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对话-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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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这种观点再无懈可击，但只要仔细地考虑，我们还是发现，这仍然是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几乎像一场瘟疫，在几十年之内传染了所有的学科，以至于统治了所有的学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论争就是科学主义和神学（包括神秘主义在内）的论争，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对话在基础上也尽量地体现这一点，因为人们的疑问更多的仍然来自于这种争论。我自己也常常陷入这种争论之中，有时，我觉得科学主义所奉行的基础是可以相信的，从很多迹象看，它必将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方向，但是，由于固有的很多疑问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证明，再加上我对人类情怀的本能的捍卫意识，使我又总是不自觉地赞同很多被称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在这种十几年的矛盾与冲突中，我始终难以找到一种确信无疑的答案。也许这种寻找是徒劳的，但并不是无功的。它的争论本身就很有意义，至少可以说是绝大部分人内心的一种争论。所以，重新在我们的对话中呈现这种论争，是我们和读者共同需要的。
我所说的神秘论，准确一些说是怀疑论，即对建立在科学主义和进化论基础上的世界观持怀疑态度。它不是完全的否定，只是怀疑。同样，它对宗教精神和一切神秘论者也持怀疑态度。这是一种中间态，甚至是一种无知态。因为我不相信我的情感是大脑的产物，不相信我与生俱来的一切人性的特征本是没有的——虽然我赞同人类是有进化历史的，不相信人的一切只在生与死之间而无法超越生死，不相信这世界是冰冷的和孤零零的。我也和庄子、牛顿、爱因斯坦、霍金等一切热衷于探索人与世界终极问题的人们一样，迷茫了，无知了。我对世间的一切学说都存在肯定与否定，没有完全的否定，也没有完全的肯定。我赞同科学主义向真理步步进逼的求实精神，但我反对它的霸权性格和冷酷无情；我赞赏那些唯心论者和宗教改革者捍卫人类崇高精神的牺牲品质，但又反感于他们过分地强调精神的力量。这两种精神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前者很容易强调物性，后者很容易迷信。
目前的考古学发现的也只是人类——而不是从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人类——的痕迹。这些痕迹的确有群婚的特征，但我们无稽可考的是那时的伦理道德。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性崇拜节日留下的群交现象，从这些现象来看，大都是对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歌颂。在那个“不独亲子亲”的原始社会里，人们的一切精神现象与我们今人的肯定大不一样。我们认为的家庭、爱情、道德这些精神产物，与其说是进化的产物，毋宁说是强化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理解的不同。中国古人动辄就是“三代以前”，说的就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生活。20世纪以来的很多哲学家都跟着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脚步回到人的原始状态，试图重新寻找人类的存在价值。这种返祖观照，实际上就是要把远离本性和原价值的人从文明中扯回来。今天，我们研究人类的性历史和性文化，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也存在很多学说是赞美原始社会的，比如庄子、老子和孔子。他们认为，那时候的人都有一种崇拜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与世界精神（道、大道、天道）相通的，而这种精神是世间最高的精神。即使在今天来看，科学和现代哲学也都在试图发现一种宇宙精神。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的时间论，都在论述世界固有的一种存在，而这种有秩序的神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体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这些学说是与进化的学说相对的，特别是在基本意义上。
刘达临：世间的学说本来就是这样既有相同的，又有相对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讨论，我们还是回到本节的主要问题上来。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基本上都有一个认定，那就是血亲杂交、骨肉相奸是人类历史上存在的，而且原始群婚现象确实存在。《旧约·创世纪》说：“耶和华神就将从亚当身上所取的这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面前来。”由此可知亚当的妻子夏娃就是他的自己的骨肉。照这种说法，人类最初只有一对男女，那是非骨肉相奸不可了。
徐兆寿：中国的先祖伏羲和女娲也是兄妹乱伦，这怎么理解？
刘达临：实际上跟上面的亚当和夏娃是一个道理。
徐兆寿：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就是乱伦的结果，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在乱伦中有了后代。这似乎是对我们后世的伦理观和科学观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后世有很多乱伦的行为，如中国古代帝室里也有乱伦的例子，现代社会常常有父亲奸淫女儿的，这些又如何理解？
刘达临：现代社会发生的一些乱伦行为，一般都是道德沦丧的兽行。
第一部分第12节 中国人不会爆发性革命
徐兆寿：庄子曾问世人：同样都是盗贼，为什么盗国者为王，盗物者为贼？实际上，在我看来，王室的乱伦和平民（包括现代社会发生的乱伦）的乱伦一样，都是道德沦丧的表现。隋炀帝杨广娶了自己父亲的妻子，本来就是道德沦丧的极端表现。实际上，每一个王朝，在它朝纲丧乱、奢糜腐化之时，道德沦丧就是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点正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认为王室的乱伦是可以以政治的罪名开脱的。马尔克斯在他不朽的著作《百年孤独》里给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乱伦的历史，但乱伦的结果是人类的自我消亡。小说的结尾极具象征意味：兄妹间乱伦的无节制的性活动，使人类惊骇地消亡，而变成疫虫。马尔克斯似乎就在提醒人们：要节制，要自觉地梳理和维护人类精神中一切崇高的精神、道德，这才是作为人——而不是动物——延续下去的重要条件。
刘达临：从远古遗风来看，古代的一些乱伦是风俗，而后世的王世之间的乱伦当然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只不过老百姓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在发生乱伦时就可以治罪，或受道德的谴责；而君王则无法控制，即使发生了也只能用道德谴责，却不能治罪。
从后世来说，乱伦就是一种纵欲。人始终在自然性和社会性中间徘徊，想在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压制又不纵容，进行合理地控制。如果控制得好，人性就可以很好地发挥性的社会功能：快乐功能、健康功能和生育功能。但太自由也不行，太自由就成了纵欲，就会扰乱社会秩序。
徐：如何控制呢？
刘：这就要通过道德、法律和教育等手段完成。比如女性在穿着打扮时露的程度，露哪些比较合适，哪些行为要定为犯罪，还有完善的性教育，等等。
徐：中国的中庸之道看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刘：是的，中国人一直在性方面没有特别放纵的时期，即使改革开放以来也是一步一步进行的，不是一下子开放的。由于有了这样的观念，中国人是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开放的，是不会爆发性革命的。
第一部分第13节 恩格斯为什么要赞成通奸
“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亦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而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又加以歌颂的。《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成了普罗凡斯爱情诗的精华。它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一见晨曦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徐兆寿：这种“骑士之爱”实际上就是通奸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代，都是人们遣责的对象，为什么恩格斯却说这是“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
刘达临：这是因为，当时人们没有择偶的自由，在包办婚姻、政治婚姻、金钱婚姻的条件下，夫妻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于是有些人只能以婚外恋（即通奸）为补充。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必然会存在着没有婚姻的爱情，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徐兆寿：我们得赞同这种通奸吗？
刘达临：通奸在现在叫婚外恋，与婚外性行为是不一样的。对婚外恋，我不完全否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双方如果没有感情时还要坚持婚姻就成了一种人性的负担。在不合理的制度下，人是没有力量来打破这种禁锢的，就只好通过其它方式进行情感上和性爱的补充，这就是古人说的通奸。对婚外恋，我一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在中国，过去和现在始终有人坚持一刀切，就是不允许婚外恋行为的发生，这肯定是不合理的。这次进行婚姻法的修改时，讨论的一个热点就是婚外恋，最后还是持宽容的态度。
徐兆寿：在《红与黑》中，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奸的结果都是死亡。在艺术家那里，我们看来到的更多的是对爱情的赞美，但也看到了悲剧。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伦理问题。是爱情高于一切呢？还是社会的基础——家庭重要呢？是要高歌这种赞歌，还是得为责任而牺牲？我们在每天的报纸中，都可能会发现同一个故事：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和附近的一个男人通奸，男主人也发现了，但不愿离婚，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通奸者设计杀死了男主人。事发之后，当记者采访时发现，通奸者之间有爱情，可是没有一篇报道是赞扬这种通奸者的，都是以各种词汇来谩骂或责难。故事的结局自然都是悲剧。我们如何来解读这样一种悲剧呢？
刘达临：前者的悲剧是很受人同情的，那是在不合理的制度下的产物，后面的这个则是犯罪了，这种悲剧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徐兆寿：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矛盾。社会常常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个体感受，常常会采取极端的形式来消灭这些人性深处的罂粟花，因为个体的火焰看似渺小，但会延及到社会上。然而，从个体的视角来察看，人的尊严与自由便显得格外珍贵，甚至显出伟大来。个体的反抗与革命正是一个社会前进的信号，没有个体的反抗与革命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通奸，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爱情的代名词，但毕竟常常以悲剧而告终。时至今天，这种悲剧还在常常发生。今天人们在各种报端目击这类事件时，内心中已经有了矛盾和斗争。人们发现，当他们赞成通奸时，无疑践踏了法律、道德、家庭的神圣性和各种责任（特别是家庭中对孩子的责任），当他们反对通奸时，又无疑否定了爱的神圣与自由。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矛盾和悖论。人们的舍弃与选择也是不同的，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
即使是这样，我们还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于连和他的情人假若成功，社会将付逐怎么的牺牲或者说是改革？他们以后仍然会幸福吗？爱情是不是人生的全部？同样的问题是，安娜如果不死，那部伟大的小说将怎么安排安娜的命运和她情人的命运；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会幸福吗？
刘：不能肯定。人是会变的，在热恋时的人和平静时的人也是不一样的。这要依情况而定。
第一部分第14节 一夫一妻制是怎么来的
耶和华神就将从亚当身上所取的这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面前来。
——《旧约•；创世纪》
徐兆寿：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世上有男人和女人这样奇妙的生灵？这是人类从古就有的疑问。这疑问尤其在科学观念盛行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它革掉的不仅仅是神学的命，还有过去人类建立在神学基础上或者说以神学为参照的一切理念的命。因此，要弄清楚婚姻和家庭的关系，恐怕还得从神学开始。
刘达临：是的。要谈人类的婚姻与家庭，必要得谈到过去神学统治下的家庭观。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多只有四五千年，可是人类的两性关系随人类的诞生而存在，至少有几百万年，人类的婚姻家庭的出现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谜。人们揭不开这个谜，就只好归功于上帝了，说人和家庭都是上帝造的。恩格斯说过，19世纪60年代以前，还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因此，第一个必然要涉及到的人就是摩西。摩西是古代犹太人的领袖，著有五经，叙述上帝怎样创造万物，宣扬男尊女卑和家长制等。
第二个要提到的关键人物是瑞士的人类学家、法学家巴霍芬。他在1861年发表了《母权论》一书，提出四个革命性的观点：第一，他从历史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丰富的材料，论证了人类最初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即所谓群婚杂交；第二，他第一个证明了母权制先于父权制，论证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第三，他发现在原始社会的家庭中妇女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这是原始时代“女性统治”的真实基础；第四，他发现了从群婚制向个体婚姻过渡的形态。但是，巴霍芬的一些观点还没有摆脱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例如他认为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不是由于人们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而是人们宗教观念发展变化的结果。
继承并发展巴霍芬的是美国人摩尔根。摩尔根通过研究印第安人的家庭关系发现，印地安易洛魁人盛行着一种“对偶家庭”。这种家庭制度不仅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普遍流行，而且在亚洲、非洲和澳洲也存在着。他还发现，在夏威夷群岛上存在着一种与此相一致的家庭制度，只不过这种制度与印第安人的家庭制度仿佛更远古一些。
根据40年的研究，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了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他认为，人类最初是处于毫无限制的群婚杂交状态之中的，以后对男女的性交关系作了最低限度的限制，才出现了婚姻制度和家庭形式。这种限制逐渐发展，婚姻制度和家庭形式也就随之而不断地发展，直到文明社会的一夫一妻制的建立。
徐兆寿：对于巴霍芬和摩尔根的著作我没有进行过详尽的阅读和研究，只是从一些介绍中了解到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思想的确是人类史上的革命，巴霍芬已经对神学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摩尔根完全就是否定。我倒是觉得，这不是最终的结论。这种结论仍然只是一种学说，是一种假说。因为我们只是通过一些史料和现存的原始初民的生活推理的结果，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西方有一些学者就曾提出质疑：十九世纪人类发现的那些所谓的原始部落，他们的历史并不比所谓的文明人的历史短，因此也不能把他们的生活就当成是整个人类的童年期。芬兰著名的社会学家、在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也认为，人类男女最原始的结合就是一夫一妻制。他以类似人类的类人猿——大猩猩是一夫一妻制为主要根据就来反对“原始群婚说”。巴霍芬坚持人类的进程是以宗教为背景，和韦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