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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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鸣放的热潮中，《文艺月报》编者在4月份发稿时，哪里会有这种先见之明呢？报刊总是要紧跟形势、配合任务的，所以在鸣放时期抢发有新见的文章，在反右时则大批自己肯定过的东西，这倒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办事规律。 事后思之，《论“文学是人学”》受到批判是必然的。因为建国以来一向强调的是斗争和专政，而该文却鼓吹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上要求于作家的是做个齿轮和螺丝钉，随着他们所开动的机器旋转，而该文却提倡作家要发扬主观的精神力量，并宣扬艺术的感情因素，简直是背道而驰。所以批判规模愈来愈大，批判文章愈来愈多，形势逼人，逼得连原来支持他观点的朋友也不得不写起批判文章来，否则，就难以自保。而且，当时摆出来的架势，好像还要长期批判下去的样子。这可以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中看出来，它标的是“第一集”，这就是说，还准备出第二集、第三集……但不知怎的，以后又没有再出下去了。后来人们还觉得奇怪的是，华东师大的党委书记“左”得厉害，在教师和学生中打了那么多右派，而作为重点批判对象的钱谷融倒没有被扣上帽子。有人说，这是当时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要在知识界留下几个活老虎，供以后运动中批判用。是否如此，现在也难以查证了。但到了1960年，再度掀起批判高潮时，钱谷融先生又成为重点对象之一，这倒是事实。这回钱先生并没有提供新作，他是被逼着站到祭坛上去的，算的是过去的老账。 1960年上半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下，开了49天大会，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开始是大家自由发言，后来转为重点批判，上海三所高校各摊派一个批判对象，即：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华东师大的钱谷融和上海师院的任钧。公开的说法是讲他们在自由讨论中发表了错误意见，所以引起辩论，其实是早有安排的。在自由讨论阶段，有一次休息时，我碰到任钧先生，与他谈起以前曾读过他的大作《新诗话》的事，任钧先生很客气地与我谈论了一会，不料有人汇报上去，第二天系领导就把我批评了一顿，说我向资产阶级学者输诚。当然，这是领导上要拉我一把，免得我犯错误。但可见上面的预谋已在领导层传达过了。而且，当时钱先生还不是作协会员，作协开什么会本来与他无关，而这次会议不但通知他参加，而且生怕他不去，还由学校用小汽车送他去，实在是非要他去踩地雷阵不可。待到作协会上一动手，华东师大校内立即响应，而且比作协批得更厉害，直批得钱先生十二指肠大出血，还不肯罢休。 这次作协大会的特点是，发动小将来批判老将，从高校调集了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到作协去参加会议，并让他们担任主攻手。当时，批判钱谷融先生的重点发言者是他的学生戴厚英。戴厚英是一门小钢炮，言辞锋利，发言很有轰动效应。但钱先生始终面带笑容，并不动怒。他很清楚，这些上阵的学生，本身也只不过是工具而已。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与我谈起这位叛逆的学生时，仍带着宽容的笑意，而且还很赏识她的才华，——他所不习惯的，只是当时她作批判发言时，竟直呼其名，连“先生”的称呼也不用，令人听了很不习惯。但这事，后来也就释然了。1996年戴厚英遇害后，一家出版社要我编一本关于她的纪念集，我考虑到钱先生与戴厚英这层特殊关系，请他也写一篇，他一口答应，并很快寄来一篇深情的悼文。这就体现出钱先生的气度，着实令人感动。
第三部分散淡襟怀荆棘路——记钱谷融先生（2）
反右运动和1960年的批判高潮之后，许多学者文人都搁笔不写了，而本来不大写文章的钱先生，却于一年多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雷雨〉人物谈》。它那优美的文笔和对人物感情世界的细致深入的剖析，使读者倾倒。《文学评论》肯发表这位固定批判对象的文章，是与广州会议之后的宽松气氛有关，但是不久，上面又号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雷雨〉人物谈》自然也就谈不下去了。这组文章，直到1970年代末才续写完毕。“文革”结束后，上海文艺出版社要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向钱先生组稿，但钱先生仍不急不紧地慢慢写，直到1980年才出书，在恢复后的第一批丛书中是出得比较迟的。 “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学术界、文艺界已对钱先生表示出欢迎的态度，但在他供职的学校里，领导上似乎对他仍持有成见。1978年恢复评职称时，这位学术影响很大的老讲师，仍旧没提上副教授。校外的朋友和后辈学人都很为他不平，但钱先生自己倒很坦然。大概由于外界意见实在太大，到1980年第二次评职称时，校方就将钱先生直升为正教授了。从1943年在交通大学做教员（讲师待遇）算起，他一共做了38年讲师，这在教育史上也算是一项难得的记录。 这之后，钱先生的境遇比较好些。虽然仍有人指摘他是资产阶级学者，但随着社会影响的扩大，校系领导对他是愈来愈器重了。校方曾经要他出任系主任，他坚辞不就。他知道自己的秉性不宜做官，还是清风明月，读书讲学为好。此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带研究生，从硕士生带到博士生。此外则利用开会讲学的机会，到处走走看看，仿佛是山野散人，而这，正是他少年时代所企慕的生活。 钱先生带研究生是从做讲师时就开始了。按照教育领导部门的规定，必须要有副教授职称，才能申请做硕士生导师，但他还在讲师的位置上，许杰先生就邀他合带研究生。本来，升不上副教授，他完全可以拒绝带研究生，但他为人随和，而又感激于许杰先生一向对他器重，所以也就答应了。这一带，又带出名了。在他门下出来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才的很多。殷国明、王晓明、吴俊、杨扬、许子东、戴光中等学术新秀，都是他调教出来的。我对钱先生说：“真是名师出高徒啊！”钱先生却说：“应该倒过来说，是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我请教钱先生带研究生的经验，钱先生说他没有经验可言：“带研究生是来料加工，主要是由于来料好，所以才能出成品。”这话自然也有道理，选料是非常要紧的。但钱先生身教言教，也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研究生谈起钱先生来，都是非常敬重的。钱先生对待学生也和蔼若朋友，但也并不放松对他们的要求。有一次，钱先生要我参加他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在这种场合，导师每每要为研究生多讲好话，但他却严厉地批评起学生来，说这位研究生借口参加学术会议，多次往香港跑。钱先生说：“香港这种地方，多去有什么意思？把做学问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听说，他还在一次答辩会上更严厉地批评另一位研究生，因为那位研究生很聪明，但却不用功。这正是他对于研究生爱护的地方。 看来，钱先生在宽容后面还有严格的一面，在飘逸之中仍不失法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欣赏卧龙上人那句名言“宁静而致远，淡泊以明志”的缘故了。
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1）…（图）
坎坷的人生道路本文是为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载厚英文集》所写的序言。
1997年8月，戴厚英遇害一周年之际，她的女儿戴醒带领全家回国来为她母亲扫墓。戴醒说，她很想为她母亲出版一套比较完备的文集，以资永久的纪念，但她远在美国，无法料理此事，因此，想委托高云和我来编辑文集并联系出版事宜。我们与厚英是几十年相交的老朋友，她的惨死景象永远无法在我们的脑子里抹去，为她做点纪念工作，使她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流传，是义不容辞的。此事得到了厚英家乡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商定出版一套8卷本的《戴厚英文集》。 厚英生前曾经出版过不少书：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自传，其中有些在文坛上还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但她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出版的，内地没有发行过，如《往事难忘》、《风水轮流》、《空中的足音》、《戴厚英随笔集》；有些则尚未结集出版，如许多散文和一部分短篇小说；还有自传下册《做人·作文·我的故事》，则是从她的电脑里调出来的未完成稿，现在都收在这套8卷本文集中。对于内地广大的读者来说，这里有将近一半的内容还是新鲜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散文只能出一卷，所以有所删落；她的评论文章大都写于“文革”以前和“文革”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都是脑袋还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作为别人的写作工具时所写的东西，观点当然是“左”的，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所致。这些文章，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具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但对于一般读者，则已无阅读价值，所以本文集没有收入。以后如有人编辑出版《戴厚英研究资料》，倒是应该收入她的理论文章的，因为这些文章毕竟反映了她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 二 戴厚英生于1938年3月，安徽颍上县人。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抗日战争爆发。所以她一生下来，就面临着民族的深重灾难。她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在独轮车上“跑反”长大的。 厚英的祖父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因为祖上做过武官，门前立过牌坊，所以他思想上永远背着一个“光荣门第”的包袱，治家亦颇专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戴家的光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他只能靠经营土布为生。到厚英父亲这一辈，就成为正式的生意人。但经营的也不是什么大生意，而是乡镇上的小杂货铺。 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农村，这样的家境也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所以作为一个女孩子，厚英还能够上学读书，而且从不缺少学习用品。当然，这与厚英从小聪明也有关系，她的大姐就没有这样的福气。 厚英在上学之前，就由祖父教育认识了许多字，所以一入学，学习成绩就比较突出。而且，她还有一个特点：思维敏捷，口才出众。他父亲常把她带到人前去显耀，让她与大人辩论，每每获胜。她在小学六年级时，获得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背着获奖的蓝布书包，很是引人注目。厚英的中学时代是在建国初期度过的，那时，政府常常要学生配合政治任务开展宣传活动，并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不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运动要配合宣传，而且反投机倒把、实行婚姻法等政事，也要组织宣传队。这些工作，厚英当然是很积极地投入，她成为一个革命宣传员，秧歌队、腰鼓队、演剧队，都少不了她。她那时演过很多戏：《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刘胡兰》……演得有声有色。这些活动虽然耽误了不少读书时间，但也进一步培养了她的口才和工作能力。 厚英少年时代形成的性格特点和才干，对她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她的敏捷思维能力和出众的才华，有助于她取得很大的文学成就；而过于要强的个性和不肯让人的锋利言辞，又使她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 性格即命运。厚英一生坎坷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风涛，也导源于她自己的性格。这就是她为什么把自己的自传取名为《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缘故。
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2）
1956年，厚英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她经历了阶级斗争风雨的试炼。 厚英是做着作家梦走进大学中文系的。她入学的那一年，正是建国后文化界学术空气最祥和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方针，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知识分子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他们卸下了思想改造运动以来背上的思想包袱，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厚英觉得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她和许多同学一样，认真地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向科学进军。听课之余，她天天到图书馆抢位置，面对着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古今中外书籍，更加感到知识的饥渴。她狼吞虎咽地阅读，那一年的确读了不少书。而且阅读兴趣也转变了。从建国初期的爱读解放区作品和苏联文艺，变为沉迷在18—19世纪西欧和俄罗斯的艺术世界中。在这里，她不但领略了欧洲风情，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与她原有的倔强性格相结合，就加强了她的自我主体意识。 然而，好景不常，风云多变。鸣放不久，事情就起了变化，“反右”斗争开始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识界人士，经过多次动员才下定决心参加鸣放，因为他们被号召要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却不料这是一个“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转瞬之间，他们的鸣放就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大块文章来进行揭露、批判，学校、机关则不断地召开辩论会、批判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对于报纸上揭露的那些全国性大右派，厚英不甚了解，当然是相信报上所说的。但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她却产生了疑惑。许杰是她们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进步作家，当时还担任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发苍苍，老成持重，平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现在却被指责为编造谎言攻击校党委。开始还有为他辩护的大字报，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是事实，而党委在公布他的发言时，歪曲了原意；但党委书记却站出来说，他以党性担保，党委绝对没有歪曲许杰的原意，于是批判升温了。一边是系主任，一边是党委书记，一边以人格担保，一边以党性担保，两者之间，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厚英困惑了，许多同学都困惑了。她和两位同学一起写出大字报，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教授在大草坪上进行公开辩论，以明是非。这种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阅读欧洲文艺作品所受的影响，真可谓“中毒”不浅也，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的东方国情。我们所奉行的，是《红楼梦》中的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辩论云云，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发言的权利，因为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要达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不允许对手有摆出事实进行申辩的余地。既然党委书记出来说话了，许杰的“右派”命运也就无可逃遁。于是戴厚英这张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面对面辩论的大字报，就把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好在她们的领导没有将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这叫做“争取中间派”吧。被争取的戴厚英，赶快向“左”转，积极投入斗争。以她言词的锋利，批判起“右派言论”来，当然就显得咄咄逼人了。她因此得了“小钢炮”的称号。这一方面是为了“将功补过”，所以要表现得格外积极些；另一方面，也是她喜欢出人头地的性格使然。 但正当她在学校里端正立场，积极地投入“反右斗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她的后院却出了问题。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被动员参加鸣放了，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