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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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3）
然而，就在厚英即将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她此后生活道路的事。 1960年2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主题的会员大会。这个会，开了很长时间，到4月13日才宣布闭幕，称之为49天会议。 据当时的传媒报道说，这个会议是为“贯彻上海市委文教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现。这就是说，这次49天会议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继续。 如果说，那时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看作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那么，1960年的批判运动，就是有意把这场斗争引向学术文艺思想领域。会议初期，也是以讨论的方法来“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时候，就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大概是因为有了1957年的经验教训之故，从一开始，作家们的发言就很谨慎，但还是确定了批判的重点对象，所根据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发言，而是他们原有的论著。而且，批判对象的选择，也采取平均分配办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复旦大学——蒋孔阳，华东师大——钱谷融，上海师院——任钧。为了壮大声势，市委宣传部又从三所高校调了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参加会议，这大概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使用的以“小将”来冲击“老将”的办法。戴厚英就是被调来参加作协大会的“小将”之一，而且因为她能言善辩，还被选作重点发言者，安排在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观点，——钱先生在1957年鸣放期间，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 厚英的发言很受领导的赏识，她被作为三名“文艺理论的新生力量”之一，写入大会纪要，登载在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上，立即名扬全国文艺界，她的“小钢炮”的名声也更响了，而且在毕业之前几个月，就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工作。当时从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各借调两名毕业班学生到作协，6人之中只有戴厚英一个人是非党员。她们毕业之后，当然也就正式分配到那边工作了。这个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实际上是两位副所长叶以群和孙罗荪领导工作。这个研究所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做文艺哨兵，所以日常工作是阅读当前的文艺书刊，编写文艺动态，在此基础上再写一点文艺评论。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来说，就是：这里是培养战士的，而不是培养院士的。但刚从高校出来的青年与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干部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她们有较多的独立意识，而缺乏唯命是从的观念；她们始终眷念着学术性强的研究论著，而相对地轻视时效性强的评论文章。她们还为此而受到批评。 五 这时，由于持续跃进的结果，我国的社会物质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公开的说法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尽管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但领导上做起报告来仍旧说是形势大好，愈来愈好。人们耳闻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说，因为一说出实情，便是反对“三面红旗”，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厚英从安徽探亲回来，却熬不住把那边虚报产量饿死人的事讲了出来。这当然要受到批评。党支部书记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乱讲。她回到宿舍却捂着被子大哭，说：“这是真的啊！”她实在弄不清真实情况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好在，在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稍微松了一松。所以厚英虽然被认为有思想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于文艺批判的同时放松，这些文艺哨兵们也有机会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了。厚英原来分工阅读戏剧电影方面的报刊，现在她就准备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并且做了许多笔记。 但是，经济形势一有好转，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开路。这回是先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目的是把阶级斗争的火焰煽得更旺。文艺界当然又是首当其冲。先是批判两部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接着批判“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形象思维论”等，一路批判下来，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要进行文艺批判，当然需要打手。于是这批文艺哨兵又被驱上了战场。开始是将写作任务布置到研究所，后来为了便于指挥，干脆调集一批人马，组成市委直接领导的写作班子，名字就叫“上海市委写作组”，因为开始时办公地点放在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这个写作班子下分哲学、历史、文学等好几个小组，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调集来的。文学组的人员来自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也曾到复旦中文系调人，复旦说他们自己要组织写作班，不肯放人，遂作罢。但历史组的人却都是来自复旦。文学组的组长是叶以群，戴厚英就是他从作协带去的。 写批判文章与学术研究有所不同，学术研究是根据原始材料研究出自己的见解来，而写批判文章则需根据上峰的指示行事，执笔者只不过是一种写作工具而已，上面叫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上面定什么调子就吹什么曲子，无独立性可言。那时，厚英在写作班子里颇写了不少文章，有个人写的，有合作写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充当了打手的角色。 这个写作班子后来渐渐地神秘了起来，那是在历史组（罗思鼎）接受了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提供写作材料的任务之后。但这时，厚英已经随同叶以群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去了，文学组的组长改由徐景贤担任。 1966年3月，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参加批判田汉的写作班子，那时北京还是彭真领导时期。但两个多月后，即调回上海，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就没有再回到写作组去。后来，写作组在徐景贤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成立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为一种权力机构，后又组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显赫一时，那已经与戴厚英无关了。
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4）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厚英的经历更为曲折。开始时，她响应领导的号召，坚决保卫上海市委，而且还走出机关，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辩论。当时，采取此种态度的人很多，其实也是“反右”运动以来的思维定势使然。后来人们发现，最高领导是支持造反的红卫兵的，于是，除“牛鬼蛇神”而外，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造反司令多得就像时下的公司经理。作协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人还算比较谦虚的，他们只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诗词里借来一个名字，叫做“火正熊”，戴厚英被推为组长。后来，在联合掌权时，她也因此而列入领导班子，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却因为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处于挨整的地位。——其实，她也只不过是听命于第一把手胡万春，到街上去刷了几条标语而已。 这时，厚英真是祸不单行。她在单位里受批判的同时，家庭里的危机也爆发了。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学里的同学，可谓青梅竹马，后来一同到上海读书，一个考进华东师大读中文，一个在同济大学学建筑，毕业之后，厚英留在上海作协工作，男的则分到安徽芜湖。那时强调统一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婚之后，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厚英多次要求调动工作，愿到芜湖去与丈夫团聚，但是不获批准，说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请父母代为抚养。分隔时间一久，夫妻间感情就疏远了，以致出现了裂痕。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提出离婚要求，厚英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离婚了事。这对厚英的打击很大。后来又发生了与闻捷谈恋爱引起的风波，闻捷因此而自杀，这使她的精神几近崩溃。 闻捷是著名的诗人，1950年代一曲《吐鲁番情歌》，引得无数青年叫好，厚英对他的诗歌自然也是赞赏的。后来闻捷调到上海，厚英在作协见到过他，无非是读者看作家，谈不上认识，更无交往。他们的认识，是在“文革”中期，闻捷在隔离审查期间，及至闻捷妻子跳楼自杀，厚英奉命到隔离室告诉闻捷此事，由劝慰而交往，由交往而产生了感情。在厚英，一半是出于对闻捷命运的同情，一半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在闻捷，则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情调的激发，于是他们在下到干校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了。 厚英在这种时候敢于去爱一个还没有审查结论的人，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而闻捷在自己还未“解放”之时，敢于不顾一切地去爱，也很不简单。说他们是诗人气质、浪漫情怀也可，说他们想冲破重压追求自由也可，总之，他们是不顾一切地相爱，公然在许多“五七战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他们实在爱的不是时候。五七干校原非谈情说爱的场所，而是思想改造的地方，在这里相爱，遭到非难是必然的，何况又是这样两个是非人物呢？于是始则风言风语，继而有人打小报告，终于弄到张春桥发话，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工宣队出面干预，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愤而自杀了。这对厚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才度过了危机。 然而这一打击，却使厚英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使她对世道人心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这倒有助于她日后的文艺创作。 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为了在上海扩大文艺阵地，又起用了一些知识分子，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先被派到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后至《摘译》编辑部，接着又被调到电影组，某作家执笔的《苍山志》，她就参与过讨论和审定。然而这样一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她又进了学习班，被要求“说清楚”。在这种场合，粉饰自己者有之、推诿责任者有之、加油加醋揭发他人者有之，厚英不想这样做，只想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然而不知何据，审查者硬要指派厚英为“四人帮”上海写作班的骨干分子，厚英说她根本就没有进过这个写作班；审查者说她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厚英说她已将事情说清楚，没有什么再好交代的了，因而拒绝再写材料。于是出现了顶牛状态，长期僵持着，最后只好“不做结论”，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接着，是重新分配工作。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早已于无形中解散，当年的伙伴们都已转到别的单位工作，她当然也必须离开作协。开始，她联系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院也表示愿意接纳，但有人去一撬，就告吹了。这时，复旦中文系对她表示欢迎，她就进了复旦大学。只是那时她还住在作协，离复旦很远，当复旦在虹口开办分校时，她就转入了复旦分校。后来，复旦分校与别的学校合并为上海大学，她就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闲中，厚英开始了文学创作。 说起来也多少带点偶然性。厚英本来是准备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并且学习英语。这时，高云和我打算撰写一篇评论闻捷的文章，高云写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不久，她就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写了4本练习簿，写她与闻捷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自杀的过程，感情十分真挚。——这就是在厚英遇害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据厚英后来在她的自传中说，因为写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这就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5）
开始，她只是要在纸上倾吐感情，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这才认真地修改起来，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了该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样，准备付印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因为有人撬，而且弄到权力者插手，这本书就是不能出版。倔强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讨个说法，而社、局领导却始终无法说出个正当的理由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地区一家出版社听说此事，却打电话给厚英，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此书的纠葛尚未了结，上海文艺出版社听说了这个情况，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贸然抽回，但她又不愿拂广东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第二部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当年（1980年）年底，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则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仍少不了中国人惯用的一个“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罢了。 其实，《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顺利。上海“有关方面”听说广东要出版戴厚英的书，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设法加以阻止，好在广东出版局的领导和出版社的编辑们都很有法制观念，他们认为，戴厚英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还是大学教师，那当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权利，现在出书的阻力那么大，就应该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来。所以这本书从开笔到出书，还不到一年时间，在当时的出版界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说，戴厚英写《诗人之死》，是由于抒发胸中郁积着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那么，《人啊，人！》的写作，则是对人生经过认真反思的结果，在思想观点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批判人道主义而宣扬人道主义，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手法。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当时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小说出版以后，一方面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另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