在安徽。“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一个农村少女，暗恋上了县剧团的一名男演员。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妆后偷走了他的戏靴，当然引起了非议。她告诉父母，今后非他不嫁。当时他才16岁。以后县剧团到附近演戏，父母便捆住了她的手脚，将她锁在仓库里，可是她磨断绳子，撬断窗棂，又光着脚板跑出几十里去看他演戏。后来，她感动了一位婶婶，这才领着她去见他，央求他给她一张照片。他没有照片给他，给了她一张手笔画的拙劣的海报，签上了他的名字，海报上是似他非他的一个戏装男人。他二十六七岁，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情感有点儿偏执的小女孩儿。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游斗。一次他被游斗到她那个村，她发了疯似的要救他，冲入人群，与游斗者们厮打，咬伤了他们许多人的手。她没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从此被关进了牛棚。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到县里去看他，没见着，看守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当然不许他们见，但是调戏她说，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给”他一次，他将想办法早点儿“解放”她所爱的人。她当夜“给了”。不久她又去县里探望她爱的人，又没见着，为所爱之人，又将自己的身子“给”了“造反派”一次，而这一切，她爱之人一无所知。东窗事发，“丑闻”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没脸见人了，于是将她跨省远嫁到安徽某农村，丈夫是个白痴。十余年转眼过去，“文化大革命”后，她所爱的人成了县剧团团长，一次又率团到那个村子演出，村中有人将她的遭遇告诉了他。他闻言震惊，追问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婶婶也死了，村中人只知她远嫁安徽，嫁给一个白痴了。他当时正要结婚，于是解除婚约，剧团团长也不当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迹遍布安徽全省农村，终于在同情者的帮助下，寻访到了她的下落。她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前去找她，要带走她，要给她后半生幸福。但是她得到妇联方面的预先通知，从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见他。他只见着了她的傻丈夫，一个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对傻儿子，双胞胎，三个傻子靠她一个女人养活，家里穷得可以想象。他还看见了一样东西——他当年签了名送给她的那张海报，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像框里，挂在倾斜的土墙上，她一定希望有一个她认为配得上那海报的像框，却分明是买不起。他怅然地离开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车陷在一个水坑里，正巧有一农妇背着柴从山上下来，他请她帮忙。那憔悴又黑瘦的农妇，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垫他的车轮，那农妇便是她要找的人。他当然是万万想不到也认不出她来的，而她却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爱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话也没说。她当时又能说什么呢？看着他的车轮碾着她的柴转出水坑，她只是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罢了。他实在过意不去，给了她100元钱作为酬谢，那100元钱当然是她的生活所非常需要的，但是她竟没接。她默默对他鞠了一躬，背着柴捆，压得腰弯下去，一步一蹒跚地走了……　　　　　
　　　　徐兆寿：这两个事件都是父母包办婚姻造成的，组织包办实际上就是封建礼教的另一种形式，这是我们回避的。例如那个安徽农村的妇联，为什么还要给这出悲剧加上如许的遗憾？她们是什么用心？也许在她们看来，这是为那个还有着16岁梦想的妇女着想。在一般人眼里，他们这又何苦呢？即使相见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相隔悬殊，肯定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