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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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会师后最初几周里的所做所为，使周认定毛最有组织能力，依靠他的领导，党的处境一定会有改善。
在一次会议上，毛张之间展开了针锋相斗。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那一决定性会议时，周正发高烧３９５℃，未能出席。第二天，他声音微弱，神志不清。医生让他身边的人从山上弄来冰块，把浸过雪的毛巾放到他的额上，降低他的体温。第三天，他的体温开始下降。第四天便恢复了正常。
事隔不久，周的警卫员魏国禄又因疟疾，一只脚受伤和一只眼感染而躺下，一度成了瞎子。
周镇静地对他说：“别担心。想法找点猪肝来，做时别放盐，就着汤一起吃下去。你还可以在热水里放点盐，用干净药棉做成敷布，睡前敷在眼睛上。”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行军时，周还把这位年轻人放到自己的马上。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最后，即穿越四川北端的荒草地。周后来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是长征时期……特别是在穿过邻近西藏的大草原时。我们的情况令人绝望，没吃的，也没喝的。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
那时，周的身体正处于最坏状态。当那位指挥先头部队的军官前来接受任务时，他才知道，医生已下令周谢绝会客。邓颖超坦率地说，她“为周副主席的身体深感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药物”。（整个长征中，红军官兵一直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称呼。）周只好放弃夜晚开会的习惯。他又高兴地琢磨起代用营养品来。有一次，战士们摘下皮带，用水煮软，再放进野草，艰苦跋涉一天后，就吃这种东西。周后来在看卓别林的《淘金记》时，肯定是大有同感的，因为他热情称它是“三鲜汤”。
草地上时常遇到河流。有一次，周和邓不得不冒着大雨，趟过一条齐胸深的河。由于水流湍急，脚下的淤泥松动，周让同志们解下腿上的绑带，做成一根绳子，三人一组地牵着过河。可是，绳子后来断了。他们便做了一根更粗的绳子，分成更小的小组过河。轮到周时，部下们说他太虚弱了，趟水过河会受寒，旧病又会复发。最后，周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被人抬过了河。不久，他们就和陕西省的战友会师，开进了红军在几年前开辟的又一块根据地。
尽管周身患肝病，夫人也得了肺病，但他俩总算从江西至陕西的这一年传奇经历中死里逃生。邓后来在谈到她的肺病时说：“说来也真奇怪，经过一年漫长的行军，我的病却不治而愈了。”
这时，窑洞成了他们最好的住所。在此后的几年里，周还成了一位穴居者，先是在保安，后来又迁至延安。在延安，他才把穿了１２年之久的长皮外套丢下。但是，他仍把它挂在那里的旧房子里，由当地的一位共产党员保管。对于自己用惯了的东西，尽管破旧，他怎么也舍不得扔。１９３５年底，每位红军战士都发了一件新上衣。可是，周怎么也不肯要自己的那件。警卫员说，现在是在根据地，已经取得了胜利，每个人都理应得到一件新上衣。再说，他的那件旧上衣也太破旧、太脏了。周好像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旧上衣，仔细打量了半天，最后，只好收下那件新衣服。当警卫员让他穿上新衣服时，他还拒绝说：“把这件旧衣服洗一洗，补一下，还可以穿。”
邓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妻子。她自己凿了一孔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邓在窑洞的花格窗上贴上当地产的糊纸，她还解答其他妇女的家庭问题、孩子的现代式照管、结核病、裹脚及当时诸如此类的问题。周这时还留胡子。他们过着这时能够享受得起的较安定的生活。
有一次，周回到家，夫人用一杯咖啡款待他。咖啡筒上写着Ｓ＆Ｗ的商标。“这是最后的一点了”，夫人解释道，“是老毛送来的。他说，这是一位西方来宾送给朱德的，已经传了很多人的手了，在传到我们这儿之前，大家都喝过几勺。”
后来，周收养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孙维世。她是许多烈士遗孤中的一个，他们的父母都被军阀或国民党杀害了。她的到来弥补了他们较稳定的生活的不足，也解除了他们对没有孩子的忧虑。邓因过去流产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按正常情况，共产党以为蒋介石会发动又一次“围剿”，把他们消灭在中国另一个地方的根据地里。但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帮了红军的大忙。正值中国的蒋介石军队与共产主义者相互残杀之际，日本军队侵占了满洲。这时，日本将军们企图挑动一场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战争，其目的在于奴役中国。周早已意识到日本引诱国民党政府的用意。还是在长征途中，他就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一新情况表明，在全国联合抗日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可以同国民党合作的。而且，在此名义下，共产党还可以进一步求助于中国大众及基础组织，使国民党更难以击败他们。
从共产党这一方来说，周承担了主要的重任——创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陕西附近有两支国民党部队是由中国军阀之一——优秀的张学良统帅的。他继承父亲老帅的事业，被人称为少帅，广为人知。早年，少帅吸过鸦片，是一位花花公子。如今，他已长大成人，精神饱满，热忱爱国。他和自己的将领们已经正式效忠蒋介石，把蒋视为中国最得力的领袖。不过，他们的内心十分矛盾，对蒋奈何不得。由于日本人步步进逼，少帅认为，大敌当前，理应抗日优先。
１９３６年１月，周向东北军发了一封由毛、周等署名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些将士效忠少帅，而不是蒋介石，他们也是统一战线的可能支持者。４月，周和少帅在延安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蒋介石势力强大，因此他是中国抗日惟一可能的领袖。共产党部队将同中华全国武装力量竭诚合作，共产党将停止政治宣传，但保留自己的政治独立权，而国民党应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这件事不禁使人联想起２０年代中期发生的事。当时，国共两大敌对党派在北伐中也曾合作过。当他俩达成一致意见时，周站起来同少帅握手。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随时听候你的吩咐。”少帅迟疑地说。他还想等待蒋介石的决定。
“我很高兴留在这里……同你在一起，作人质”，周坚持说。“没有必要”，少帅说。此时，少帅和红军达成了他们的地方停战协议，后来蒋介石响应了这一停战协议。（周先到上海，后又到南京，直接同国民党代表协商。）在有关统一战线的大部分问题上，双方取得了一致看法。
但是，蒋介石本人并不相信同共产党停战的必要性，他也没这么做。他相信，在日本人的威胁恶化之前，消灭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命令少帅向红军进攻。共产党击退了这一进攻，周还派人向少帅送了一封密信，信上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杀害自己的兄弟喂养恶狼，谁就是野蛮人”。
在此期间，周有过一次偶遇。这次邂逅相遇后来证明是很有意义的。那是６月的一天，周路过延安北部的一个小镇，看到了一位西方人。这在当时的陕北是少有的事。
“你好”，周用英语问。“你找谁呀？”
此人便是埃德加·斯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一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斯诺把这位问候人描绘为“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军官……蓄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胡子”。
斯诺被这位干练的人物深深迷住了。他详细地描写到：周“身材修长，中等个儿，消瘦但结实。虽说胡子又黑又长，但外表还是有点孩子气。大大的眼睛，热情、深邃。他身上有一种磁力，这种吸引力似乎来自于他的羞怯、个人魅力及对指挥工作的胸有成竹的个人品质的综合。他的英语虽讲得结结巴巴，但绝对正确。当他告诉我他已５年没说过英语时，我感到非常惊愕”。斯诺后来回忆说：“周很英俊，体形像个女孩子，非常苗条。”当周跟这个美国人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斯诺直率地问：“你们是否打算放弃革命？”
“不，”周答道。“我们是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而不是放弃它。革命可能以抗日战争的方式而开始”。
周给斯诺一匹马，带他一块儿到保安见毛。这位美国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根据这次会面，他对两位人物进行了比较。不如周的温文尔雅，斯诺看到的是一位“强硬、思维敏捷、才智过人的人。尽管他具有理性、有魄力、自信心强、倔强和善于打动人的本领等品质，但当时他没有打动我，后来也没有”。
这件事发生在６月。随着秋季的来临，统战问题已迫在眉睫。周的将领们加紧对少帅及其官兵们进行鼓动。１０月，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重，慌忙从南方返回，为少帅鼓气。此前，他一直在南方对付那里的不太顺从的军阀们。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6章 蓝色睡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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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毕生奔波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常常是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皮箱。现在，他却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后成为的达官贵人。但是，中国以往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达官贵人。今后２６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著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战争方面炉火纯青的才干有助于他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工作的领导；他号召数百万人民揭竿而起的声音，现在得用来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
第一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为中国崭新的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创造各种组织机构。１９４９年６月，周恩来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任，领导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新政协后来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为之奋斗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团体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松散的协商机构里，以便消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一个红色政权的计划所抱有的敌对与怀疑态度。
在筹建新国家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同样草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非共产党国家应该承认新中国具有自己的内政主权，正式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资格。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创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天国和平之门高耸的城楼上。历史上那些携带贡品的使节正是通过这道绯红色缀满黄铜钉的城门，对帝王那漆满黄色的御座屈膝称臣的。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内阁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周恩来——周总理。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在政务院就计划兴建新建筑物就要拆除阻碍北京交通的古建筑问题而展开的著名辩论中，周恩来机敏地回忆起一首古诗，从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亲乞灵恩赐后的５０年，他的名字恩来中的“恩赐”终于来到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作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像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的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①的角色。”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并左右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党内同志们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机构与整个国家范围内工作的党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连续修改了不下２０次。一位来访者曾经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就政策进行辩论。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不断地辩论，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辩论”。也许，他后来对他的激动情绪曾感到抱歉。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们，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毛主席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２０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９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在平静时刻，他表情拘谨，沉闷不悦；但是据另一位记者说，一旦他放松时，他又变得生气勃勃，变化万千，好像是他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欧洲女作家发现，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周恩来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了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里面，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墙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他刚到来的时候，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他们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
周恩来经常阻挡那些建筑工与油漆工对房屋进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做一些必要的修缮。一次，周恩来回来时漠然凝视着他不在家时安装的新窗帘，命令物还原样。周恩来同样不让他们换掉毗邻一座车库里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与此类似，据说周恩来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礼堂的通风设备不足。因此，在专家的建议下，有人决定更修房顶。“这是谁的命令？”周恩来听后问道，“这座礼堂比我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总理，你们就不能改变这座礼堂。”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据说，当他最后用坏了一条脸巾时，他又用它作了一段时间擦手巾；当它擦得不能再用时，他又用它来擦鞋。据称，那双在他去世后展出的打满补丁的袜子，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穿了３０年，从他做总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一次，他与另一国总理闲谈时，伸出磨损的外衣袖子，举例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差，这使在场的中国外贸部长感到极为窘迫。
然而，周恩来并非什么都简朴，他喜欢他最爱吃的各种食品，如多刺但味美的鲜嫩鲫鱼、 鱼和面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