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智慧-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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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 月，他指出，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
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枫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
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
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
在中外经济关系上，周恩来经常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
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1957
年11 月8 日，他同日本来宾谈话时指出，日本9000 万人口，却生产1100
万吨钢，700 多万吨化肥，我们6 亿人口现在只有520 万吨钢，才产50 多万
吨化肥，日本每町步地产粮6 吨多，我们才产2。2 吨，日本是我们的三倍。
“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由于周恩来重视数据、善于算帐，那些浮夸的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
标”，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1958 年，他在某市郊区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
斤的高产稻田。田亩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加强光照，旁边用
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几十亩的稻子移在一亩地里。周恩来看了以后心情沉
重，虽然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这一年“大办钢铁”，河南新乡市一
天放出生产生铁102 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算了算帐说，我们在鞍钢，
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
等要十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 万吨生铁，要一千多万吨运输量，这怎
么可能呢？周恩来根本不相信那些蒙人的“高指标”。
对于1958 年大办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帐。1959 年5 月28 日，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人口小口、
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顿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
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
你吃1 斤，我也吃1 斤；你吃2 斤，我也吃2 斤。大家算算，5 万万4 千万
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 斤，吃了5 个月，150 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
粮食呢——1650 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 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
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 万万5 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周恩来用
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
周恩来不仅自己记具体数字、指导建设工作，而且要求有关领导和工作
人员也要胸中有数。财政部老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
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同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
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
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
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那些胸中无数的领导干部见到周
恩来，往往过不了数字关。1966 年4 月3 月，他到河北省大名县杨桥公社前
桑圈大队调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问在场的公社书记，打井多少？配套多
少？公社书记答不上来。周恩来批评说：“我在北京不晓得，你在杨桥也不
晓得？”这位书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
了百分比或槁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 年在莫斯科，周恩
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
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他问马列和李越然，“你们说说，
49 加3 等于多少？”一下子把马列、李越然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
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
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
“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1959 年8 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
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
备注栏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
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
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
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算
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大跃进”期间，有些人强调算“政治帐”不重视算“经济帐”，开经
济工作会议不让业务专家参加。但是，周恩来反对这样做，强调管理经济就
要算帐，熟悉各种统计数字，开经济工作会议，要请业务专家参加，听取他
们的意见。周恩来还要求身边工作的同志熟记各种统计数字，要求他们开会
时要带上国内外统计手册，随时准备被询问。
掌握具体数字，不仅是形成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检查决策是
否正确的一个基本方法。学习周恩来重视掌握具体数字的决策方法和领导艺
术，对如何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数不能误错不能再——对中央贸易部一次浪费事件的处理
经济工作中，不仅要重视掌握具体数字，以避免决策的失误；而且要认
真对待每一个数字，不能粗枝大叶把数字搞错，以避免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周恩来重视数据、重视算帐，对工作人员搞错数字，他总是进行严肃的
批评。
1951 年1 月，新疆发生牛羊口蹄疫，西北军政委员会于24 日电请政务
院向苏联订购防疫药品古阿林三吨。中央贸易部同外贸易司苏联处出口科科
长陆红在接到关于这件事情的电话通知后，就向有关部门查询这份电报；但
因政务院已经把电报直接批给外交部，所以没有查着，陆红因为感到事关急
要，经请示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副处长杨金涛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电报。陆
红在抄电文时，将“三吨”误抄为“三百吨”，并即按此数向苏联商务代表
处提出定货，到1951 年2 月至3 月，这项药品三百吨全部运到新疆。这样就
比原来需要量多买了297 吨。虽然这项药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错太大，积
压资金合计人民币40 多忆元（1955 年3 月1 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1 元等
于旧币1 万元），造成国家资财的严重浪费。
这一浪费事件发生后，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51 年10 月26 日向政
务院作了书面报告。11 月5 日，周恩来将此事批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
理，并批示：“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
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批示
决定给陆红记大过一次，给贸易部领导干部以批评处分：规定：今后财政经
济各部门在书写支付、定购、顶算及其他有关数字时，都要写清楚，并且要
经过复核、校对等手续才能批发。
因陆红抄错数字而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事件，说明建国初期，我们的经
济工作制度还不健全，经济工作人员对数字还不够细心、重视。在周恩来亲
自过问下，对这一事件的严肃处理，不仅使当事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而且
对健全经济工作制度，使经济工作者以如履薄冰、戒慎恐惧的态度去对待具
体数字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增加供给抑制需求——缓解职工住房紧张的思路
1957 年9 月26 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
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口头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说明。其
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职工住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职工住
宅基建投资44 亿元，建设职工住宅共约8000 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单价
为53 元）。职工住宅的建设速度这样快，仍感不足。到1956 年底，还有约
250 万职工要求解决住房问题。造成职工住房紧张的原因何在？周恩来认为
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由于职工某些福利待遇过高和规定的不合理，影响职工家属，大
量涌入城市。我国当时农村户口迁人城市不受限制。职工工资水平的安排，
没有很好地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只单
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造成了部分职工工资水
平偏高，特别是职工福利待遇过高。以北京为例，1956 年38 个中央企业的
附加工资和各项福利费支出，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4。8％，个别企业如石景山
发电厂竟达到40％。这就影响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另外，某些福利待遇规
定不合理，如职工的公费医疗也给农民进城以很大的吸引力。
第二，在工业企业和城市建设中大量拆除原有房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调查，仅1956 年北京、武汉、太原、兰州等175 个城市就拆除旧房248 万平
方米。
第三，一般房屋造价高了，影响建筑面积的增加。60 年代初，周恩来在
主张抑制社会集团消费的同时，仍然坚持降低房屋造价，扩大建筑面积。1961
年12 月28 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1953。1959、19b0 这三年995
亿元的投资里头，楼、堂、厅、院、馆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3000 万千方米。
如果把22 亿元用在建造职工宿舍，标准就可以降低，就不是建筑3000 万平
方米，就可以建6000 多万平方米，可供1200 万人住。
第四，城市房租政策和住宅管理制度很不合理，公房房租偏低，管理不
善，制度不严。根据国务院统计局1956 年职工家庭收支调查，住公房的职工
平均每户每月负担房租2。1 元，占家庭收入的2。4％，占本人工资的3。2％。
国家收回的租金，一般只达应收租金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这就造成
了部分职工卖私房要公房，公房的供给总是满足不了职工的需求。周恩来非
常气愤他说：现在公房收租低，甚至不收，住民房还要补贴。现在发展到什
么情况呢？有的职员把他的房子卖掉，还要公家给他房子。计委就有这样一
个人。因为公家给房子嘛！
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通过对职工住房紧张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一
系列缓解职工住房紧张的具体办法：
一是根据可能适当地增建职工住宅。二是提倡职工自建一些标准低的住
宅。为鼓励职工自建住宅，可以由本企业事业单位给以一定的数目贷款，分
期扣还：三是整顿各种福利待遇和采取其他措施以加强控制城市人口的增
长。四是对住民房的职工房租补贴，采取措施，逐步取消。五是适当提高职
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租金一般地应该包括折旧、维护、管理三项费用。一
般平均每平方米应收租金为0。25 无。按照每户16—20 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计
算，每月房租4—5 元，一般占职工工资收入6—10％，平均8％左右。提高
房租要分步骤进行。第一步，未收租的一律收租，收租太少的应该提高。第
二步，达到应收租金的水平，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待第一步行之有效一年后
再议。
周恩来提出缓解职工住房紧张的五项办法，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双
管齐下以解决住房供不应求的问题。一、二项是主张通过国家、企事业单位、
职工个人的共同努力以增加住房的供给。三、四、五项是在抑制需求特别是
通过抑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缩小住房的供求之间的缺口。在五项办法中，
周恩来突出提高公房房租的办法。在供给和要求两个方面，用恩来更多地强
调了抑制需求的作用。不抑制对住房的需求，住房供给再多也无济于事。所
以，他最后强调：必须制定严格的房屋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而且运用群众
路线的办法，依靠群众力量来监督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50 年代周恩来对住房问题的探索中，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贯彻商品
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人住房子都要交付租金，房租要同房屋的折旧、
维护、管理费相等。尽管周恩来是从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上，指出住房问题
上的等价交换原则，并没有提出生产商品性住房和公房的买卖问题，但他的
思路却是遁向住房商品化的一个纽结点。可以想象，如果八届三中全会以后
就实行公房房租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的房租原则，就不至造成
拖累至今、积重难返的住房问题。遗憾的是，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因
反冒进不断受到指责和批评，并被迫在中央南宁会议、中央成都会议上多次
检讨，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及以前对住房问题的探索被中断了。
继承发展保护提高——北京城市建设与都江堰的两次改建
周恩来向来反对搞民族虚无主义，但也反对走向另一极端的崇古复古主
义。他主张在建筑艺术上古为今用，椎陈出新，正确对待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1953 年6 月10 日，周恩来说，我国建筑事业虽有古代许多优良的建筑
成就，但目前来看还是落后的，应逐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究竟怎样才是
合乎理想的民族形式，还需要研究摸索，同时要反对两种偏向：一种J 堑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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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政务会议上针对文物保护问题进一步阐述了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他认
为在保存古物和民族遗产问题上首先要达成共识，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思想认
识不一致，北京的都市规划就会遇到问题。怎样才能达成共识？归结到一点
是不要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而要坚持辩证地看问题。周恩来说，保
存古物和民族遗产，有发扬光大的一面。我不是说，我们要前进，要发展文
化，就不保存古物，不要民族遗产。不是的，我是说要推陈出新。他还说，
保存文物一定要踉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完全孤立地去看一个东西，不去看
发展前途，至少是一种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长远的看法。如果把
文物当作古董，那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要真正保存，要传得
久远，就要发扬光大。讲继承、保存离不开发展；讲发展、创新也离不开继
承。对于后者，周恩来在1957 年5 月31 日曾指出，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是
在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北京的城市建设不要平地起家。
在北京城市建设中，周恩来多次亲临现场具体解决如何保护古代建筑、
如何发展民族建筑艺术等问题。如北海大桥的建设，周恩来决定保留团城，
让团城南面的中南海国务院的红墙后移，将桥和马路向南拓宽扩建。这样既
保护了文物，又改建了大桥，解决了交通问题。
1956 年6 月3 日，周恩来在观看北京规划草图时，针对有人主张把前门
拆掉，指出，前门怎么拆？它又不挡路。有一条原则，凡是不忙的事，就不
要办。他批评拆掉朝阳门、卑城门是主观主义。他说：城楼两边有了车行道，
不影响交通，也不必一定要拆。
在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上，有的工程师主张按西洋的建筑模式进行建
设；有的主张仿中国古代的建筑，把大会堂搞成大屋顶的形式。对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