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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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学研究所同过事，而且所里几位年轻人还请他讲授过《文心雕龙》，大家比较熟悉。“文革”结束之后，高云、戴厚英去看望元化同志时，邀我同去，见面一交谈，我就被他吸引住了。元化同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思想深邃，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听他论学讲道，大受启发。可惜我所住的复旦宿舍离他家太远，不能经常过去请教，常引以为憾。　　一　　元化同志到上海作协文研所，是遭难之后的贬职，心情并不轻松。他参加革命早，1938年他18岁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的领导下工作；次年，又随上海慰问团到皖南向新四军进行慰问；回沪之后，一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编过《奔流》丛刊、《地下文萃》、《展望》等刊物，写过一些为人称道的文章，如《鲁迅与尼采》、《现实主义论》、《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等。到了1940年代末期，他已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他与孙冶方、顾准一样，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性格：喜欢独立思考，对于来自上面的意见不愿盲目服从。这就引起了麻烦。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党员们和党外进步文化人都把它当作经典文献来学习，比照自己的文艺思想，努力向它靠拢，但王元化却以理论家的姿态来审读这个讲话文本，对文中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颇有异议，而且还在党内学习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当然是个大问题。而且此时，他又沉溺于莎士比亚、契诃夫、别林斯基、罗曼·罗兰等人所展示的艺术世界中，对自己过去文章中的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努力从机械论倾向中摆脱出来。从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在当时，却无疑会被党内人士看作是一种背离和蜕变，更何况他还接受了别林斯基的这样一种艺术见解：一个作家如果听从某种思想的指引，必须把它化为自己的血肉，使它获得人格的印证，否则这思想就会成为一种不生产的资本。这种见解显然宣传家们正在大力宣扬的作家必先具有先进的世界观才能进行创作的观点相悖离，倒与正在受批判的胡风文艺观点有点相近，胡风也是很强调作家的人格力量的。那时，地下党文委的一位领导人对王元化说，胡风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王元化对胡风虽然并不深知，但从已有的材料看，认为这种指摘缺乏根据，不肯相信，而且还引述鲁迅肯定胡风的话为证，说：鲁迅是不会随便说话的。鲁迅是毛泽东所称颂的文化革命主将，这位领导人对他当然不敢随便非议，但对于王元化却产生了偏见，而且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建国初期不安排他的工作，就是要考察他一下的意思。直到1952年筹建新文艺出版社，这才让他参加此项工作。但元化同志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仍不想避嫌。他举荐了后来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而且还出版了胡风的两本书。这就使他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遭殃了。　　在批判胡风的运动开展之初，中共中央下达过一个红头文件，要求文艺界所有的党员都站出来写批判文章。作为党员作家，而且又是被称为“胡风派老窝”的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人，王元化不能不有所表示，他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从文章的论点看，与他原来的人格印证论主张并不相符，显然是应付之作。当时的领导，习惯于用搞批判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文艺问题，事情一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剩下的只有表态赞成或挨批受斗的份儿。所以当时是一片批判声讨声，就连胡风自己，也只得写检讨，并且动员他的朋友赶快起来批判他，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解脱。但是这种估计是幼稚的。对方是政治斗争的老手，他既然已摆开了阵势，而且已准备好了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帽子，岂能容你轻易摆脱？自我检讨和授意批判都无济于事，反而要被扣上一个“假”字，罪加一等，于是，与胡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一个个被“揪”了出来，甚至与胡风的朋友相识或通过信的人也被牵了进去，株连之广，前所未有。王元化自然不能幸免。


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2）

　　1955年4月底，张春桥接任上海文委书记，并兼任反胡风专案组成员。这个大“左”派上任伊始，就将王元化隔离审查，要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元化同志与胡风本来就交往不多，用人、出书等事都属于正常工作，所以问题很快就查清楚了。但是，他不能同意上面定的调子，对一些问题持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说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的文艺观点不同，就将胡风打成反革命，而且还为张中晓辩护，说他是一个淳朴的青年。这些话便都成为他对抗组织审查的新罪证。而且事情还上纲到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因为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怀疑此案的正确性，就是说毛主席也可能有错误，这更是属于“恶毒攻击”的罪行。张春桥说他态度不好，经常顶牛，所以必须从严惩处。这个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作恶多端的张春桥，此时虽然尚未大得志，但喜欢整人，戏弄权威的脾气已经养成。他后来大权在握时，制订过一项违背法律常识的办案原则，叫作“罪行不论大小，关键在于态度”，这等于说：只要你驯从，按着上面定的调子唱戏，即使罪大恶极也可从宽处理；而敢于实事求是据理抗辩者，就是无罪也要重判。当年他虽尚未形成如此明确的条规，但已按着这个思路来办案了。好在市委领导人中还有头脑较为清醒者，不同意张春桥按态度定罪的处理方法，事情得到了缓冲。后来周扬发话，说王元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修养的学者，人才难得，只要他肯承认报上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可以放他出去。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到隔离室里来交代政策，他对王元化说：我们这里碰到的人多了，什么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都有，谁都没有你这样顽固，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放你出去，如不承认，则后果自负，给你一个礼拜时间考虑。　　元化同志说，这一个礼拜，他简直没有睡觉，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时心想，不如就承认胡风是反革命算了，反正胡风与自己非亲非故，而且这个案子又不是由他承认不承认来决定的，如不承认，说不定自己会被流放到新疆去，而且还会影响到父母妻儿的生活；但是，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又阻止他这样做，父母一直教导他做人要诚实，不能说假话，而且他的一本论文集就取名为《向着真实》，追求真实是他的人生信条，决不能违背。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他本来就有不能认同的地方，如宣扬自我扩张，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以及对路翎的评价等，但胡风反对机械论和教条主义他是赞成的；而说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则他始终认为缺乏证据。所以反复地考虑了一个礼拜之后，他的回答仍然是：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问题，但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这是他当时的真实认识。　　说真话，办实事，本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但在生活中实行起来，又是何等之难啊！在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下，人们习惯于辨风而言，跟风而动，早已失却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即使有人还能心存疑惑，但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多半也不敢顶风行事。元化同志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宁可冒着流放的风险，也要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　　但是，说真话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个回答，当然对他非常不利。办案人员要他写成书面的东西，并且打上手印，临走时还狠狠地说：你等着瞧吧！　　这一等，又等了好多个月，直到1957年2月下旬，才撤销隔离，放他回家。但他心身都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了。　　当时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办案，本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程度，也没有一种科学的定罪依据。办案者不是先搜集大量的证据，然后来判断你有罪无罪，而是先作有罪的断定（不是假定），然后要你交代罪行。最厉害的一着，是先把被审查者的思想搞糊涂，是非标准搞乱，使他自己也产生有罪的幻觉。他们对王元化就施行了这种精神干扰术，使他神情恍惚，一度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后来他在《读莎剧时期的回顾》中回忆这段经历道：“在隔离审查中，由于要交代问题，我不得不反复思考，平时我漫不经心以为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一再追究下都变成重大关节，连我自己都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才能经受住这场逼我而来的考验。我内心充满各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中，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中，感到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时候。多年以后，我在一篇自述文章中，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　　由于这种精神折磨的结果，元化同志得了心因性精神病。撤销隔离之后，经过治疗，这才慢慢地恢复健康。　　他的政治结论直到1959年底才下来，被定为胡风骨干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　　他就是背着这个政治包袱，被安排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里来的。


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3）

　　但是，政治上的磨难，却刺激了他学术上的发展。　　既然从领导岗位上被拉了下来，当然也就可以免去在这个岗位上所必不可少的各种杂务；既然被开除了党籍，而且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也就可以不必再写那种配合形势、作为任务下达的应景之作，否则，五六十年代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也是令人穷于应付的；而且，困顿的人生阅历，倒也有利于进行独立思索，有利于辨别是非，看清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不但世人面目，而且许多理论问题、政策问题，都需要借助于人生阅历来思考和判断。　　就这样，王元化阅读着，思考着，并且写些他自己想写的文章。　　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他获准可以读书。有书可读，对于与世隔绝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这时，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除了进餐、在准许时间内到户外散步及短暂的休息之外，不肯浪费分秒的光阴。他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小逻辑》和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并且作了笔记。撤销隔离后，在回家等待结论的近三年时间里，他又继续研读了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演讲录》等书，并与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约20万字的西方作家对于莎士比亚的评论，他自己又写了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文章。他翻译的莎士比亚评论，在80年代初曾编印过一本《莎士比亚研究》，1998年又增订为《莎剧解读》出版，而撰写的莎剧研究论文，则在“文革”初期烧毁，再也无法面世了。　　1960年初，元化同志被安排到上海作协文研所之后，需要天天上班，不能再由自己的兴趣读书了。这时，恰好所里的年轻人要他讲《文心雕龙》，他也就将研究方向转到《文心雕龙》上面。　　文研所的年轻人之所以要王元化讲《文心雕龙》，是因为知道他对此书素有研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的推动下，当时文艺理论界正流行一种学习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所以研究《文心雕龙》是被允许的，如果再迟几年，怕就不行了。　　元化同志说，他开始喜欢《文心雕龙》，是受鲁迅著作的影响。起初，他虽然尚未读到鲁迅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的话，但已看到鲁迅文章中有五处提到此书。特别是《摩罗诗力说》中在论及屈原时，引用了该书的四句话：“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并接着发表评论道：“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他认为，鲁迅这几句话写得好极了，私心在佩服之余，同时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兴趣。他在20岁左右时，就买了《文心雕龙》珍本藏书来读，虽然并没有完全读懂，但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1946—1948年，他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即今之北方交通大学）任讲师，教大一、大二基础国文，就选了《文心雕龙》里的篇目作为教材。元化同志从小就从师读过《说文解字》、《庄子》和《世说新语》等书，旧学原有相当的根基，但一旦正式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就觉得不敷应用了。这时，他一面认真备课，一面又向国学名家汪公严先生学习。汪先生通过《文赋》和《文心雕龙》的讲授，教他训诂、考据和辞章的基本功夫，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所以1960年他到文研所后，重新开始研究《文心雕龙》时，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那时，有一位听讲的青年学者，曾用王元化的观点写了两篇文章，发表之后，还得到正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山东大学陆侃如教授的表扬。但元化同志本人却还在深入钻研，就像熊十力老人所要求的那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他与父执韦卓民先生通信，讨论黑格尔哲学，又由韦卓民介绍，向熊十力先生学习佛学。虽然他的这些学习并非单是为了《文心雕龙》的研究，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却有极大的帮助。此外，他又遍读了有关魏晋的著作，包括古书和汤用彤、吕思勉、周一良等今人的论著，以及《文物》、《考古》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在做了扎实的资料工作和理论准备之后，这才动手写作研究论文。从刘勰身世的考证、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到《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释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当时，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兼任上海作协文研所所长，虽然是个挂名不管事的，但对元化同志的研究工作却颇为关心，还将自己收藏的《文心雕龙通鉴》借给他使用。这是巴黎大学委托燕京大学编写的极其有用的工具书，这时已是难得见到的了。王元化将陆续写出的《文心雕龙柬释》逐篇送给郭老审阅，郭老看后大为赞赏，回信说：“我信此书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郭老是古文论研究权威，他的赞扬，对王元化当然是很大的鼓励。友人彭柏山又建议将文章寄给周扬，周扬看了也很赞赏，要张光年在《文艺报》上发了一篇《明诗篇山水诗兴起说柬释》；接着，在上海《文史论丛》上也发了一篇《神思篇虚静说柬释》，这篇文章在海外学人中引起了反响。当时能以王元化的名字在重要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很不容易，可以说是一种亮相，对于改善他的处境是有好处的。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来临了，元化同志又被打成反革命，经历了更大的磨难。已经基本写成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原稿，也被籍没了。


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4）

　　幸好稿子没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