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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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6）
有趣的是，这种声势浩大的批判，不但没有把戴厚英批倒批臭，反而扩大了她的影响，使她的名声更大了。短短几年之中，《人啊，人！》就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于百万册；而且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诗人之死》也翻译到国外去了。这大概是发动批判运动者始料所不及的罢。 当然，厚英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批判。重要的，还是她的作品敢于直面人生，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能够启人思考，所以才能与读者心心相印。要不然，那几年被批判的人着实不少，为什么有些人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厚英本来并不打算继续写小说，原计划在写了《诗人之死》之后，就重新从事学术研究。但出书的风波，批判的刺激，迫使她继续把小说写下去。对厚英的大规模批判有两次：第一次开始于《人啊，人！》出书之后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污”运动的1983年。以前的确有许多人被批判的棍子打闷了，不再发声，但厚英却是愈挨批愈写得多。还在第一次批判高潮中，她就着手写作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接着又写了《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前两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从40岁开始写《诗人之死》到58岁遇害，短短18年创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集，2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还有一些未出版的遗稿。她的写作不可谓不勤奋。 戴厚英不是那种玩文学的写手，也不是顾影自怜的煽情者，她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格尊严的维护。这里所说的人性和人格，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渗透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具体品格。因此，对于人性美的追求，就必然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谴责联系起来。这种揭露和谴责，绝不是在中国人脸上抹黑，而恰恰是作家爱国情怀的表现。正如老作家萧乾在他的悼念文章里所说，戴厚英是一位“爱国的乡土作家”。厚英在国内是一个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但在国外却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决不允许洋人或假洋鬼子对中国进行污蔑，也不允许手握某种基金使用权的洋学者来耍弄中国作家。我很欣赏《得罪了，马汉茂！》这篇散文，它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骨气。 厚英深深热爱着她的家乡，每年寒暑假都往家乡跑，有着割不断的乡情。她关心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关心着故乡人民的生活。她想在故乡办学，提高乡亲的文化水平，为此，她还曾草拟过一份《支援乡村教育的计划草案》。1991年，安徽发生巨大水灾，她知道后，坐卧不宁，立即到处呼吁，发动募捐，并亲赴灾区，参加救灾工作。这些，都可见她对这块土地爱得多么深沉。 厚英晚年寻找精神上的依托，先是耽读老庄，继而钻研《圣经》，最后是在佛典中找到了归宿，并且做起居士来了。但她的学佛，并非看破红尘的结果，倒是想进一步悟透人生。因而，她并没有脱离社会，倒是对社会有着更透彻的了解。她还想写很多著作，我相信她一定会比以前写得更加深透。 但是，谁能料到，就在她的思想愈趋成熟的时候，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了。 她是被杀害的。杀害她的凶手是她中学老师的孙子，一个来沪打工，求助于她的乡人。时间是1996年8月25日下午。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她的侄女戴慧。 一个因呼唤人性的觉醒、因鼓吹人道主义而受到批判的作家，却死在一个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者的手下，我们的社会应该作何思考呢？
第四部分办学理念与学术精神——从鲁迅在北大当讲师说起（1）…（图）
鲁迅是北京大学文化营垒中的健将，是蔡元培校长所器重的人物，而且被反对者指为“北大派”。他自己也觉得被派进这派里去，并没有什么不好，说是：“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但是，他在北大教学多年，却始终只是一名讲师。这使后人感到困惑，于是议论纷纷。 前几年有文章说，鲁迅在别的学校能当教授，在北大只能当讲师，这是因为北大的要求高，言下之意是说鲁迅的学术水平不够。近来“百年北大”纪念活动中，又有文章说，北大只给鲁迅讲师职称，是因为任期短的缘故。其实，这些看法，都是犯了以今例古的错误，很经不起推敲的。 以学术水平而论，鲁迅并不比别的教授差。而且许多教授，特别是那些新派人物，进校担任教授之初，似乎都没有什么学术著作。他们的学术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都是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属于教材一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根据讲义整理而成，但其学术水平之高是公认的，连后来因道不同而明显对立的胡适，也始终不否认其独创性。当时在学术水平上受到非议的，倒是陈独秀，——当然大半还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因为陈独秀非常激进，要拖出四十二生大炮来轰击旧物，难免遭恨，别人就攻他在学术上没有专长，不配当教授和学长。于是有几位语言学教授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是陈独秀一向研究小学，且写有专著，只是还没有出版而已。这场风波也就平息下去了。陈独秀对文字学素有研究是不假，但直到他离开北大，专著都还没有出版。陈独秀的去职，并非由于学术上的原因，而是被人抓到了别的把柄。这位先生文化思想虽然激进，但在生活上却不检细行，是八大胡同中常客，别人抓住这一点，说不配为人师表。这使蔡元培很感为难，无法为之辩护。因为其时他已组织了进德会，其中就有不蓄妾、不嫖妓的约定。但蔡元培还是保了陈独秀，只要他辞去文科学长的职务，仍保留其教授职衔。后来陈独秀因为要搞政治活动，就连教授也不做了，此乃后话。 可见鲁迅在北大没有当上教授，并非因为学术水平的关系。那么任职期限呢？鲁迅从1920年8月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手里接了聘书，到1926年8月离京，整整在北大任教了6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课程，并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等职，还为北大设计过校徽，指导过学生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参加过种种活动，总之，任期不能算短，关系不能算浅。但他始终只是个讲师。而别的许多人呢，一进北大，就是教授头衔，其中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当初更无名气，还是鲁迅介绍给蔡元培的。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大找蔡元培时，因为是在学期中途，无法排课，蔡曾要他到预科教国文，周作人不就，再安排到国史编纂处，到了9月4日，新的学期开始时，周作人才接到文科教授的聘书。可见任教期限亦非定职的根据。 鲁迅在北大只能当讲师，显然另有原因。这原因，就在于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和办学方针。
第四部分办学理念与学术精神——从鲁迅在北大当讲师说起（2）
北京大学是由清末京师大学堂延续下来的，保留有京师大学堂的许多陋习。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准备出任北大校长之际，就有许多朋友劝阻，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蔡元培是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去上任的。京师大学堂是培养官员的学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培训学校，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常有带着听差去读书的，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和“大人”，可见整个学堂官气十足。北京大学的学生从这些京师大学堂“老爷”式的学生中嬗继下来的风气是，平日对于学问没有什么兴会，却很注重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对于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不见得欢迎，而对于前来兼课的政府要员，尽管他们时时请假，而仍旧欢迎得很，——目的是寻找阔老师做靠山。蔡元培认为这是科举时代留下来的劣根性，必须革除，他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打破旧有观念，首先要整顿师资队伍。他解聘了那些不学无术的教员，包括一些兼职的官员和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这自然会引起风波。据他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里说，当时有一名法国教员要控告他，有一名英国教习竟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他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他也不予理睬。可见当时矛盾之尖锐，也可见蔡元培改革决心之大。但对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则无论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都表示欢迎。于是一方面聘请了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另一方面则留任了张扬旧学的辜鸿铭、黄侃、陈汉章、林损等人。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大节有亏，但因为旧学有根底，还是聘用了；梁漱溟资历甚浅，没有上过大学，但因为学有专长，破格聘为讲师。一时间，在北大校园内，西装与马褂纷呈，各派学人并存，人才极一时之盛。至于鲁迅，蔡元培一向很佩服他的学问和识见，还在民国元年（1912）出任教育总长时，就把他招至教育部任职，但也正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官员，他在北大是兼职而非专任，所以只能当讲师，而没有教授的名义，这就是原因所在。但这并不妨碍鲁迅的学术地位和他在北大所发挥的作用。——据说，这种兼任教员只有讲师名义的规定，直到1950年代初才被改掉，因为其时大学讲堂又需要为政府官员开放，“兼任讲师”的名义太不好听，就转而认为蔡元培的规定为不合理了；而办学的理念一变，聘任的规定一改，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看“旧”事物，也就觉得鲁迅当年就“兼任讲师”之职，是由于学术水平不够了。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时，曾发表过一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文章开头就说：“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他认为前者是专制时代所派生，而后者则为共和时代之产物。他是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所以他出长北大之后，就推行兼容并包主义，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各种见解都可发表。于是新旧两派在学校里就斗得很厉害，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新派也不示弱，我们只要看看鲁迅和钱玄同等人在文章中大骂国粹派，就可以想见一斑。北大的学术空气也空前地活跃起来，它之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并非由于清代皇上的钦定，而是由于蔡元培推行新的教育方针的结果。 但是，到蒋梦麟、胡适主持校政时，情况就起了变化。他们虽然也接受了不少西方民主教育，但襟怀远不及蔡元培开阔，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之风渐起，干出了许多与蔡元培办学方针背道而驰之事。如：解除了马裕藻中文系主任之职，要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把黄侃、林损等对立派陆续排挤出北大。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北大的力量，磨损了北大精神。 但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精神，在中国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造就了一代独立的知识阶层，培养了一种自由的学风，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五四时期的北大，只成为历史的胜景，供人景仰而已。但仍有许多知识分子为这个理想境界而斗争。比如，1925年鲁迅等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1938年朱光潜等人在四川大学反对教育部委派CC系特务头子来做校长，就都是为“教育自由”所做出的努力。这些斗争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在当时中国的大背景下，最终还是失败了。女师大后来还是合并了；而朱光潜也终于挡不住政治压力，在国民党政府作出学校“长”字辈都要入党的规定下，只好加入了国民党。而这一切，留给人们的却是无穷的深思。
第四部分顾影看身不自惭——周作人的晚年心态（1）…（图）
这里所谓周作人的晚年，是指从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到1967年5月6日在北京去世，即从65岁到83岁这段时期。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已结束，共产党胜局已定，解放军饮马长江，南京政府眼看就要垮台。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汉奸罪被判徒刑的周作人才得以获释。但这时，南京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周作人出狱的那一天，居停主人就连夜逃往上海，丢下周作人一个人住在他的房间里。好在第二天，周的学生尤炳圻父子来接他赴沪。但车站上也是一片混乱，周作人是在尤氏父子的帮助下从车窗里爬上火车的，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在火车里呆了24个小时，这才到得上海，情形颇为狼狈。 到上海后，周作人在尤炳圻家寄寓了198天。这段时期，对周作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考虑何去何从。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胡适过沪逗留，曾两次约见周作人，都被他回绝了。胡适又托人转告，建议他去台湾、香港，并保证他有教授职务，也不为他所接受。但这并非周作人对共产党有认识、有感情，也不是什么爱国情怀，故土难舍，而是别有原因。前几年，有人将周作人的下水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挂在一起，那是曲为之辩，殊属不伦不类；又说是共产党向他做过工作，叫他不要走，那也没有什么根据。不错，周作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李大钊的后人，那是属于私人情谊，而非对于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