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智慧-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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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题词。在参观橡胶加工厂时，周恩来得知包装浓缩胶乳的铁桶不够用，影
响了生产。他当即与随行的省、区负责人商量，设法予以解决。一个星期后，
大量的铁桶就陆续运到了，解决了积压几十吨的浓缩胶乳的包装问题。
1961 年4 月，周恩来在两双版纳颊短的3 天时间里，曾两次到热带作物
研究所和景洪农场视察橡胶园。他走遍了五片胶林，详细询问和察看了橡胶
树生长情况，看到一座蚂蚁包或一根断树桩都要问一问对橡胶生长是否有影
响。他深情地对人家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
年轻的橡胶事业。我国能种橡胶的地方不多，两双版纳这个地方土质好，同
志们肩上的责任很重大。”“一定要管好、割好，为祖国生产橡胶”。当他
听到与地群众因为不习惯圈牛，牛群经常窜进胶林吃胶苗、啃橡胶树片造成
损失时，指出，要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种植橡胶，这样既可使少数民族群
众增加收益，同时让他们在种械实践中认识牛害问题。让群众从自己的切身
利益上关心橡胶业的发展、解决牛害问题，这体现了周恩来解决经济问题的
一贯的思路。此后，按照周恩来的思路，不仅俩双版纳的同有橡胶业有了人
发展，而且村寨少数民族的橡胶种植业也发展了起来。
本固邦强根在经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国伊始，经济工作就一直是记载在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一个中心内
容。但在建国头三年，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为了使今后的建设能有一个稳固
的基础，在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经济恢复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周恩来把
重心放在恢复生产，恢复经济上。1952 年是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准备的一年。8 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三年
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8 月下旬，以周恩来
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
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问题。9 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
陈云、李富春，就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问题谈了几点意见。9 月底，周恩
来回国。此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是他思考的中心问题。
1953 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
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他说：1953 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
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 年度的建设计
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954 年，他在全国人大
一届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
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外延来说，相对于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党和
国家的各项工作，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周恩来认为经济建
设需要文化建设与之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
子，相辅而行。”“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卫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
但是，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
文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样，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
安定的国内环境，需要国防建设与之配合。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社会主义，
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这是肯定的。但是，国防建设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国防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说：“把器材、资金统
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
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
应该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来加强国防力量。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有些军
工部门，和平时期要生产民用产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内含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生产、交换、
分配、消费的相互关系来看，生产是中心。只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
的提高、生产水平的发展，才能推动其他方面各种问题的解决。局恩来说：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
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
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
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
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从工业、农业、
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建
设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其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处于主
导的地位，农业处于基础的地位，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勘测处于先行的地
位，科技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突出强调重工业的建设，周恩来指出，“一
五”计划的经济建设，重点是苏联帮助我们的156 项，“以及环绕它的还有
几百项建设，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主要方面。当然，现有的生产也要配合，农
业也要跟它均衡地发展”。
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周恩来通过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经
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
事、文化都立不住”。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方面很
多，为什么把经济作为总路线、总任务呢？因为它是基础。毛主席说：经济
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的最尖锐的形式。
所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实
现社会主义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从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历史，
说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落后是被动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是，中华民族要想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还需要经济发达、
国家富强。1953 年9 月11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
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
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
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
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
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再次，周恩来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伟大
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
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建设去满足。革命
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以便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地把经济建设搞
好，“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
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
达到目的”。1956 年1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上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
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
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
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
社会生产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之
所在。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固本稳基理顺关系——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政治不能冲击业务，不
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1949 年到1952 年，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开展了
一系列政治运动。1950 年起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广泛开
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外，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开展了
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单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
税漏税、反盗骗同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认为，这些运动对废除封建
制度，对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清除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提高全国
人民的政治觉悟，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国人
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些运动“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政治与业务必须统一起来，不能
对立起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能像头三年那样搞很多的政治运动。
他说：“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
务放松了。”现在进行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钻研
业务需要时间，他认为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是“一大德政”，开
会大多也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
人民，这就是政治”。1953 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对
此，周恩来的回答是：愉税漏税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现在不需要搞
‘小五反’”。1957 年4 月28 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再
一次指出，“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
搞法”。显然，周恩来不赞成通过政治运动去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也不
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在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就不够了，
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这
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
理人才”。他指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是摆在组织工作面前的第一项任务，
“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
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是多么精辟的议论、多么深刻的见解。
第二，要正确处理财政和经济的关系，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经济建
设，适当增加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1954 年9 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指出，1954 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1950 年的六倍半；经济建
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预算的45。4％。同时，财政支出中的国家机构经费即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已
从1950 年的60。8％降低到1954 年的30。7％。他说：“这些情况充分他说明
了我们国”家的预算是和平的、建设性的预算”。1955 年2 月3 日，他强调：
“我们国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们总要集中
我们的人力和财力，用在主要的建设方面”。1956 年9 月，在党的八大会议
上，周恩来立足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阐明了财政的“取”与“用”的关系。
“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
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
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
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
财政开支着想，保闰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
不对的。”
第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
经济建设顺利地健康地进行。在国民收入是个既定的量的情况下，积累和消
费存在着此多彼少的矛盾。积累增加一份，消费就减少一份。反之亦然。积
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保证；而消费基金所占国民
收入比例的多少，则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人民的当前利益。
周恩来反对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
“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
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
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
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
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
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
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周
恩来认为生活的提高不能脱离生产水平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生产、技术的
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
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时，由于需要的资金
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
费，人民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为了摆脱落后和
贫困，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
多困难担当起来”。另一方面，积累率必须适中，经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
相适应、必须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超过了，则会欲速不达，事
与愿违。周恩来不赞成苏联在建设上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他说：“如
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
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的积极住就不
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第四，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
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
不要全面安排”。重点建设过分突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会同有关方
面脱节，而无法保证重点。“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
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如果“天女散花”、到处铺开、百废俱兴，就会影
响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会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早在1950
年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