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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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因此，周恩来讲话的调子因时而异也是不足为奇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黎明时刻，周恩来去天安门参加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在这类集会中共有数达１１００万①青年激进分子受到领导人的检阅。在这一首次检阅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检阅了１００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临近黄昏时，他乘的敞篷汽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面，检阅聚集在广场上的红卫兵。周恩来后来告诉别人：“我不得不使劲地维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哑啦。”５个星期后，他的嗓子也没有完全恢复。
毛主席教导我们，搞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自己。我们要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依靠自己去进行革命……我们要坚决反对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什么都懂，脱离群众，瞎乱指挥的官僚主义者。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表明周恩来倒是相信“十六条”将使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局限在党内，而不扩展到政府机构方面，它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将受到保护。但在毛泽东和他的副手们的鼓励下，红卫兵变得胆大起来了。他们开始以毛泽东的名义控制各个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正确的决定逐渐地被抛在一边。
周恩来对于红卫兵没有实权，但他仍然负责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不断提醒他们注意中央委员会制订的种种规定，例如不能围攻或骚扰各个部机关，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他告诉他们在写大字报时要谨慎一些，因为其中一些大字报把国家机密的详情弄得举世皆知；在出版一些非官方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时也应谨慎，因为这些出版物可能会篡改毛泽东思想；对阶级敌人的攻击应该是有限度的。他还试图阻止红卫兵扩大他们的攻击目标。
用枪去杀一个人并不困难，只要瞄准目标就能做到这一点。用拳头打伤一个人也不困难，只要你有蛮力就行……但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仅仅触及人的肉体，而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触及人的灵魂。
周恩来反复强调，红卫兵应该正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例如，他们不应该批斗那些已改造好的、与政府合作的地主，而应该去揭露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地主。“必须搞清楚他们是否在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能证明他们大致是老实的，我们也应给他们一个机会。”对右派分子也一样，如果他们“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那就没必要再惩罚他们”。
批判资产阶级，但不应该没收他们的财产；流氓应该受到惩罚，但一些支持政府的党外政治家不应受到冲击；不能去抄知名人士的家，另外知名人士的纪念碑也不允许触犯。
那种认为当权者都是反动分子的想法是荒谬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的信任感也是要有的。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是简单地由这个人的出身决定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被国民党封为革命者，那他就非常好辨认，但阶级出身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惟一标准。周恩来认为“血统论”就是“宿命论”。他自己模糊的出身也成了这类讨论的话题。他认为红卫兵在招收新成员时对出身中产阶级的人不应该过于苛求。如果他们“起来反对他们出身的阶级并且表现良好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加入红卫兵（尽管不能优先），“因为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麻烦的是，当周恩来更多地谈及生产的重要性和一些对革命热情加以限制的不受欢迎的规定时，林彪之流却在以一种更为蛊惑人心的启示录式的形式鼓吹“炮轰党委”，打倒统治中国的“一小撮坏人”，扫除“牛鬼蛇神”等等，这正是那些赶到北京来的年轻激进分子们所渴望听到的话。周恩来的那种学校女教师式的说教被那些声音所淹没，但他仍然坚持讲解他的那一套。
在９月中旬的另一次百万红卫兵大集会上，他声称文化大革命正在产生一种像第三个五年计划伊始时实现经济上的突破所需要的革命动力。
同志们，同学们！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县以下的组织机构和人民公社去交流革命经验以及建立革命联络……工厂和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停下生产，利用假期来闹革命。……双抢季节已经到了，红卫兵应该组织起来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支援秋收。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7章 文化大革命（2）
比起毛主义者在大街小巷每个角落吹起的号角声来，周恩来的声音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而且也不那么中听。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使得一些最激进的学生和他们的庇护者——毛主义者中的一些二、三流角色密谋反对他。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组织是叫做“五·一六兵团”的组织。他们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１９６６年的最后４个月里逐渐加剧，攻击他为“反革命两面派”。这些活动最初由科学院发起，但后来领导权转到了外语学院。一些高层人士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戚本禹也先后参加了这些活动。这两人都是狂热分子，显然他们都是毛主义者。毛泽东通过手下的林彪、江青和其他几个人对他们进行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干的。他只不过是允许他们的激进主义得到一个发泄的机会，因为他也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追随者，而且也不愿为此失去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总方向的支持。
一个红卫兵后来承认：
上面要我们搜集所有那些大头头们的黑材料。指挥部给我们提供一部分文件，我们则出去找另外一些材料，诸如周恩来的讲话，会议记录，所作的报告之类的东西。我们仔细琢磨其中的每一个字，以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对周恩来的每一次行动我们也不放过。１９６１年，周恩来在一次关于文学问题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呢？我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他还说过：“毛主席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能否用战无不胜的毛译东思想找出其中的错误呢？我们从他的讲话中抽出一些话，然后拼凑起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恩来必须打倒。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９月的北京街头，他在与红卫兵的一次长谈中提到了它们。这次谈话从９月２５日晚上１０点延续到第二天凌晨２点半，下面是他的话：
我今天坦率地和你们谈一谈，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自由？什么样的大字报你们都可以写。有些人甚至写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当然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我并不在乎。……
有人贴出这么一张大字报……要求完全摧毁伊斯兰。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它们的人口接近４亿。怎样才能完全摧毁他们呢？答案是：这是不可能的。……
大型集会……可能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我们只好进行干预。上海把一万名资本家拖出去游街。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打电报给上海，表示反对，因为它牵涉的范围太广，可能影响到世界舆论。……资本家不应该被拖出去游街。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很强大了。这类事情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是要消灭阶级，但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
周恩来批评这些青年人错误的阶级分析方法，并详细讲述了他自己的阶级出身。这在某种程度表明了他残存的负罪感：
我曾犯过路线错误，但仅此并不足以判断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南昌起义时（１９２７年）……我犯了错误，带部队去打城市而不是开到农村去，但这不是路线错误。……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然而蒋介石还是要抓我。你能说我是不革命的吗？
这时他也谈到他的父亲——从阶级地位上看是一个小官僚，其他亲戚也是如此，“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侄子没有工作；另一个是解放军，这也解决不了他的工作问题。我虽然是总理，但对这些，也帮不上什么忙。”
他一再把话题扯回到经济问题上，“工农业和服务行业的人不能停下来不干活。不然我们吃什么？”
周恩来总理从未像今天这样繁忙。为了筹备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一些年轻战士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周恩来深夜到那里查房，替他们盖好被子。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没完没了的两派交锋的会议上，当双方正进行辩论时，周恩来坐在台阶上忙着吃一碗面条。当知道饭店的服务员在革命宣传鼓动下提出他们不再给客人擦皮鞋、应铃或上菜时，周恩来心平气和地作了解释。
由于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行政与技术官员被狂热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进行人格侮辱、殴打甚至关押起来，政府部门逐渐瘫痪了来了。经过几个月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人仍在工作。周恩来最后伤心地说：“只有财政部长李先念被留下来帮我。”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小事而不值得他费心。他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平静来处理向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他尽其所能坚持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尽管能帮助他的只是那些剩下来的空架子机构。他所处理的事从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待外国客人，什么都有。中国的一些父母们向他抱怨说，他们的孩子被赶到了边远省份。他无例外地向他们所有的人保证要调查并解决他们抱怨的事。
他经常彻夜不眠，与学生、工人、政府官员、地方代表谈话，调解红卫兵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并促成他们的和解。他还命令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寺庙，防止它们被激进分子毁掉。在长途电话里他说服一个狂热分子不要毁灭花园城市杭州的历史遗产。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
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本人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惟一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
当１０月１日的国庆节到来时，周恩来仍然能够以一种不受限制的乐观语调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灭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正在掀起。……全国７亿人民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但两天后，他又继续在有关文革的文件中批示，强调有关规定。
红卫兵不能进入有解放军守卫的机关，不能穿军装携带武器，因为你们不是正规军。……司法权属于法院……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不能为任何红卫兵组织所使用。
他告诉红卫兵不要去西藏，这个禁令后来被江青轻而易举地取消了。
毛主义者现在决定要提高赌注，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铺开，否定了周恩来要求文革不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恳求，８月份制定的“十六条”被抛在了一边。负责文革小组目前工作的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指责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妨碍生产，陈伯达宣称：“害怕群众就是害怕革命”，陈伯达所说的这些人显然包括周恩来在内。红卫兵报道了下面一段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１０月２４日的一次会议上的对话：
毛泽东说：“真正的右派分子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
周恩来插进来说：“现在可比这要多了。”
毛泽东急躁地回答：“不管他们有多少，我们都将战胜他们。”
在讨论了政治事务之后，他们开始商量红卫兵的大串联问题。周恩来很重视这件事。
他说：“应该作些适当的准备。”说他是这个政权的管家，真是一点错也没有。
毛泽东有些恼火地问道：“有什么可准备的？在哪找不到碗饭吃？”
这就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之间的差异，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则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聪明的建议，让红卫兵仿效长征，步行而不是乘火车进行他们的串联。这样既可以缓和铁路运输的紧张局面，同时又可以耗费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精力，使他们不至于造成太多的破坏。他在参加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诞辰１００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大胆的讲话，他痛斥上海的红卫兵闯进孙中山的遗孀的住宅。他说：“一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像话。”
但是，他不得不再次被迫让步。不久，林彪宣布红卫兵可以像他们批评党那样来批评政府。这就抽去了由８月份妥协而产生的“十六条”的最后一根支柱。周恩来在会上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气得通红。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类似的情况以后又屡次出现。很明显，这个运动已越过了此前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才使得这场运动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立的。它只会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而在中国人及外国人的眼里，社会主义理想是他毕生为之而奋斗的东西。毛泽东圈子里的那些狂热分子，他们的思想深受过去中国封建时代的影响。当他们现在手中握有大权时，便任意痛斥无辜的男男女女，殴打、关押、折磨、杀害他们所讨厌的人。他们进行这些反公民的活动时毫不考虑法律程序，有时甚至把道德准则也抛在一边。
周恩来有两种选择，不过他的两种选择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他既缺少一群有组织的追随者，又未控制军队。他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要求毛泽东放弃这场运动或是使红卫兵就范，但这将使周恩来变得对毛泽东毫无用处，而且使他毫无疑义地被划到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阵营里。毛泽东的追随者里已经有人把周恩来划入反对派阵营，周恩来这么干的话将会被从他有影响的位置上赶下去，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很可能还会被红卫兵关押起来，送进监狱，受到虐待，甚至死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周恩来在西方人中享有更高的声望，他将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而结束他的一生。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来更为现实，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以周恩来那样的身份做出那样的姿态，这在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的人民看来只能是无能为力或哗众取宠。
另一种可能是继续假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努力控制它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
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官员，他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满意地看到事实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们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周恩来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