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牵半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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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海波涛（29）
我只好在香港呆下来，但我孤身一人，又不是名大学毕业生，英语一句都不会讲；叫我如何讨生活，加上心情抑闷，没多久就病了，这一病就躺了几个月才好。我一直不敢告诉母亲你人已不在香港，而你母亲当时亦不知道（因你舅母未通知她），等我母亲知道后，马上写信叫我回去，不想再增加亲戚的负担。
但我坚决留下来等你，一等到你的地址就马上写这封信给你，只望天可怜见，有朝一日
我们能有再见的日子。但你舅母可不明白我这份心意，竟然给我介绍男朋友。
那人叫阿棠，家里和你舅父一样，是做果栏生意的。他大学毕业，现在在银行上班。碍于你舅母的面子，我答应和亚棠见面，他看来很喜欢我，急着和我再约会，但我不肯，因为心中只有你。
舅母见我不肯，便写信将这件事告诉母亲，央我母亲来劝我，我母亲便写信来说，她一个人在中国很凄苦，想申请来香港又不易，如果我早日成婚，便可申请她出来，好让她有所依靠。
但我仍狠心回绝亚棠的求婚，说我书念得少，不配他，他却说我是他见过最漂亮和最纯洁的女孩，他不但不会介意，还会好好照顾我和我母亲。
但我可不这样想。我想着就算你短期内不能回来，毕业后也一定能回来，我在香港呆不下去的话，可以回中国去等你，而那位美玉姑娘，也可以回到她未婚夫身边，更可重回疼她的叔公怀抱，那岂不是最好的结局。
你会笑我天真吗？
无论如何，我会等你回来。等你的信。
婉容草于香港。
我边看信边流泪，直看到泪眼模糊，当晚我心情激动，一夜未合眼，翌日一早，便跑去警备司令部申请回港，不获批准。
找美玉商量，央她请广东同乡会会长马超俊及司法部长郑彦芬出面和当局交涉，他们俩都是美玉谊父的朋友；但仍不得要领。理由是所有中国来台人士，均不能回港，因为怕他们向中共送情报。
我再设法去救总申请婉容来台，遭到拒绝，我问将来毕业后能否回港，答案是不知道，顿时心灰意冷，万念俱灰，想着我和婉容几经波折，终不能长相厮守，不觉了无生趣，想一死了之。
我整夜无眠，想了又想，我想到美玉为了我背弃家庭，想到婉容不可能一个人长留香港，又想到婉容如返回国内，也无能力照雇多病的母亲，亦是同样凄凉。
摆在眼前最好的选择，是婉容答应亚棠的求婚，再将她母亲接到香港，一家团聚，又有人照顾才是上策，于是横下心来，坦白告诉她我回港无望，请她不若下嫁亚棠，付托终身。
不久我收到婉容回信，信中怨限凄苦不说，还附了一首诗表态。
别后相思愁万状，昭华似水减容光，
迎人有笑难藏苦，推镜无由睇远樯。
凤凰三生约树下； 鸳鸯只影伫荷塘，
谁人细语输温倩，无奈春飔逐晚凉。
我边看边哭，想着她写时也多半是边写边流泪，心中益发大恸，但天意如此，莫奈何呀莫奈何。终于拿起笔来；将我的心事溶入答婉容的诗中：
造物浑浑那有情； 樽前有笑恨难成，
三生誓顾倏余梦； 百种筹谋顿作空。
青鸟不含云外素； 关山岂拟两心通，
忍劝闺中同命女； 未若珍惜眼前盟。
三个月后再接婉容来信，信上说她母亲病重，亚棠陪她回乡探望，她母亲对亚棠印象很好，叫他们早日成婚。她又去探望我母亲，我母亲感触之余，亦表示亚棠是一老实有为青年，劝她早日结婚，便可接她母亲到港奉养。
她思前想后，终于决定嫁给亚棠，并订于八月十三为婚期，我再三读这封信，心中一片惘然，八月十三岂非我和婉容当年在东莞的订情之日。
然而今天与她共效于飞的却不是我。我痛哭一场，然后抹干眼泪，对自己说，要埋葬过去，重新做人，我要加倍努力，在学业上奋斗。也许，天可怜见，我们终有再见的一日。
现在，我只能遥祝我亲爱的婉容幸福，并婚姻美满。
一九六四年我在台大医院实习一年，一九六五年六月，终于顺利毕业，但毕业的兴奋心情还未完全褪掉当儿，横祸却先找上门来。
就在毕业后第二天，有两个生面孔的大汉‘邀请’我到调查局，说要我接受问话。我自问是良好市民，不疑有他，便跟他们到调查局。
去到调查局，忽觉那里的人都神秘兮兮的，且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眼光，等了没多久，我便被带到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里。由不同的调查员轮流向我问话，一连四十八个小时，不肯给我歇息。
我的眼皮沉重得像有千斤重，一闭上就不愿再打开。但他们拿强光照我，直到我勉强将之挣开，我的脑里混屯一片，再也思考不到问题，他们却轮番以相同的问题问我，试探我。
我实在受不了大吼：“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要如此对待我？”
“因为我们怀疑你是共产党特务。”一个冷冷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尽管又困又累，我还是跳了起来。但马上就被四支强壮手臂强按着坐下来。老天爷，在国内我被扣右派帽子，怎么到了这里。我又成了共产党特务？
“我说我们怀疑你是共产党特务。”这次我听得很清楚，不会怀疑是自己的耳朵有问题了，我气得发抖；想从椅子上跳起耒；但我给哧呆了，就算他们没有按住我，我也没有力气跳了。
爱海波涛（30）
一个只爱读书，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竟然由两个对立政体分别扣上政治黑帽，真是说不出的怪异和滑稽。
老天爷，你为何如此作弄我？
“那么，你们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会怀疑我吗？”我有气无力地问。这是我接受审讯四
十八小时以来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再也没有机会再问问题。我只有回答他们问题的份儿。
但他们的问题真的不知如何回答。像“你来台湾后为什么从未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
“说给谁听呢？被骂的人又听不见。”我答。但我其实想说：“你又不是我的跟屁虫，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又像“为什么你骂国民党专制？”我答：“没有呀，请相信我，真的没有。”心中真正想回答的是：“你们现在的表现，不是专制是什么？”
又像“为什么你从不出席反共会议，又不协助宣传反共？”我答。“我人不够聪明，时间都用在功课上了，对不起。”真正想说的是：“我根本对政治无兴趣。也不懂政治；你叫我去反谁？”
不知道他们又将我疲劳轰炸了多久，我只知道自己又困又渴又饿，脑里一片空白，全身没有一点力气。他们可是每三小时换一班，换班时也许小寐，也许大吃大喝，总之，他们个个神清气爽。
又不知过了多久，换来了一个高个子说：“还是将这份认罪证书签了吧，省点力气，也省大家时间。”
我想笑，但是时间太久肌肉都麻痹了，笑不出来，只是咧了咧咀。“对不起，我倒是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
“你到底签还是不签？”
我摇摇头，心知签名等如向鬼门关报到，但如果不签呢？
大个子大概会读心术，很快地将我心里的话接下去。“如果你不签，咱们和你没完。”瞧，这分明要逼我到绝路嘛！
我浑身就像虚脱了一样，再也撑不下去了，对他们说：“好，我签，但我先要打一个电话。”人到绝路，往往福至心灵，但这通电话能不能找到我想找的人，却只有靠上天帮忙了。
他们见我肯签字，倒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被带到电话机前，闭上眼睛默祷，求上苍救我，然后才深吸一口气，伸出几近发抖的手去按电话键。
我打这通电话是打给国家安全局长顾将军的。顾先生原是叔公好朋友前广东省秘书长；美玉谊父丘兴言先生的上司，与谊父情同父子，感情非常好。电话响了三下，我的心也跟着咚咚咚地响了三下，然后有人接听了，多谢老天爷。
当接听电话那位先生听说我有重要的事找顾老，温言对我说：“请等一等，我这就去请示他老。”时全身一松，几乎没摔倒。
然后是顾老先生来接电话，然后是我简单向他说明原委。然后，他亲自赶来调查局，就在不到半小时之内。
他一到便对调查员们大发雷霆，特别对那个大个子，似乎是为首的，骂得尤其凶：
“你 知他是谁？”顾先生说，眼睛钉着大个子不放。
“他是台大医学院今届毕业生，是刚从大陆转过来的”
“什么理由说他是共产党？快讲！”
“因他从不合作做反共宣传。”
“还有呢？”
“还有还有他说我们不民主。”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对台湾本地人不够好，应该厚道些。”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一个姓吴的同志告诉我们的，他们是同学。”
接触到敏感的地方了；顾老不想再查下去。他转换了一种比够温和，但仍是忿怒的口气：
“他只不过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学生，我们政府把他接过来培养，就是因为他在大陆受了太多的苦，有着太多的委屈。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却很单纯的好孩子，却被共产党划成右派，受尽了凌辱，他还算幸运，没有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被投入监牢，或被送去劳改，他千辛万苦逃离虎口，他和他的未婚妻，在香港原有一个富裕的家庭，他们却来投奔我们，这行动本身就证明他对我们的信任和依赖，我们应该疼锡他，而不是去糙挞他，这才表示我们对共党的区别！我们花了不知多少钱，把他造就成一个好医生，现在好了，你们却想将他给鬼门关送去，究竟是谁的主意，快说！”顾老说时，眼睛都红了。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大个子答，但马上觉得不妥，只好说谎园场：“我们并没有要他承认什么。”
我诚惶诚恐地侍立一旁，但心里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窃喜。既然事情看来巳经解决，顾老也不便追究。
我向顾先生再三道谢，由衷的谢意，然后随着他的车子离开，在密室里囚了三天，一到街外接触到头顶白花花的太阳光，头开始感到晕眩。
但不要紧，就算真的晕过去我也觉得开心。
过几天，我和美玉将身边剩下的钱凑齐了，诚心诚意地请顾先生吃饭以表答谢，他在电话那头听见我说请吃饭时只是呵呵笑， 但婉拒了我的邀约。我猜他是体贴我们穷学生的荷包。
一九六五年五月，我高分考取了美国医师甄别试（ECFMG），差不多等于拿到美加行医资格，但我当时并不能离开台湾。
爱海波涛（31）
同年七月，我被当局分派到成功领接受军训，三个月后，被调派罔山空军医院任外科医官。在那里我认识了东莞同乡退役少校吴业求，很是投缘。他待我尤其亲切如家人。
这么多年来，虽屡经挫折，却仍感谢上苍的眷顾。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到国外，我总幸运地碰到不少无偿帮助我的贵人，像中山医学院的党书记，像宁厦石咀山人民医院的院长兼党书记，又像帮我来台的舅舅好友高业和现在将我从鬼门关救出来的顾老。
许是我的情路走得太过崎岖痛苦吧，上天安排了在另一方面来补偿我。人生，有许多事是你不能自己操控的，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接获美国纽约大学附属医院实习医生的聘韦。但按规矩一定要在服役后留在台湾服务一年才可出境。
是年七月至六七年六月，我回台大医院担任内科驻院医师。薪金不高，每月只有八百块钱。为节省开支，我搬到美玉谊父家里住。
那时台大医生流行收病人的红包，说是代表病人对医生的感谢，我也难免偶尔接受病人的红包，但阿Q式的谢绝那些穷病人的红包。钱谁也不会嫌多，但要我在穷人身上拿好处，我办不到。
当时初出道的年轻医师虽然挣钱不多，但因为前途好，不少富有人家都想招医生为女婿，所以医生们在婚姻市场中非常吃得开，尤其是台大毕业的医生。我也不例外，常有人主动为我做媒。
我和美玉的感情，不能不说是相当稳定，在周遭友人心目中，我们更早是公认一对，但，因为她曾在从中国偷渡到香港时弃我而去，加上后来因为君望亲自来台求婚而左摇右摆过。我对她，实在没有当初热烈，因为心里始终放不开。
与她刚认识时，也爱拌咀吵架，但那时的吵，只是情侣间无伤大雅的争执，事过境迁后不但不会记得清楚，感情反而更加甜蜜，不像这两条刺，一直横亘在我心里，只要想起就感到不舒服。
我们后来常常吵架，不是无伤大雅的吵，而是吵架的吵，美玉当初给我的警告，说她脾气像她老爸，非常大，原来并不是讹我的，而脾气大倒也罢了，最难令人忍受的，她是那超凡的记性，两人一有争吵，必然将八百辈子前的积怨也抖出来，谁受得了。
所以我偶尔会接受其他年轻女孩的约会，在美玉不知情情况下，以图调剂我在医院过度疲劳的压力，和缓解我和美玉之间紧张关系；虽然我紧守分寸，从未做出越轨的行为，多年过去，我仍心存歉疚，也对自己起誓，不能再犯这个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和美玉在台北广东同乡会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只有茶会，没有婚筵招待，但来宾多为政商界名流，主婚人士名单更是一时无俩。
美玉的家长代表为第一任南京市长广东同乡会会长马先生，我的家长代表为亚盟主席谷先生，而我的救命恩人安全局长顾将军则为我俩作证婚人。来宾中有台湾大学及政治大学校长；司法及教育部长。翌日中央日报也有报导婚礼的消息，这全是谊父的主意，他笑说要让调查局的人好看。
谊父在台湾银行任顾问，上班地点也离台大医院不远，婚后我们就暂住在他家，每天早上我和他步行出发，先送他到银行，然后自己穿过中央公园到医院上班。
美玉因为工作关系，暂住在老地方，而在周末才来谊父家住两天，周一再回去，因为不是天天见面，反而不常吵架，日子过得很恬静。
没多久，医院来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她是来内科照料我的病人考试院长程老先生的，对人很温柔，对环伺在她身旁的年轻医生们却是不假辞色。令一些想追求她的医生个个心痒难熬，他们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冰美人］。
于是医生们相约打赌，有谁能约到［冰美人］去吃饭或去看电影就算赢了，而其他输家得轮流请赢家吃饭。我也跟着一起凑热闹，并且马上采取了行动。
冰美人对我好像又不一样；每次我入病房；对我总是笑眯眯的；令我心痒难禁。这小妮子真会撩人；一会儿叫我教她量血压；一会儿叫我教她看〔眼底镜〕；有一次还故意叫我握着她的玉手；和她一起看程老先生的〔眼底〕。
〃〔眼底镜〕孔那么小；只能一个人看；〃 我说。
〃 你看一下；再叫我看一下；告诉我你看到什么；然后看我看到的是不是一样；不是很好吗？〃 说完还对我放电；用媚眼瞄了我一下，我即闻到她身上传来的淡淡的香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