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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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械慕峁Ｊ澜绱笳胶螅谧杂善降取⒚褡遄跃龅纳烁哒堑南质保颐峭Ω孟嗷シ芊ⅲ晌栈咨频男ㄗ樱侵藓推骄瞎〈帷！薄短ㄍ迳缁嵩硕贰罚�190～191页。总督府在评论这番话的时候告诫说：“他的这番激励的话，暗示着表面上假装稳健合法的文化协会，实际上，里面却隐蔽着另外的意图。”《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191页。显然，日华亲善只是幌子，文化协会是要以此为借口进行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发动和促醒工作。那么，所谓“台湾文化”的真实含义又是什么呢？吴海水曾说：“台湾岛民是日本臣民，而又为支那民族，因此，我们所期望者，在于促进我们民族文化之提高。”《台湾社会运动史》，第190～191页。可见，文化协会所要发展和弘扬的实际上是台湾地区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后的文协活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总督府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常常说什么“我中国或我中华民国”、“追慕中国之念相当兴盛”、“期待国权的回复”、“对国民党的发展持有相当的快慰，期盼（中国）早日统一”若林正丈：《台湾总督府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对策”》，《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1978年）。等等。
台湾文化协会基本上是由一批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信仰的人们所组成的松散的、不稳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台湾总督府的一份资料为我们了解文化协会主要骨干力量的构成状况提供了方便，见表4…1。
台湾总督府费心收录的这份文化协会重要人员名单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文化协会组织结构状况的珍贵资料，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台中仍然是台湾民族运动最活跃的地方，该地出身的活跃分子在整个民族运动中处于领导潮流的地位。总督府在论及同化会时就曾说过：中部上流社会的表4…1台湾文化协会重要成员表（1923年）姓名籍贯年龄学历职业文协职务林献堂台中州大屯郡雾峰社42汉学进修地主总理林幼春同上43同上同上协理蔡培火台南市港町34东京高师理科无职常务理事蒋渭水台北州宜兰郡室兰街32总督府医学校医师理事王敏川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34早稻田大学法科民报记者同上陈逢源台南室东门町30总督府国语学校同上同上蔡式谷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39明治大学法科律师同上林呈禄新竹州桃园郡大图庄33同上民报常董同上蔡惠如台中州大甲郡清水庄42汉学进修—同上杨肇嘉同上31东京京华商校地主同上邱德金台中州丰原郡丰原街28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连温卿台北室永乐町28公学校毕业公司书记同上李应章台中州北斗郡二林庄26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洪元煌台中州南投郡草屯庄40公学校毕业地主同上林笃勋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40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赖和同上29同上同上同上许嘉钟同上40台南师范学校地主同上林资彬台中州大屯郡雾峰庄25汉学进修同上同上郑松筠台中州丰原郡丰原街32明治大学法科律师同上蔡年亨台中州大甲郡清水街34总督府国语学校地主同上韩石泉台南市本町26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黄金火同上28同上同上同上王受禄台南市高砂町30同上同上同上吴海水台南市锦町34同上同上同上林伯廷台中州北斗郡北斗街37汉学进修地主同上黄呈聪台中州彰化郡线西庄37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同上林糊台中州彰化郡福兴庄29总督府医学校医师同上林茂生台南市寿町26帝国大学文科商学校教授评议员续表4…1姓名籍贯年龄学历职业文协职务杨良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31汉学进修杂货商理事吴廷辉同上32公学校毕业木工同上石焕长台北州宜兰郡室兰街32东京医学专门医师理事郑明禄新竹州苗栗郡宛里庄20北京大学退学民报记者会员洪石柱高雄州屏东郡屏东街20台北师范学校洋杂货商理事林冬桂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30同上支部主事会员黄运元新竹州苗栗郡苗栗街28公学校毕业地主理事谢春木台中州北斗郡沙山庄21东京高等师范民报记者会员黄周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24早稻田大学同上同上林碧梧台中州丰原郡神冈庄28公学校毕业地主同上张信义台中州丰原郡内埔庄20日本大学退学贷地业者同上吴石麟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21台南商校退学裱褙师同上高两贵台北市蓬莱町26公学校毕业送报夫同上黄氏细中国福建省泉州府晋江18台北女校退学同上同上娥县石溪乡资料来源：《警察沿革志》，第194～197页。
第五部分台湾文化协会（2）
思想进步及其言行给全岛民心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时至1920～1930年代，中部上流社会和青年知识分子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在台湾民族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上面所列名单上，中部出身者达22名，占总数的5238％，雄居首位，加上台湾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林献堂本身就是属于台中州大屯郡雾峰庄，则更凸显了这一点。其二，文化协会的中坚属于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年龄结构上看，平均年龄为3047岁，其中40岁以上者仅6人，29～39岁者19人，1895年日本侵据台湾后出生者17人，以受教育年龄为计算起点，假设当时的受教育年龄为8岁起始，则1887以后出生者中除个别仍遵循汉学传统外，日本殖民地教育体系下接受教育的这一辈人数达33人，比例为8571％。这表明殖民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骨干力量。其三，从这张表也可看出，文化协会是台湾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反日民族力量的统合体，在这个统合体中，地主、贷地业者10人，律师、医生、记者、公司职员等白领阶层22人，小本经营者2人，木匠、裱褙师、送报夫等蓝领阶层4人。总括来说，台湾文化协会基本上是一个由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有相当部分工农民众参与其中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其基础便是建立在反抗日本殖民主义这一共同点之上的。
前面提到，台湾文化协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启发民智、宣扬民族文化、促进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这就需要动员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为达成这一目标，文化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启蒙宣传活动：
（1） 举办各类文化讲习会。它们是：台湾通史讲习会，由连横主讲，听众每天多达300余人，据总督府称：连横在讲习会中“常露诅咒总督政治，挑拨民族的反感之口吻”。通俗法律讲习会，由蔡式谷主讲，讲词中“有讽刺台湾总督府的施政压迫台人的言辞，谓有扰乱治安之嫌疑”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544页。，遭到禁止。此外，还有通俗卫生讲座、通俗学术讲座、西洋历史及经济学讲座、汉文讲座等等，因主讲者多借讲座抨击日本殖民统治，故常有警察临场监视。这些讲习会的目的在于普及新文化知识并激发台湾民众的民族反抗意识。
（2） 创办报社，发挥舆论的广泛宣传作用。文化协会创建伊始，就筹划出版《文化协会会报》，但因其中包含许多民族意识强烈的内容而遭禁止。《台湾民报》成为文化协会的事实上的机关报，后改为《台湾新民报》，由周刊进为日刊，报纸利用汉文记事，积极为台湾人民的利益呼吁呐喊，揭露总督府的专制统治，宣扬中华文化和大陆的情况，“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智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我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95页。蔡培火称：“（《台湾民报》）除做台湾人的喉舌，呼吁诉苦，对总督府的恶政加以指责批难，对民间日人的歧视曲解予以纠正外，对台湾人的思想、文化的启蒙也有甚大的帮助。”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39页。尤其是对祖国的介绍和大陆作家作品的转载，为殖民地新闻封锁下的台湾民众和祖国人民间系起了一条情感和文化联系的纽带。
（3） 改良、普及文化艺术活动，寓教于娱乐之中。在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影响下，陈嵌、周天启等组织成立彰化新剧社，开创台湾新剧运动。台北陈凸也成立星光演剧研究会，研讨“五四”以来的新剧并将其移植到台湾。此外还有新竹新光剧团、基隆民运新剧团等，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以宣传民族意识、讥讽总督政治为中心内容，世人称之为“文化剧”。另外，在1925年又成立了美台团电影放映队，在放映的同时以台语配音，言语中不时讽喻政治，当临场警察出来干预，台下民众便发出一片抗议声。《台湾民报》报道：在凤山郡的放映中，“往观的人实在是空前未有的多，而警察方面却有些神经过敏——即有一个巡查某，公然拿出手指簿记着男女儿童多少人去看戏。看着的人多是抱腹而笑，听着说这是上司的命令，真是命令的丝毫无意义，难免受人民误解警察当局过于干涉了。”《台湾民报》1928年11月25日。放映前还同声高唱美台团歌，密切了文化协会与广大民众的感情联系，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4） 文化讲演会。文化协会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宣传动员手段即是遍及全岛各地的文化讲演会，日人史料记载称：“讲演会是文化协会最重视的活动。在一般民众知识程度较低的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如采行文书宣传，难免缺乏大众性，所以说它几乎全以讲演会来达成目的，并非过言。”“因为他们所讲述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台湾统治的诽谤，激起地方民众很大的回响，很受欢迎。”“地方会员每当有事，便召集干部开办讲演会，动员无智的民众，名为欢迎，鸣放鞭炮，进行一种变相的示威运动，有时则召开旁若无人的大欢迎会，一壮气势。干部们对地方民众的这种态度，颇为自得，以志士自居，一味煽动起民族反感，不加省察，以致造成空前的反母国风越发加深。” 若林正丈：《台湾总督府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对策”》，（日本）《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1978年）。在这当中文协干部无形中成为集聚民众的领导者。讲演会听众踊跃，如1924年有132次，讲演者432人，听众44050人；1925年讲演会315次，讲演者1165人，听众高达117880人。王诗琅译《台湾社会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273页。
第五部分台湾文化协会（3）
复兴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针对日本殖民者企图移植日本文化并消弭中华文化的民族同化政策，文化协会开展了一场振兴台湾地区中华的浪潮，他们宣传台湾与大路同根同祖的历史渊源关系，进口大陆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祖国的新文化新气象，强烈抗议殖民当局压制汉文的政策，要求恢复汉文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同时编撰教科书、在社会上开办各类汉语学习班，这些举措得到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陈逢源指出：“中华民族自五千年来，虽有同化他民族的历史，但至今未被他民族所同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数见不鲜的事实。（日人）若要排斥中华的文化，人民必起而反抗。”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98页。
文化协会的广泛宣传带来了新文化和新思想，启迪了民智，推动了台湾民众祖国意识及民族意识的高涨，使之进一步认清了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文化灭绝实质，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殖民地台湾的顽强扎根和传播，从而保持住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根基。所以，尽管在台湾民族运动中有所谓祖国派和自治派（台湾派）的区分，但二者在对待祖国和中华文化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一致的，日本人的内部资料《警察沿革志》就明确记载说：祖国派认为中国将来必能振兴并收复台湾，因此要传承自己的民族性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台湾派则认为，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中，苛政猛于虎，现时回归还不是时候。然而，日本人深刻的认识到，这部分人“也只是对支那的现状失望以至于怀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见支那隆盛，不难想象必回复如同前者的见解”。《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4页。
文化协会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及全台民众的广泛觉醒极大的刺激了日本殖民者，为了消弭文化协会掀起的民族运动浪潮，台湾总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剥夺参与者的种种原有特权，如有公职者予以罢免，有专卖权者加以取消，等等；其二，利用御用士绅如辜显荣组织公益会和有力者大会等团体，公开与文化协会相对抗，并唆使流氓破坏文协的讲演会，比如1924年11月台北“陋风打破大讲演会”上的打斗事件即是；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78～79页。其三，直接运用警察镇压机器压制、取缔文化协会的活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治警事件”。但这一切似乎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被罢免的公务员成了运动的斗士，被逮捕的文协会员声望反倒扩大了，对文协讲演会的横暴取缔激起了民众的反感和抗议，之后的参加者反而更多了。
文化协会发展的转折点乃出自内部的分裂。1920年代，正是中国、日本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日本共产党接着诞生，19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后北伐战争获得成功。所有这些都给了岛内外台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在大陆的台籍学生纷纷建立如平社、台湾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左倾色彩十分浓厚。在岛内，有连温卿等人组织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翁泽生、王万得等人组织的台北青年会，蔡孝乾等人组织的彰化无产青年派等等，一大批青年的思想急剧左倾。尤其是连温卿的社会问题研究会与山川均保持密切联系，“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理论及战术，以此对其领导下的青年加以宣传、煽动”。总督府称其“对于当时的民族主义统一运动战线，逐渐地酿成了无产阶级运动抬头的机运”。《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44页。这样在文化协会内部形成了连温卿等的无产阶级派、蒋渭水所率领的受中国革命影响较多的一势力及林献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稳健派，三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明显起来。此一对立的根本即在于民族运动发展方针路线上的原则分歧。首先，文化协会从创办伊始，其政治上的最高诉求是设置有权处理台湾地方事务的台湾议会，实现台湾自治的目标，行为方式是温和的、非暴力的，主要手段是启发民智和请愿斗争，在体现坚韧毅力的同时又显现出隐忍等待的心态。林献堂自己就说过：“天助自助者，为贯彻目的，我们今后必须不屈服于任何障碍，纵使有时变成奴隶，也非隐忍不可。”《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08页。暴力和阶级斗争显然是与其不相容的。其次，文化协会是个由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信仰的人们所组成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即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台湾民报》1927年新年号所载的蔡培火、蒋渭水、连温卿三人的文章正代表着文化协会内部三个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