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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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人教育费额标准》等，总督府民政长官在给各厅长的指令中还要求“蕃务”官吏驻在所，应基于图谋亲善和疏通之目的，使“蕃人”少年子弟常出入警察驻在所，对他们灌输大日本的风俗习惯，通过他们影响到父兄。“蕃童”教育所的标准为：一、学生以通学为原则，视地方情形，得收寄宿生；二、教育主要的目的在于导致“蕃人”之日本化，学术属于次之；三、教育用具以官费设备，必要时贷与备品，而发给消耗品类；四、通学生之午餐及寄宿生食费由官费开支，膳具及寝具由官方贷与；五、授业日数每月约计20日，星期日及依“蕃社”旧惯之祭祀日放假；六、授课时间每日约计5小时，而其1/2以上定为耕作、手工艺。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24～825页。由此可见，基于同化政策的日语教育及实用技术教育是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教育的主要目标。


第六部分殖民地“教化”事业的展开（2）

　　　　1915年，适用于原住民的教科书《蕃人读本》出版，编撰方法与汉人用读本有很大的不同，采用片假名记述，据说是为适应原住民没有文字历史的状况，舍弃平假名及汉字的繁杂，将读音与文字相统一，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简单的一句话就写成了连日本人也头痛的样子：“アノイエワワタクシノガッコオデス。ミンナデアソビマショオ”（那所房子是我们学校，大家一块玩吧）。松泽员子：《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与原住民之日语教育》，收入栗本英世、井野濑久美惠编《殖民地经验》，人文书院，东京，1999。随着教育的发展，除主要教授日语口语外，还开设了简单的写作及语法。蕃童教育所的课程有修身、国语、算数、图画、唱歌、体操、实科等，其中国语即日语和实科占课程的大头，这表明日本人的教育目标在于一面普及日语加上修身以推进将台湾原住民改造成为日本人的进程，另一面增进原住民的实践生存能力，试图将其从原始蒙昧状态拉出来，实科的内容为：耕作、除草、扫除、制作、栽培、饲耕、裁缝等等，基本上属于生活必需技能的训练。　　　　
　　　　除了“蕃童教育所”等初等教育机构，日本殖民者每年还挑选几名优秀学生送到日本人的小学校与日本人共同学习，表现好的再选送到中等学校继续教育，在此刻意安排下成长起来的一部分原住民就被寄予同化榜样的角色。譬如1930年就有159名原住民学生得以在农林、师范，乃至日本国内的法政、商业、农学等学校深造。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32页。　　　　
　　　　到了殖民统治的末期，日本当局愈益强化了对原住民学生的皇民化思想教育，在每个“祝日”（政府规定的节日）或“祭日”（神社的祭祀日），学生要在老师或警察的带领下礼拜神社，遥拜皇城、奉读教育敕语。仪式中还要唱特定的歌曲，强化对日本帝国的认同。天皇的“御真影”也要顶礼膜拜，“君之代”要时时传唱，等等。全面扭曲原住民子弟的心灵，以塑造出所谓“忠良的帝国臣民”。　　　　
　　　　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初等教育状况有如下表5…3所示。　　　　
　　　　另据郭锦慧的调查，到了昭和年代，当地的原住民深知“那是强迫的，一定要去念书，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每个小朋友都要去上学，不去的很少，除非残废”，即使是部分人家境不好，“为了家庭，要帮忙，没有办法。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去念书”。原住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此时也发生了改变，原来狩猎活动是他们的重要学习对象，这时却不必非得进行了。有人回忆说：他的父辈还须坚持打猎，到了他这一代就读教育所的时候，“打猎就变成大人的事了”。郭锦慧：《论日据时期运行于原住民部落中的规训权力》，《〈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县文化中心，1998。但像原住民儿童就学率达到100％的情况，应该还只是日据末期这几年的事吧。　　　　
　　　　学校教育只能规范在学青少年，对于广大的成年原住民教化工作的展开也是日本殖民者着力推进的重要对象。因此，在社会教育方面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如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自治会、妇女会、处女会、青年会、同学会、父兄会、日语讲习会、夜学会等，其中以家长会、青年会最为普遍，以自治会参与者最多，1930年统计加入这些社会团体人数达37800人。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36页。为在成年原住民中普及日语，国语讲习所遍布各山地，1943年有272所，讲习生2万余人。据《高砂族国语讲习所规程》称，目的是为了“使高砂族习得国语，启发培养其国民资质”。蔡茂丰：《台湾日语教育史研究》（上），大新书局，台北，2003，第599页。　　　　
　　　　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团的不断壮大，在日据后期成为山地原住民社会的主要社会教化力量，早期的头目势力者会则归于消弭。这代表着台湾原住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发生了大的改变，日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力量取代了传统“蕃族”时代的旧势力，发挥着主要影响力。据一位宜兰老者的回忆：“那时青年团影响力很大。譬如对全村的活动都是青年团团长带领，以前是头目，那时还是有头目，但没有权力，有权力的是青年团长。学生、青年、老一辈的也要听。他的话就是日本人指使他，他说的话就是日本人说的话，要我们做什么就是什么。”郭锦慧：《论日据时期运行于原住民部落中的规训权力》，《〈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县文化中心，1998。表5…5日据时期历年主要教化机构年代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妇人会青年团国语普及会国语讲习所。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原住民中大力普及日语，效果究竟如何？一则统计数字可资参考，详见下表5…6所示。　　　　
　　　　看来，直到1929年原住民中通晓日语的人数并不多，大部分统计在内的达到所谓日语普及者，只是学会了简单的日常问候语。在日据末期的1942年，原住民的日语普及率在50％上下徘徊，虽没有详细的分类统计，但达到熟练和通晓程度者相对较少则应当是可以推定的。　　　　
　　　　在所谓日本国民精神培养上，总督府警务局发布的《高砂族社会教育要纲》要求台湾原住民做到以下几点：①奉斋大麻，参拜神社，明了神明的事迹；②体会天皇万世一系的尊严和作为日本国民的幸福；③认识到天皇对全国土、国民的统治；④常礼拜御真影；⑤在公众集会上合唱国歌、遥拜皇宫，在屋外插国旗；⑥在祭日和庆祝日厉行插国旗行动并说明其意义；⑦授予历史地理知识，宣讲天皇之盛德、忠良贤哲事迹、国民的武勇和异民族归服我统治成为一视同仁的纯然日本国民，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试图把台湾原住民从思想到行为规范上彻底改造成日本“健全的皇国民”。蔡茂丰：《台湾日语教育史研究》（上），大新书局，台北，2003，第599～600页。


第六部分雾社起义（1）

　　　　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原住民的所谓“理蕃政策”，有其双重目标：一是镇压台湾原住民的反抗斗争以扫清掠夺山地资源的障碍；二是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教化手段，达成同化台湾原住民以将之“日本人化”。日本殖民者对此充满了憧憬，总督府嘱托丸井圭治郎就曾满怀自信地说：“如果教育方法得宜，则不久的将来，能使此十二万人改造为纯然的大和民族。在其自觉同为日本天皇赤子之下，进而令他们担负本岛守备任务，决心作赤诚的日本臣民，并不是难事。”瓦历斯·诺干、余光弘：《台湾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编印，南投，2002，第162页。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雾社起义就无情地宣告了日本殖民者理蕃政策的破产。1930年10月，台湾中部埔里雾社地区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原住民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起义斗争，自10月27日至12月8日共坚持了42天之久，这是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抗日斗争。　　　　
　　　　1930年10月27日，雾社地区泰雅族的迈勃、钵仔仑、荷戈、塔罗湾、罗多央、斯库等6社在首领摩那·罗达奥的率领下，分路袭击了雾社周围的警察驻在所，杀死日警及其家属，抢夺武器，割断电话线，破坏交通，然后齐袭雾社。起义者300余人分老年队和青年队，分别由摩那·罗达奥和巴沙奥率领，他们攻击雾社警察分社、邮局、会社及住所，杀死日本人134名，夺取枪械180支，子弹23039颗，火药2200包。　大惊失色的日本殖民者立即派遣警察和军队进行镇压，台湾守备司令官镰田弥彦亲任总指挥官，调集了1305名警察，军队1303人，军夫1563人，还有山炮及飞机，直扑雾社。日军原以为雾社原住民不堪一击，但事实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山地人不但善用天险的地理防御作战，且战术高超又很勇敢，尤其那种不屈不挠与日军抗战到底的精神，更使日军感到无比的惊骇”。陈小冲：《台湾雾社起义》，《台湾工作通讯》1994年4期。在优势日军的进攻下，雾社原住民退守地势险要的马赫坡岩窟内，据险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又伤亡日增的日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毒气弹轰炸。面对凶残的殖民者，雾社原住民在抗争无望的情况下，不愿做敌人的俘虏，以30～40人为一群集体自杀，12月8日，摩那·罗达奥长子达拉奥自尽，雾社起义终归失败。　　　　
　　　　据事后的统计，参加雾社起义的原住民1236人中，战死或自杀者644人，被搜捕者514人，又因日本殖民者恶意挑唆与雾社原住民有仇隙的陶渣蕃发动突然劫杀，仅剩下298人，雾社原住民同胞几乎陷于灭绝。　　　　
　　　　对1930年的雾社起义，台湾总督府是这样解释的：因为“蕃人”没有储藏粮食，蕃刀也没有磨，妇女照常织布酿酒，儿童照常出入派出所，各家在邮局的存款没有取出。所以，这次事件只不过是“生蕃”突发性的出草（猎人头），而不是蓄意的反抗。事实表明，这是日本殖民者为推诿责任而撒下的弥天大谎。史料记载，起义前的一个星期，雾社原住民即准备刀械，购买食盐，准备干粮，以便战时携带。起义领导人摩那·罗达奥还与远近各社头目频繁往来，密商起义事宜。各社青年也以打猎为名，向警察驻在所借出枪支弹药。同时将起义时间定在10月27日日本人举办运动会的那一天，因为这天日本人均会到场观礼，警备松懈，就连每天早晨7点雾社分室与个派出所之间的例行电话联系也中止了。列席运动会的大部分警察也不带武器，机会绝佳。总之，一切都经过了周密的计划，而绝不仅仅是什么突发事件。　　　　
　　　　雾社原住民的反抗斗争是在与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山地开展资源掠夺及文化同化运动而带来的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颁布诸如《官有林野取缔规则》等法令，将山地收归官有，使得原住民失去了世代采集狩猎的场所。另一方面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镇压原住民的反抗，采行警察为先导的“理蕃”措施强化在山地的统治，同时实施以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同化教育，台湾的原住民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文化传承的危机，雾社人民的起义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爆发的。雾社人民原本就有反抗日本殖民者的传统，日人称：“雾社方面原住民各聚落，凭恃天险，夸耀其武”，“每有不遵奉官命之事”，“屡次侵越隘勇线”。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理蕃志稿》（宋建和译《日据时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下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南投，1999，第134页。1908、1910年先后与日本警察、讨伐队展开武装冲突，最后虽均归于失败，但他们反抗之志并未泯灭，“各社头目青年对日人抱恨颇深”。到1920年代，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山地资源的掠夺日趋扩展，在雾社，原住民被强迫从事伐木、土木、运输等劳役，他们的工资只有其他地区的一半，且常常被警察克扣，史料称：“其对蕃人，强令修路，或为从事警察机关从事劳役，尤其狩猎时期，或耕耘时期，被强制劳役所受损失更大，日人对蕃人所给工资不足本人糊口，且强行扣除一部分义务储金，蕃人偶有违抗命令则肆行拷打处罚，要之使蕃人所受经济上之苦痛，有口难言。”此外，日本警察还不顾原住民的传统习俗，玩弄妇女，“利用职权与蕃妇发生关系，始乱终弃者有之，妨害家庭者有之”，摩那·罗达奥妹妹就是日警的受害者，这严重损害了原住民的人格尊严。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73页。1930年，殖民当局开始实施5年蕃地开发调查，计划迁徙原住民，夺取其土地为日本资本服务，更使得雾社人民感到了莫大的生存威胁，与日本殖民者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以摩那·罗达奥长子与日警互殴事件为导火索，起义终于爆发了。事实证明，这次起义集中针对日本殖民者，对汉族人民则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只有两名汉人因穿着日服而被误杀，这就充分凸显了起义的民族反抗色彩。


第六部分雾社起义（2）

　　　　雾社起义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对于吹嘘其“理蕃”成绩的台湾总督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雾社原住民地区是总督府当局费尽心机企图树立的一个“蕃地”模范区，日本国内到台参观考察者也多安排到雾社迈勃等社，成为殖民当局对外宣传的花瓶。参加起义的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原本是雾社原住民，日本殖民者给他们起了日本名字，主动撮和其婚事，将其作为“模范生”而大加宣传。起义领导者摩那·罗达奥则曾被邀请到日本国内参观，试图以日本的繁荣和强大来恫吓原住民。然而，雾社起义的爆发，宣告了日本殖民者理蕃政策的破产，同时也显示了台湾原住民在殖民者奴役面前永不屈服、宁死抗争的顽强精神。　　　　
　　　　雾社起义的爆发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原住民政策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人作为统治民族对被统治民族——台湾原住民生存权利的剥夺和民族尊严的肆意践踏，在于殖民当局依凭警察专制高压而不顾及原住民的感受。《台湾新民报》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敢断定雾社之变，是十数年来治蕃政策之破绽，又是日本民族统治异民族的失败之一好实证了。若要追究其真因，近则由该地的警察酷吏虐待所激发的，远则因高压政策征服心理所酿成的，所以要严格的问责，实不仅止于该地直接关系的警察及上级监督高官，凡抱着高压政策征服观念的在台内地人（按指日本人——引者），皆要分担其几分的责任了。此何以言呢？请看该地蕃人归服了日本统治十数年，若是施以相当的仁政，他们设使不知感恩，也必不能出此最后的舍命报复。况且他们全不害台湾人而专敌视内地人，这是证明非似昔日的出草乱杀，实是一种有意识的对内地人报复了，关于此点，内地人如不能幡然自省其身，则必失了统治异民族的度量，如果这样，则虽得耀武扬威于一时，谁敢保证永久绝无第二第三的雾社出现呢？”《雾社事件清算》，《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月10日。 民族运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