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工夫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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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尝不三复求之，久之若有所悟。”“乃购茶具，依法煎之；然后知古人之煎茶，为得茶之正味”。“维扬”是扬州之别称。读《茶说》，确知彼时苏杭工夫茶之法已“失传久矣”。　　震钧生平“游南北”（《茶说》语），遍尝南北茶饮。他精研《茶经》，痛惜古法失传，遂据《茶经》所述，“购茶具依法煎之”。既而撰成《茶说》，尽得潮州工夫茶要领，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震是否到过潮州？无从查考，果若没有到过潮州，仅凭《茶经》依法践履，乃著《茶说》，那么，《茶经》与“工夫茶”之渊源关系则更能不挑自明。再者，纵观《茶说》前言所述及正文介绍文字，震钧显然将“煎茶法”与“工夫茶”等同看待。在他的笔下，《茶经》、《茶录》并提，不仅揭示出两者的传承关系，而且让读者进一步明白：陆羽的“煎茶法”，《茶录》的“斗茶法”，便是时下的“潮州工夫茶”！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载：“名曰‘工夫茶’，或曰‘君谟茶’之讹”。蔡襄，字君谟，闽人。因熟悉茶事，在福建转运使任上，造茶上贡。又因“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遂“勒成二篇，名曰《茶录》”（《茶录》自序）。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详见前）；于烹制方法及茶具使用均有精当论述，对后世影响至钜。遂有《厦门志》的所谓“君漠茶之讹”说。其实，“工夫茶”讹“君谟茶”，非但不“讹”，且能为我们传送千真万确的新鲜信息：“工夫茶”就是宋代茶事的创造性延伸。这与震钧视煎茶法和斗茶法为工夫茶之观点洵有异曲同工之妙。　　众所周知，清代工夫茶的流行区尚有福建。因而客观地说，清代工夫茶的中心区应该是闽粤，但也不应忽视如下史实：同属中心区域内，仍呈现“中心移动”现象。　　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枚游武夷山，品尝武夷茶，并撰成《武夷茶》（见《随园食单·茶酒单》），字里行间，虽无“工夫茶”之名，却有“工夫茶”之实。武夷山在闽北，就地理位置而论，较接近于江浙。　　光绪年间，杭县（杭州）举人徐珂撰《丘子明嗜工夫茶》（见《清稗类钞·饮食类》）云：“闽中盛行工夫茶”，其具体区域是“闽之汀、漳、泉”。可知清末工夫茶盛行区已局限于闽南。这就是中心区域内同样呈现“中心移动”的事实。越往后推，闽南工夫茶区越见其缩小。　　　


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之器（图）

　　潮州手拉坯朱泥壶　　枫溪——潮州手拉坯朱泥壶的发祥地　　潮州朱泥壶（俗称“红罐”，港、台等地讹称“汕头壶”），其发祥地是潮州枫溪。　　朱泥壶，顾名思义是采用朱泥制成之茶壶。朱泥俗称“红泥”，是紫砂泥料之一种，属天然矿料，绿色材质。原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烧制后转红色。朱泥质地细腻柔韧而不含砂，可塑性远胜于紫砂泥。朱泥用于制造茗壶，其成品便可形成独特优点。其质地坚实而颗粒结构较瓷器疏朗，表面平滑却能保持低微的吸水性和透水性；保温性好，但泡茶不失原味；更具有耐受骤然变冷热的性能，在20℃～150℃之间连续出现偏差也不开裂；不含有毒物质及放射性元素；此外，尚能用于制造精美的浮雕茶壶。　　用朱泥制壶，大致有二种方法：　　较广泛使用的是模具注浆法。其生产流程是先按产品设计进行雕塑造型，用石膏制模具，然后将朱泥浆注入模中；凉干后脱模，接着是对坯体进行整修，最后经烧烤而成产品。　　另一种生产方法是手拉坯成形法。潮州朱泥壶之最精美者，都是用手拉坯成形法制造出来的。鉴于本地红泥的特性，经选料调配，加上淘洗、陈放、练泥等细致而又严格的制泥程序，因而具备了可塑性能好、光滑度高、生坯柔韧、干燥收缩性小等工艺性能。手拉坯成形法既为千姿百态的造型提供良好的工艺条件，更赋予朱泥壶优异的实用功能。　　潮州朱泥壶依靠辘轳旋转成形，所以均属几何形类传统圆器款式。器形虽尽为圆器，但绝非意味着单调。相反，潮州壶艺师们却凭这特殊的“基因”，开创出了“圆非一相”之壶艺新天地，并从中透视出潮州朱泥壶的鲜明个性：壶身小，壶体薄，蓄热时间较长（对比盖瓯而言），与外界的热交流快，善发茶香，美感效应明显。把手便于拿捏斟注；壶嘴直而出水通畅；盖子和壶口接合的形式多为压盖式；壶盖沿与壶口沿都较狭，壶薄故也。盖内墙与盖顶乃由同一团泥按压而成，无需要接合工序，交界处不呈拱形；盖墙较高。壶内壁有明显手拉痕。壶底多为“一捺底”（发展至现代才出现“钉足”）。上乘朱泥壶多不彩绘，仅凭自身天然底色产生肌理效应，为其原就具备的质朴典雅更增几分魅力。壶用愈久，摸、拭日加，手泽感应，器愈生辉：此即所谓的“养壶”后效。茶渣的沉积，按比例起香，颇受青睐。　　茶担现已不多见；即有，也只供摆设，极少有人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