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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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谏缁岜ǔ辍Ａ蹩酥牵骸短ㄍ迦丝诔沙び刖梅⒄埂罚霭媸乱倒荆ū保�1979，第70页。因此，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是畸形的，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政策是歧视性的，日本人是台湾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总之，日本在台统治期间的发展项目向人们呈现的是一种“奶牛”效应，即只有费心养这头“牛”，才能挤出更多的“奶”来喂肥自己，在经济上是如此，文化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第八部分台湾话文运动（1）
台湾岛上的住民除了原住民外，历史上大都是从大陆的闽南、粤东迁徙过去的，其中又以闽南的漳州、泉州地区人民为主。由此而来，台湾住民的语言便以闽南语系占主导地位，而以客家与及南岛语系辅之。日本统治者在台实施同化政策和日语普及运动，同时还限制台湾人使用汉语及其方言闽南语，在台湾人为的造成了一场闽南语生存危机。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行动起来，一面为闽南语的生存与复兴呼号呐喊，一面尝试以闽南语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由于闽南语即台人所说的台湾话，此一运动亦通称为台湾话文运动。
众所周知，日本殖民者治台政策的基本点就在于企图将台湾纳为日本领土的“真正”的一部分，同时将台湾人同化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亦即台湾日本化、台湾人日本人化。语言是同化的有效载体，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说过：“（普及日语）是同化的必要手段，如欲使土人（按指台湾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等与母国人（日本人）相一致，则应首先透由普及母国语这一捷径来进行。”井出季和太：《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东京，1943，第122页。在普及日语的同时，又大力打压汉语，学校中的汉文课由一定课时的存在变为渐次取消，如新竹厅当局就在1931年宣布取消公学校的汉文科，其理由有二：“一是汉文教育不得不读台湾音，很阻碍内地语的进步。其次是利用汉文时间，可以多练习内地语云云。”《新竹州势调查会又一产物，废止公学校汉文科》，《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4月25日。学生在校园内讲台湾话也会受到训斥乃至罚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在日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台湾青少年，对台湾话开始生疏起来了。对此，一些台湾本地知识分子无不为之扼腕叹息，连横即曾痛切地指出：“今之学童，七岁受书；天真未漓，咿唔初诵，而乡校已禁其台语矣。今之青年，负笈东土，期求学问；十载勤劳而归来，已忘其台语矣。今之摚鹕鲜磕酥晾锺阈±簦塾喂俑绞魄魅ǎ焊咂铩Ｗ悦毖澹欢患手洌巡恍几从锾ㄓ镆印Ｑ罩剖嫌醒裕骸袷弊拥埽懿傧时坝铩⒌靡允氯ü螅抻歉还蟆｀妫『纹溲灾穸菀玻 绷幔骸短ㄍ逵锏洹纷孕蚨ㄍ迨妨衔南状钥诎酥帧Ｋ衔骸胺惨幻褡逯妫赜衅涠懒⒅幕镅浴⑽难А⒁帐酢⒎缢祝蛭幕匾病Ｊ枪剩幕冢蛎褡逯癫汇矣蟹⒀锕獯笾眨苏髦范豢梢渍咭病Ｌㄍ褰袢瘴幕粒墩哂侵６⒀镏⒐獯笾蛳缛耸糠蛑熘耙病！绷幔骸堆叛浴范ㄍ迨妨衔南状钥诎酥帧Ｎ耍孕醋鳌短ㄍ逋ㄊ贰返木窭赐渡碛谔ㄍ寤暗难芯抗ぷ鳎坝嘁詢J民躬逢此厄，既见台语之日就消灭，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谋发达，遂成成《台语考释》，亦稍以尽厥职矣。曩者余惧文献之亡，撰述《台湾通史》；今复刻此书，虽不足以资贡献，苟从此而整理之、发扬之，民族精神赖以不坠；则此书也，其犹玉山之一云、甲溪之一水也欤！”连横：《台湾语典》自序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由此可见，连横撰写《台湾语典》的动机在于一方面弘扬祖国语言文化并提振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则借此对抗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及其殖民同化政策。正如他所说的：“余惧夫台湾之语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以萎靡，则余之责乃娄大矣。”连横：《雅言》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
《台湾语典》共分四卷，搜集了大量台湾话的词、词组、俗字和俚语，并加以注音、解析、溯源、举例，是一本实用价值颇高的台湾话词典。譬如：
爱困则要睡也。
头家店东曰头家，田主亦曰头家。《吹景集》：博戏者立一人司胜负，曰头家。此系借称。
趁食谋生也。趁呼炭。《方言》：趁，逐物也。连横：《台湾语典》卷一、卷二。
对于台湾话的注音和如何文字化的问题，连横予以很高的期待，他认为“台湾文学传自中国，而语言则多沿漳、泉。顾其中既多古义，又有古音、有正音、有变音、有转音。昧者不察，以为台湾语有音无字，此则浅薄之见。夫所谓有音无字者，或为转接语、或为外来语，不过百分之一、二耳。以百分之一、二而谓台湾语有音无字，何其真耶？”台湾话的研究在他看来，是在日人殖民统治下“保存台湾语”的重要途径，乃“为台湾计，为台湾前途计”的大事。连横：《雅言》三、一。连横的台湾语（闽南语）词典编撰工作为当时的台湾话文运动及台湾乡土文学创作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八部分台湾话文运动（2）
五四运动后，受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一部分先进台湾知识青年如张我军等开始主动摒弃文言文及旧文学形式，倡导台湾新文学，他们在《台湾民报》等舆论阵地发表文章，展开新旧文学论争，主张进行白话文学的建设及台湾语言的改造。针对当时文学界脱离民众的状况，一些人还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运动，并鼓吹用台湾话文来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
早在1922年，蔡培火即提出以闽南语为书写工具，用罗马字拼成台湾白话来向老百姓普及台湾话文。其后黄呈聪在极力宣扬应于台湾推行中国白话文的同时，也认为可以将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提炼升华为文字文学，其后连温卿、赖和、郑坤五等均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至于用台湾话来进行文学创作，当首推郑坤五在《三六九小报》上以台湾话写的短文。直到1930年，黄石辉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正式表达了对台湾话与台湾乡土文学关系的理解，他说：
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亦是台湾的话语，所以你的那枝如椽健笔，生蕊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
用台湾话作文，用台湾话作诗，用台湾话作小说，用台湾话作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转引自林央敏《台语文学运动史论》，前卫出版社，台北，1996，第31页。这番话引发了台湾文学界有关台湾话文及台湾乡土文学的激烈争论。郭秋生以《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与之相呼应，他认为在日语愈益普及台湾话渐趋衰微的台湾社会，必须使用言文一致的台湾话文，只有这样乡土文学才能真正深入基层，才能拨动民众的心弦。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7页。与黄石辉提出的编撰台湾话教科书、词典并组织研究会主张不同，郭秋生以为不如先整理台湾本地的歌谣编辑成册，以供民众阅读，这样才不至于又走入象牙之塔，他说：“于是路旁演说的卖药兄弟的确会做先生，看牛兄弟也自然会做起传道师傅传播直去，所有文盲兄弟姊妹们随工余的闲暇尽了慰安，也尽可识字，也尽可做起家庭教师，——这岂不是再痛快事吗？”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上），《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8月29日。至于台湾话文如何书写的问题，各方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用白话，有的主张用罗马字，有的主张创设新文字。蔡培火即力主推广用罗马字拼写台湾话，并向总督府申请设立学校“对台湾人教习台湾白话字”。《台湾白话字许可问题，蔡氏被上访局长》，《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9月7日。黄纯青则质疑另做新字会否因台湾话“往往有音无字，万一新字过多，反为不便”黄纯青：《与郭秋生先生论台湾话改造》，《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1月1日。。林凤岐提出从经济和现实两方面考虑，“由于历史的立场，台湾语言以中国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做标准”，“推行台湾音的罗马字，把他来注汉字的音”林凤岐：《我的改造乡土文学的提案》，《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2月5日。。这显然是一个综合的提案。然而，在整个日据时期始终没有一个方案能够让所有人、哪怕是大部分人满意，于是台湾话如何达到言文一致的问题便延续至今。
从台湾话文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一场由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拯救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及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而进行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是对日本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连横编撰《台湾语典》时就是本着这一宗旨，他忧虑的是台湾话乃至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兴衰。台湾话文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台湾新民报》在它的社论中也提到：“中国是素称文教之邦，我们台湾人是汉民族的后裔”，台湾文学是一个“地方文学”，应“保持台湾地方文学的特色”。社说《台湾文学的整理和开拓》，《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8月1日。乡土文学论争的始作俑者黄石辉则称：在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台湾在政治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话来支配，为适应台湾的现实社会情况，建设独立的台湾文化”。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7页。换句话说，台湾话文运动是直面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并适应着这一特殊状况来对抗日语及日本文化侵略的，所谓的“独立的文化”的内核仍然是中华文化，它具有鲜明的民族反抗色彩。台湾话文运动的干将郭秋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明了该运动的中国地方文化特色，他说：“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使我用啦。”“中国的白话文可完全在台湾繁殖吗？即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系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下），《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9月7日。原来，所谓的台湾话文不过是中国白话文的台湾地方特色罢了，这就是台湾话文运动的角色定位。
还有一个例子，郭秋生曾云：“关于台湾话文建设的问题，我这回（1931年）到台中，访问庄遂性君，互相交换意见，知道他和张聘三君在十年前即有同样的提案，他们的自信，不但以台湾话文为文盲症的对症药，还期待以为台湾文化的急先锋，并且引以为完成中国国语之一助，益激励我辈之不可不贯彻初志了。”郭秋生：《读黄纯青先生的台湾话改造论》（上），《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1月7日。在这里，台湾话文与中国白话文的关系已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学（1）
日本殖民统治前期，台湾文学尚处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诗人的活跃和诗社的勃兴。它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对当时的历史境况，洪弃生有过这样的描述：“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弃民斯弃地。虽以祖宗经营二百年疆土，煦育数百万生灵，而不惜断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汹汹而不顾。如割台是已。”洪弃生：《台湾战记》原序。在他的眼里，台湾的割让，怎一个“弃”字了得！
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朝遗留知识分子原先经由科举考试达到升迁这一传统通道被彻底阻断了，他们的前途顿时陷于无望和渺茫之中，由此产生了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愤恨和抵制。在日本人强大的武力和警察网络面前，又有人感觉无助乃至自暴自弃。台湾旧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有国朝弃民的无奈和改朝换代的幻影，有人开始逃避现实，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在这一社会剧烈变迁时间段内，自发的萌生了出来；有人借诗言志，诗歌成为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一个宣泄口，诗社也成了他们相互联系、顾影自怜的好场所。在日本殖民者一方，台湾总督府在强化武力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另一面手法，笼络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如颁发绅章，举办扬文会等，企图将台湾民间的有力人士纳入殖民统治的新秩序之中，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广大的台湾民众。对于台湾旧知识分子的诗歌活动，日本殖民者从总督到日本官吏中的汉文学家及一般的爱好者，均积极的支持并参与其中，两者共同托起了日据初期台湾诗社发展的高峰，从而构成一幅奇特的殖民地文化现象。
诗社是台湾早期文学界的重要组织，栎社1898年初创于台中，1902年开始得到发展，主要成员有林痴仙、赖悔之、林南强、林仲衡等。1906年台南南社成立，主要成员包括蔡国琳、赵云石、连雅堂等。1909年台北嬴社设立，参加者有谢汝铨、林湘沅、洪以南等。形成了北、中、南三足鼎立的形势。其他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诗社还有如咏霓吟社、罗山吟社、凤冈吟社、西嬴吟社、莱园吟社、桃园吟社等等，1902～1920年间诗社总数在60家以上。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293页。这些诗社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击钵吟诗”。诗作的基本内容或是针对台湾沦陷发出感慨，或消极遁世，或无病呻吟。不少人还效仿中国历代隐士，试图不问世事，对现实生活采鸵鸟主义。但不论怎样，在异族占据国土，实施同化政策，并在教育上排斥中华文化、大力普及日语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活动对于保存汉文化，激发人们的故国情怀，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至于后期一些诗人附和日本殖民者而发表的一些媚日诗词，则应予以批判。
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汉诗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活跃，较为有名的如馆森袖海、加藤雪窗、中村樱溪，乃至于总督儿玉源太郎等，儿玉组织的南菜园唱和，还一时轰动南北。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汉诗文社也是较盛行的，仅森槐南（泰二郎）曾参与的汉诗文社就有回澜文社、白鸥文社、菊坊吟社、星社、柳社等等。杨永彬：《日本领台初期日台官绅诗文唱和》，收入若林正丈、吴密察编《台湾重层近代化论文集》，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台北，2000，第111页。日本据台后，一些通晓汉文的日本人或归化日本的中国人作为殖民地统治人才被引入台湾，于是在部分拥有汉文素养的日本人和台湾士绅之间，开始了一种以汉文汉诗为纽带的交际活动。在日本殖民者方面，无非是想借着此类活动以收买人心，软化台湾人对总督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生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