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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非常对话-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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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位G女士在读了我的书后,来向我诉苦,说她的丈夫、一个大学教师怎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外和别的女人胡搞,则对她则实行性暴虐。有些事令人发指。我只有同情和安慰。她问我,离婚好还是不离婚好?我坚决地说,应该离。两个月后,她离婚了。我的思想压力却来了。我不知道我的建议对不对,但她我建议什么就做什么。她常常来编辑部找我,和我谈得很开心,几乎无话不谈。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了,编辑部里的同志也注意到这件事了。于是我就暗示她我很忙,以后多进行电话联系。她明白了,再不来了。后来她出国了,连续两年给我寄来圣诞卡,我都没有回。就这样断了。     
    徐兆寿:您感觉到遗憾吗?     
    刘达临:不应该遗憾。这种事情我遇到的很多。     
    徐兆寿:据说,心理学家在给病人进行治疗时,病人的病往往好了,他自己却“病”了。这也是一种转移吧!你在早期工作时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刘达临:有。     
    


第五部分第76节 中国首次性调查

    1989年至1990年,刘达临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了书名为《中国当代性文化》的调查报告,这本调查报告被国内外评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中国性科学的奠基之作”。一时间刘达临声名雀起,蜚声四海。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性罪错分子,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发出问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达到96。3%,其中有效问卷为19559份,合格率为94。4%。在有效问卷中,中学生6092例,占31。1%;大学生3360例,占17。2%;城乡已婚者7971例,占40。8%;性罪错分子2136例,占10。9%。     
    徐兆寿:这种调查,应该说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性”是一个一直回避的问题,我想,您肯定遇到了很多麻烦。     
    刘达临:1988年11月,我在进行中国第一次性调查之前,收到一封北京同行的来信,劝我不要搞大规模的性调查,他指出三大危险,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传统观念上的。     
    我回信说,干得成要试试,干不成也要试试,尽力而为,即使失败了,也会有许多教训提供给后人再干。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自然科学要进行实验室研究,社会科学要进行社会调查,否则,泛泛而谈,那不是真正的研究。我国的性科学起步不久,还没有什么量化分析,对许多性问题心中无数,不搞调查是不行的,而且调查样本不能太少,否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美国的金西教授克服了重重困难,用了10年的时间,调查了17000例,发表了著名的“金西报告”,轰动了世界,并且在世界范围奠定了性社会学的基础,至今没人超过他。     
    1989年5月12日,全国“性文明”调查工作会议在上海开幕,标志着这次调查正式开始了。     
    但是,1989年7月,北京方面来信,说原来联系好的几个中学都拒绝接受中学生性调查了,第一个在大学中开性教育课的周铭孝女研究员在10所上海大学进行联系,10次碰壁。有些大学本来答应支持、配合,一看到问卷内容,又缩回去了。在新疆一所大学搞了一半就不准再搞了。成都一位妇女在四川组织性调查,结果被领导批为“不务正业”。在苏州一所监狱进行的性犯罪分子调查也泡汤了。同时,原来答应给予资助的德国一家公司由于政治原因也拒绝资助了。几乎断炊了。     
    祸不单行,我们自办发行的三本书也因为“扫黄”而被退回来了。由我主编的《中华性学辞典》也不能出版了。怎么办呢?我就与妻子商量,把先前买的旧红木家具全部卖掉,以继续事业。妻子不同意。后来我觉得还是得到社会上去寻求支持,还是得取得社会的认可。时任《民主与法制》社社长的丁柯听了我的请求后,毫不犹豫地给了我25000元;上海市计生委科研处和上海大学文学院科研处都给予很大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都帮我宣传、拉攒助,最后他自己补贴了29000元。虽然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大数目,但比起倾家荡产就好多了。调查总算进行完了。     
    徐兆寿:您所遇到的情况实际上暗示了199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性观念。    
    


第五部分第77节 中国首次性文化展览

    1993年底到1994年7月,刘达临在上海、沈阳、无锡、大连公开组织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受到热烈欢迎;1994年12月到1996年初,又在台湾、柏林、横滨、墨尔本等地展出,取得巨大成功。台湾评价此次展览为“五千年来第一展”,柏林则“掀起了一股中国性文化热”。1995年底,刘达临在上海建成中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     
    徐兆寿: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进行这样一个创举的?     
    刘达临:1992年9月举行的“上海性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将当时还不丰富的藏品在会议内部作了展示,收到轰动性的效果,中外来宾都赞不绝口,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1993年10月,在举办上海科技节的时候,我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合作,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公开展览。这次展览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来观看的人很多。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卖得很好,很多人来给我说他们也收藏有性文物,问我要不要;还有一些国外的文化公司联系相关业务。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很有意义。没有一个观众说展览是“黄”或不好,也没有领导部门的批评。这说明中国人的性观念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徐兆寿:1995年3月,您到台湾进行展览,收到了轰动效应,台湾人称此为“五千年来第一展”,评价非常之高。后来您就到国外进行展览,效果也非常好。但是,据我所知,您的这个展览一直还是不怎么顺利,主要原因是什么?怎么个不顺利?     
    刘达临:1994年9月,我在上海的青浦县徐泾镇买了一幢一楼,作为我的私人博物馆。我喜欢这地方,它离市区不算太远,有公共汽车可以直达,但就是太远了,很多人不会跑这么远来参观。1998年12月30日,上海市虹口区的文化局局长张家龙和远方广告公司总经理张家龙要我搬到虹口区去。有了政府的支持,我觉得开始走上顺道了,可是,不久张家龙来说,他们新换领导了,性文化展览太冒尖了,不让办。这事泡汤了。     
    后来我跟企业合作,搬到了南京路。在那儿的20个月里,不仅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肯定,还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但这个地方观众不好找,影响了经济收入,博物馆的收入只能勉强地支付水电费、人员工资和杂费,至于房费和装修费的逐步归还根本无力支付。本来我们想挂一个招牌,既然“性”不能提,就挂个“生殖”文化的牌子,结果还是让背着挂。由于这诸多原因,合作也就只能到此为止。2001年4月26日,这是永难忘记的一天。那一天,我的燕京大学的30多位校友在最后看完展览后,我说:“各位,请等一下。”大家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我招呼胡宏霞:“我们一起向这个博物馆的最后一批观众致谢。”我们站在大家面前,深深地鞠躬,我哭了,小胡也泪流满面。     
    徐兆寿:这个情景真是让人感动。在那深深的鞠躬中,我觉得您一定充满了辛酸和不满。这辛酸来自您事业的艰难,然而这不满却来自您对中国人性观念落后的焦急与悲哀。后来呢?     
    刘达临:后来移至永定路1133号了。     
    徐兆寿: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呢?     
    刘达临: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但没有根本改变,好在我现在在外面就是外省开办分馆或展览的机会越来越多了。这是好现象。     
    徐:实际上,我觉得您的性文化博物馆的艰难,正好反映了目前中国性学研究的艰难,也反映了目前中国人的性观念。看上去它很让人高兴,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来观看,也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这说明现在中国人的性观念开放得多了,但实际上,从您遇到的这些遭遇来看,政府的态度还是不明朗,大部分老百姓的观念还是旧式的。我想,如果有一天,人们要到上海来玩,特别是华人,那么他一定要到您的博物馆来看看,来看看我们的老祖宗过去的生活,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认识我们自己。如果他没有来,他一定感到遗憾。如果真到那一天,说明我们对性的认识已经到了一种文化的认识上。因为我觉得性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事,是与人关系最近的,它应该变成一种很自然、很美、很有文化的行为。如果到那一天,您的博物馆就成了我们的国宝了。     
    刘:但愿有那一天。     
    


第五部分第78节 中校园里的性观念

    今年以来,中国人对性教育的讨论可以说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都要迫切。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性文化和性观念对国民的生活影响极大,问题也很多;另一方面,我国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同居现象的增强和青春期的提前,都使人们为他们担心。再加上整个观念的开放,使整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视性这个怪物了。     
    今年4月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位教授编了一套性教育教材,被媒体炒成我国第一套性教育教材,实际上,早在80年代中后期,刘达临教授就编过这方面的教材,并在上海一些中小学试行。5月份,长篇小说《非常日记》引起了人们对大学生性心理的关注,使大学生性教育浮出水面。6月以后,小学生性教育光盘出版,各省市先后出版了试用教材,各大媒体围绕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可以说,全民关注性教育的时代到了。     
    


第五部分第79节 6岁幼女处女膜的故事 

    6岁幼女处女膜的故事     
    book。qq   2004年 12月 01日   QQ专稿        
    8月2日,幼女菲菲(化名)的父亲一纸诉状将邻居一男孩告上法院。7月12日,家住福州同安区五显镇的6岁幼女菲菲在邻居家玩耍时,被邻居家7岁男孩用手捅破处女膜。     
    对于菲菲的遭遇,父母十分心痛,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法律为女儿讨回公道。     
    记者与小星的姐姐取得联系,她告诉记者,当天,菲菲要拨弄小星的收音机,小星不让,菲菲就骂他,一怒之下,小星就动了手。     
    ——摘自《大洋网》     
    咱家邻居那个演话剧的老周,还得过梅花奖。他有一个九岁的女儿。有一天,他气愤地说,他在楼门口曾看见几个小孩子在摹仿着电视里的床上镜头,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孩子还不是咱们楼上的?他说,他现在就非常为自己的女儿担心,害怕出问题。可怎么能防得住呢?你总不能天天跟在她后面,也不可能禁止她跟社会接触。真是叫人担心哪!     
    ——《非常日记》     
    徐兆寿:虽然是小孩子,但其手段却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这种手段应该算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     
    刘达临:摹仿性暴力行为。     
    徐兆寿:如此小的年龄,对“性”看上去并不陌生。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性知识”?     
    刘达临:主要是从伙伴那儿和电视等媒体上得知。     
    徐兆寿:处女膜的破损可能会给女孩本人和家庭带来不少痛苦,家长和女孩应该怎么办?     
    刘达临:首先在观念上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把处女膜看得那么严重;另外,到女孩子长大谈男朋友时,要及时地告诉她男友,也就没事了。一个七岁的孩子,拿他也没办法。     
    徐兆寿:和《非常日记》里的老作家的惊讶和担心一样,人们都是怕性可能会过早地进入儿童的生活,使性行为提前。从不久前完成的全国23000例“家庭与性文明”调查问卷的数据处理初步结果以及南京市中学生随机调查的样本情况看;青少年的性生理成熟普遍提前,女孩子平均13岁左右月经来潮;男孩子平均14岁左右开始遗精。在100名高中女生抽样调查中;有80%的女生想与异性交往,50%女生有异性朋友,10%已有了恋人;有52%的女生认为“早恋是正常的事情”。青少年性早熟在逐年加快吗?面对这种现象,家长应该怎么办?     
    刘达临:一句话,加强性教育。有人认为,性教育应该从零岁开始,而不是到孩子遇到性问题时才教育。     
    徐兆寿:有些父母和教师担心在青少年中开展性教育会弄巧成拙,促使他们过度早熟,过度兴奋,出现男生更好奇、女生更反感的副作用。     
    刘达临:有些人偏激地认为性教育是〃流氓课〃,甚至把它诬之为〃教唆〃。事实上,宣传科学的性知识,不仅不会给青少年造成任何伤害,反而能增强他们对社会上泛滥的不健康性知识的抵制能力,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试点取得的经验看,效果是好的,也收到些成效。学生们完全能够接受这一课程,通过学习还解除了他们的不少疑虑,增强了正确处理异性间接触的能力,端正了对性问题的认识,有些同学还写下不少认识深刻的小论文,不少家长也反映接受性教育后,自己的子女清醒了许多,色情书刊也受到冷落。正如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所说:“一方面,任何法律都做不到禁止恶的同时不禁止善;另一方面,如果性教育得当,即使是货真价实的淫秽出版物,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目前,严重的问题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公开地或隐蔽地泛滥成灾,有如洪水猛兽;另一方面,性科学教育却一片荒芜,跚跚来迟。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深感时不我待,是大张旗鼓地为性教育鸣锣开道的时候了。     
    徐兆寿:学龄前儿童需要性教育吗?怎样教?教什么?     
    刘达临:当然需要,但这时的教育不是去教,而是培养和影响。教育不一定要开课,尤其是婴幼儿时期,他们听不懂或刚刚听懂话,这时的教育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要让婴幼儿形成正确而恰当的“性别同一性”(性自认)和“性别角色”。如给孩子取名字、打扮、买玩具、做游戏等都贯穿了性教育的意义。是男孩就要按男孩应有的特点来培养,决不可给他涂脂抹粉,打扮得和女孩子一样。有的父母觉得这样好玩,实际上却害了他,这些男孩长大后可能“女里女气”的,不像个男子汉,甚至导致心理变态。其次,要防止形成“性抑制”,男孩司空见惯的现象是玩弄、抚摸外生殖器,父母却往往打骂和恐吓,“再玩就割了它”,“脏得很,不许动”,“羞死了,再不许摸”。其实,这种年龄的孩子决无歹念或强烈的性的色彩,千万不能训斥,只能用讲故事、做游戏等方式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开,而对他的抚摸行为则装作视而不见,不提最好。不然使孩子们牢固树立起生殖器脏,见不得人,神秘,可怕,动了要挨骂的印象,就有可能毁了他们,使之产生强烈的“性抑制心理”,甚至在成年后出现阳痿、早泄等性功能障碍。最后,要正确回答婴幼儿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我是怎么生出来的?”这几乎是所有孩子都会问到的。但是父母亲一直骗他们,说“捡来的”、“石头里蹦出来的”;二是斥责他们,“讨厌,羞不羞”、“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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