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智慧-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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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倒退和巨大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大办钢铁、大办土铁路、大办社有经济、
大办水利、大办城市建设等主观蛮干，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土
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1962　年，周恩来认真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1　月20　日，他建议刘少
奇对7000　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
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并说对自留地、家庭副业也补写几句为好。
与此同时，周恩来多次强调要爱惜土地，要保证粮食耕种面积不致减少。

1　月8　日，周恩来说，过去我们有些盲目性，想一下子把工业发展起来，
结果造成了不平衡和人为的破坏现象。他对城市建设、办工厂大面积占地很
不安。并说，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　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
多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1/10，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
教训。我国地方虽大，但真正能耕种的地并不多，苏联和美国都比我们大约
多一倍。以后要往山地发展，我们将面临些新的问题。

2　月7　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为纠正错误、正本清
源，他以身作则承担责任。在总结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教训时，周恩来特别
说了两个问题。一是不爱惜土地，占用耕地过多。我们国家幅员很大，但是
可耕地并不很多，人门密的地方，耕地恰恰比较少。12　年来，为了搞基本建
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等，占用的好地超过2　亿亩以上。而
12　年来，开荒不过1　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　亿多亩好耕地，这是一个很
大的损失。另一个问题是拆掉民房太多。在城市搞基本建设，拆掉了很多城
市的民房，搞水利、交通工程，拆掉了很多农村的民房。无论是城市还是农
村的拆迁户，都要挤占耕地建房以安置他们。

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过速发展，不仅在资金、原料、劳动力等方面限
制了农业的发展，而且还在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配置方面使工农业
比例失衡，从而加剧农业的萎缩和整个社会经济的不稳定。4　月8　日至9　日，
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说，目前的农业生产条件，在某些方面，不如
第一个五年，粮食耕地面积减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1962
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7　年下降22％，比重由44％下降到32％，各种农产品
产量只相当1951—1952　年水平。而1962　年工业总产值是880　亿元，比1957


年的704　亿元增长25％，这是不相适应的，在这样农业基础上，工业生产水
平是不稳固的。

如何保证农业的发展以及耕地的绝对数和人均面积的不致下降？周恩来
主张按照“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原则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同
时，强调进行土地资源的国情教育和倡导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1963　年
10　月，周恩来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第一，耕地少，不到16
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将来要扩大到20　亿亩，这需要经过
很大的努力。等到我们扩大到20　亿亩时，我国的人口又要增加到10　亿左右
了。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十地总面积的10％。所以
每年要有那么多人在农村就业，也不是很容易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教育
青年，除了首先要使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江山来之不易，还要教育他们上山下
乡，爱护耕地，爱护山林，发展农业，发展畜牧业，并且努力造林，发展辅
助食品、木本油料以及其它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

学习周恩来爱惜土地的几次讲话，他有两个方法特别值得我们珍视。一
是掌握具体数字。周恩来对于每年耕地增减的数字，对于人均耕地的增减数
字，对于国土面积与耕地面积与森林覆盖面积的比较，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
耕地绝对数与人均占有数的比较，都了如指掌。周恩来解决其它经济问题亦
有掌握具体数字的方法特点。二是思考百年大计。将来耕地的绝对数能不能
增加？增加的极限是多大？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占用耕地会不会下降？如
果放任食之口日增，耕之地日减，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没有方寸可耕之地？
正是基于这些思考，他号召爱护耕地，通过垦荒努力增加耕地，通过计划生
育控制人口增长以保证人均耕地的一定数量。1963　年7　月22　日，周恩来说，
从1949　年到现在，每年生产1500　万人，过去15　年，出生的婴儿共22500
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他认为，若不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留给后代
的人多地少的包袱将越背越重。与爱护耕地相联系，周恩来在水利、林业方
面亦表现了思考百年大计的特点。周恩来在土地方面掌握具体数字、思考百
年大计的方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每一个公民特别是村、乡、县、省
以及各个部门的领导同志，若都能掌握土地方面的具体数字，都能为子孙后
代着想，那就能够增强爱惜土地的自觉性。

10　多年改革，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工业建设、
城市建设、乡镇企业和农村建房的发展，以及工业污染对一些耕地的破坏，
1919—1987　年中，全国共减少耕地5251　万亩，其中仅1985—1986　年的两年
中就减少2400　万亩，全国人均耕地由1949　年的2。7　亩降到不足1。4　亩。李
先念1988　年4　月到河北栾城视察，当他得知那里的人均耕地已由土改时的3
亩下降到1。6　亩时，语重心长地说：1　亩耕地可以养活两三个人，占1　亩耕
地就等于剥夺两三个人的饭碗，乱占耕地等于杀人。进行建设要少占土地。

党中央指出，全国都必须继续认真贯彻实行计划生肓和保护耕地的基本
国策。让我们重温周恩来60　年代调整时期爱惜土地的几次讲话，响应党中央
的号召，为坚决制止和纠正滥占耕地现象，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
调发展而奋斗。


细察粮情躬亲粮政——制作“哈达表”和改革粮食工作制度

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　年6　月到1962　年9　月，两年零四
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　次，其中1960　年下半年19　次，
1961　年51　次，1962　年45　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
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

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　张报表中，周恩来的
笔迹计有994　处之多。例如在《1962　年至1963　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
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　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　处，
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　处，批注数字70　处，批注文字7　处，整个表格密密麻
麻的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既反映了周恩来
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也表现了周恩来解决当时最困难的粮食问题的杰出才
能和智慧。

当时，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
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为了能够一目了
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周恩来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
食调拨计划表》。这张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由于清晰、明了，后
来一直使用它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周恩来抓粮食工作，还十分重视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1962　年以前，我
国粮食年度是7　月1　日到下年6　月底，从各地调粮支援缺粮地区，当年的夏
粮调不出来，因为夏收小麦在6　月，从收割到入库正好跨了两个粮食年度。
周恩来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应当改一下。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
上，这是个原则。经反复研究，粮食年度改为从4　月1　日起到次年3　月底止。
这样，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库，南方最早的粮食还没下来，可以做到当
年生产的粮食当年使用。这虽是个具体问题，但牵涉面宽，各省过去的统计
概念和数字都要重新改过来。周恩来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并征得同意后，
亲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

1961　年3　月，周恩来说：“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
“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周恩来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细察粮情，躬亲粮政则是一个具体表现。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摸清行情进口粮食以济急需

“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我国经济形势异常恶劣，不少地方发
生了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粮食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很多城市只有几天
的库存，粮食部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

为了解决粮荒，周恩来想了很多的办法。办法之一是进口粮食。

1960　年底，在周恩来亲自督促下，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般粮食到了天
津。

1961　年，我国要进口500　万吨粮食。怎样才能进口这样多的粮食并将其
顺利运回国内？周恩来决定派随同他访缅的雷任民从缅甸直接去香港，了解
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行情，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能否买到粮食；其二，能
否找到运粮的商船队和能否运走（在当时美国对华封锁禁运的背景下，担心
海上有挟持）；其三，中国银行的外汇能否周转，有没有能力买这么多粮食。

雷任民带着这三个问题去了香港，经过调查摸底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第一，国际市场上粮食货源充足，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粮食急于要卖；第
二，这两个国家经济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响，购买这两个国家的粮食没有
什么风险，还可以采用到岸付款或租外轮运输的方法：第三，中国银行支付
这么一大笔外汇确有一些困难，但经过仔细的统筹安排还是可以周转的。

周恩来掌握这些情况之后，立即决定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买进了一些粮
食，缓和了国内粮食紧张的形势。

此后，我国连续几年每年进口500　万吨粮食，这批粮食虽然占我国粮食
总量的比重很小，但在全国的粮食调节上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减少了
产粮区的调出；其二，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其三，避免了京、津、沪、
辽粮食脱销的危险：其四，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借题发挥意在酒外——连干三杯酒调粮三亿斤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周恩来亲自
抓粮食调拨工作。有些难以实现的粮食调拨任务，却在周恩来的动员说服中
得以实现。周恩来向江西调粮即是一例。

1961　年9　月，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下庐山到南昌视察。

一天晚上，江西省的领导同志与周恩来共进便餐，同叙国事，气氛十分
热烈。周恩来借《江西是个好地方》这支歌子，风趣地说：“这个歌儿不错，
江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
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很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

听了这番话，在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刘俊秀高兴地站起来向周总理举
杯：“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
南昌34　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
一杯酒！”

周恩来也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借“敬酒”这个话题进行了发
挥：

“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
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条件！”

“有什么条件？”刘俊秀说。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　亿斤！我们干3　杯，增加3　亿斤好不好？”

“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　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
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　亿斤就是15　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刘俊秀
有些不敢承担了。

这时谭震林、罗瑞卿站起来鼓动刘俊秀说：“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
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很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
杯！3　亿斤就3　亿斤嘛！”

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
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　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完成
的！”

刘俊秀想，国家面临这么大的困难，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的当家人，今天
亲自向江西要粮食，再困难也要想办法拿出3　亿斤粮食来。于是，他答应接
受增加调粮的任务：“可以！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
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3　亿斤就3　亿斤！”

这时，周恩来兴奋地拿起酒杯同江西省的领导连干了三杯。

后来，经过江西省委研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增加3　亿斤外调粮。
到1962　年6　月，江西省基本上完成了15　亿斤外调粮的任务，缓解了其他省
的粮荒。


顾全大局整体协调——从黑龙江调粮30　亿斤

1962　年1　月6　日至2　月6　日，周恩来先后12　次与有关中央局第一书记、
有关省第一书记谈粮食问题。他列举历年的粮食细帐，指出，1962　年国家统
一支配的粮食差100　亿斤左右。3　月至4　月，他又多次约谈东北三省的粮食
问题。5　月底至6　月下旬，他到东北一省调查研究，目的是贯彻经济调整的
方针，解决粮食调济问题。

一次，周恩来在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讨论粮食调济问题。
黑龙江省欧阳饮和主管财贸的杨易辰参加了会议。

黑龙江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当时的经济状况虽比有些省稍微好一
些，但粮食也很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患浮肿病。但从全国的
大局出发，为了解决更困难的省份的缺粮问题，1962　年初中央给黑龙江省下
达了调拨28　亿斤粮食的任务。

这次会上，周恩来向杨易辰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　亿斤粮食支援外
地。

杨易辰认为黑龙江已经调出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
出2　亿斤粮食，实在有些困难。他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也不晓得转弯，
当场就同周恩来争了起来，表示对再增调2　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
黑龙江的实际困难。

在杨易辰“顶牛”时，周恩来不是盛气凌人，强迫其执行命令，而是耐
心地等待他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然后推心置腹地同他交谈。周恩来说：
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
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
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
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

周恩来的话沟通了与杨易辰感情与思想上的交流。他感到自己确实是考
虑黑龙江的利益多了，想全国的利益少了。于是，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了中
央的调粮计划，想方设法完成了调粮30　亿斤的任务。

30　亿斤粮食，对正常年景的全国粮食数字来说，这是个不起眼的小数。
但在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30　亿斤粮食是个大数啊！

它能救活很多人命，能解决许多地方的燃眉之急。多少年过去了，周恩
来仍然记着在救命粮问题上，杨易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