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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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走，那也没有什么根据。不错，周作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李大钊的后人，那是属于私人情谊，而非对于主义的信仰。周作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有一面之缘，但那是多年以前的往事了。那时，周作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只是一名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一个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青年，所以毛泽东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是表示仰慕之意。而现在，毛泽东已成为胜利之师的统帅，周作人则戴着汉奸的帽子刚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情况已是今非昔比。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是对立的，但是，对于被国民党判过刑的汉奸，则是不会奉为上宾的。何况，周作人一向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相对立，现在，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又会如何对待他呢？这实在是难以逆料之事。周作人并非不想离开大陆，事实上，还在出狱之前他就通过尤炳圻写信给台湾的林炎秋，说他获释后，想到台湾，托他设法安置。后来他之所以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也没通过别的途径到台湾去，那是因为：一则，他认为胡适说话不大可靠，说过的话会忘记；二则，他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了，觉得如果离开大陆，难免会像流亡的白俄一样，要做白华，甚至会成为政治垃圾。——这些想法，后来在书信和回忆文章里，他自己都有所追述。他也曾考虑在上海安家，但是要在上海租赁房屋来安顿这么一个大家，经济上实在不胜负担。好在北京总还有房子可住，几经权衡之后，他还是决定回北京去。　　周作人于1949年8月14日回到北京，10月18日搬回八道湾旧居。住房解决了，但衣食还是一个大问题。周作人自从担任北大教授之后，虽然收入一向颇丰，但他治家无方，听凭太太羽太信子挥霍，向来没有什么积蓄。加以定罪之后，家产大部没收，这就必须为谋食而虑了。以他现在这种身份，教书是不相宜的了；有人劝他卖字，他自忖并非书法家，也未必会有多少人来买；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只能卖文为生。好在周作人在文坛上熟人尚多，别人也还愿意帮他的忙，于是，他一面翻译一些作品，一面就给报刊写散文。周作人本是散文大家，而且见多识广，读书甚多，可写的东西自然不少，但当时乃兄鲁迅的地位正隆，而其早期生活又只有他最为了解，正属奇货可居也。周作人于1923年与鲁迅决裂后，一直与之处于对立的地位，鲁迅逝世时他只马马虎虎写过两篇文章，就拒绝别人的约稿，说是以他的身份，是不便于写此类文章的。这些话，他自然不会忘记，但是，为了吃饭问题，也就顾不得身份关系，顾不得以往的声明了，就在《亦报》上大写起有关鲁迅的文章来，后来结集起来，以周遐寿的名字出版了两本书：《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文章，自然很有资料价值，但是为了多拿稿费，也就难免搀进不少水分。直到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时，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后以周启明的名字出版了一本书：《鲁迅的青年时代》。　　周作人从不肯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到大写而特写，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难免贻讥于世人。许广平就讽刺他当初骂鲁迅，现在吃鲁迅。而此时，周作人实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也。那时，他几乎是把他所占有的鲁迅资料当作钞票来使用的。周作人自己也说，他手头掌握的鲁迅资料，好比是有限的钞票，用掉一张就少一张的。所以他不肯轻易示人。曾听唐彛�先生说过，他曾经动员周作人把所藏的鲁迅文物贡献给国家，但周作人不肯，他要慢慢地拿出来换钱的。有一次，周作人拿出一些鲁迅文物，即以安排他儿子进北京图书馆工作为条件。　　不过，共产党政府对于周作人的生活还是作了安排。先是让他为出版总署译书，后来让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都能使他获得一些稿费，那时，是建国后稿费标准最高的时候。1960年起，又以预支稿费的形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付给他生活费400元。这时，教授还属于“高薪阶层”，以上海8类地区而论，一级教授的工资是360元，六级副教授是165元5角，北京是6类地区，还略低于此数。这就是说，周作人当时的生活费已超过了一级教授的工资，而一级教授在全国是为数不多的。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也承认：“其实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但是，他还是不够开销，靠向香港报刊投稿，赚点稿费来弥补亏空。后来，出版社以他家的病人已经去世，物价已经低下为理由，将周作人的生活费减去一半，降为200元。当然，这同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的形势不无关系。周作人自然更为窘迫了，他不得不多向港报投稿。但港报讲究趣味性，周作人一向以冲淡为尚的文笔难以适应，稿子常常压着发不出去。好在有曹聚仁等朋友帮忙，总还能不断发表一些文章，40多万字的《知堂回想录》虽然没有能够在报纸上连载完毕，但在曹聚仁的努力下，也还是出版了单行本。在几年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香港的朋友还不断给他寄糖、油、海味和药品等物。周作人的生活水平，比起过去来，当然是降低了很多，手头显得颇为拮据，但比起当时一般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还算是较好的了。


第四部分顾影看身不自惭——周作人的晚年心态（2）

　　对于周作人来说，最难过的还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心理上的负担。有两件事，对于他说来，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一是和大哥鲁迅的决裂，由兄弟怡怡变为形同参商；二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担任伪职，抗日战争结束后以汉奸罪被捕判刑。　　鲁迅最重兄弟情谊，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所作《别诸弟诗》就可见他对兄弟的深情：“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年轻时，鲁迅一直充当周作人的引路人，后来又为支持周作人的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学业，提早回国谋职。周作人到北大教书，也是鲁迅引荐的。八道湾的房子买下修好后，鲁迅又把主房大院让给周作人一家住，自己则住在前院较差的房子里。五四时期，他们兄弟一同成为新文化战士，二周是并提齐名的。但是，周作人却听信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妇人的谗言，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绝情到了极点。从此，二人走着不同的道路：鲁迅继续他的社会改革主张，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而周作人则提倡闲适小品，从叛徒变成隐士，最终堕落为汉奸。现在，鲁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圣人、文化革命的旗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受到人们的崇敬；而周作人，则被视为民族的罪人，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劳绩，也被一笔抹杀了。两个地位原来相等的兄弟，现在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反差实在太大。鲁迅已经逝去，世情的变化他是无从感知了，而活着的周作人，则心态难以平衡。周作人在书信中常对当时的鲁迅研究论著有所非难，而独欣赏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特别是其中所云鲁迅的思想根本是虚无之说，此尚可说是学术观点的不同，不足为怪，而他对鲁迅坟头所设塑像，说是“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就难免使人感到论者有些心理障碍了。盖世间文人作家的纪念像多多，坐像立像都有，难道都是头戴纸冠乎？周作人因握有鲁迅的第一手材料，写了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而重新赢得了文学界的重视，但这种附骥于鲁迅之后的存在价值，对于他说来，无疑是一种讽刺。所以，他一方面为了生活问题而不断写作回忆鲁迅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决不承认他当年对待兄长的错误行为。此事知者不多，鲁迅又不愿在自己的文章和书信中提起，连日记中也是隐约其辞，不知内情者未必会引起注意。事情本来可以含糊过去，偏偏老朋友许寿裳和鲁迅夫人许广平都在回忆文章中翻出这笔陈年老账，这不能不使周作人感到尴尬和恼怒。　　1960年暑假，我和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调查访问，周作人自然列入访问对象之内，但听说他正为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所谓兄弟》一节所写之事而光火，拒不见客。我们找到他和鲁迅当年的学生，后来与他们双方都有来往的常惠先生带领，这才接受访问。但所谈都是他在书中已经写过的，盖因新的内容他要留着另写文章也。后来读到《知堂回想录》和他给曹聚仁、鲍耀明的信件，知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说不辩解，而实多方辩解。比如，在《知堂回想录》第141节《不辩解说（下）》里，就指摘许寿裳道：“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又说：“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的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这里，用语相当混乱，与周作人一向清通的文风大相径庭。其实，当时鲁迅斥退周作人妻子所招来之徐、张等人，是说这是他们周家的事，你们外人不要来插手。这里所谓外人，是指周家以外的人，并非后来通称外国人为“外宾”者。周作人说他们是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显系偷换概念的手法。而且，许寿裳说出一点不同意见，何以就是“造作谣言”，就是“和正人君子一辙”呢？周作人说许寿裳是“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那么，肯定是因为许寿裳深知鲁迅的为人，又长期目睹鲁迅对周作人及其一家爱护关怀之情，这才不信周作人所说的“这事件的内容”，而别有看法。至于，周作人在这段回想录后面对鲁迅小说《伤逝》的解析，则仿佛倒是说鲁迅似有忏悔之意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这大概也只是周作人自己的感觉而已，文艺界、学术界对于《伤逝》的主题虽有不同的解释，但没有认同此说的，因为研究者从作品中实在读不出这层意思来。对于许广平的文章，他在给曹聚仁、鲍耀明的信中都有所申说，但不作正面辩解，而以“妇人之见”，全盘否定之。如说：“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大为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1961年11月28日致鲍耀明信）于是一场是非之争，遂变为妯娌斗气矣。　　周作人很缺少一点自我批评精神，用时下流行语言说，即是没有忏悔意识。所以对于自己所做的错事，总是不肯承认，而是要找出种种“理由”来硬撑面子。甚至连落水做汉奸这样的大错，也要曲为之辩。1964年7月18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仿佛他之做汉奸，是牺牲自己而拯救苍生似的。这使我们想起了汉奸总头目汪精卫所说的话：“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他们正是一鼻孔出气。


第四部分顾影看身不自惭——周作人的晚年心态（3）

　　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里，大谈被日本军方御用作家攻击为“反动老作家”之事，说他引起攻击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却绝口不提他在各种集会上配合日本侵略者对于“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比如，1942年9月13日他出席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就在书面训词中鼓吹道：“现今世界情势大变，东亚新秩序相次建立，此时中国作家自应就其职域，相当努力”，“以不变应变，精进不懈，对于华北文化有巨大的贡献。”在这里，周作人文过饰非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他在书信中还时常月旦那些依附新政权的作家，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八股腔调，而忘却自己在依附日伪政权时所发的八股腔了。这大概也是周作人要取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吧！　　周作人是在心理失衡的状态中过完他的晚年人生的。但是，孰料在他去世10多年之后，却又重新走红起来，他的著作以各种形式重新编选，重新出版，而且非常畅销。鲁迅热不断的降温，而周作人热却悄然而起。这正应了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然，这时长眠的周作人也已无从感知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捧周人物的心态。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点是值得一提的：　　一是逆反的心理。愈是受鼓吹的，愈是要找缺点；愈是被冷落的，愈是感兴趣。周作人落水做汉奸的确是大节有亏，但是他的前期，特别是五四时期，是对新文学有贡献的，过去因其晚节不终，即全部加以抹杀，自然不对，“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获得解放，一些研究者重新评价其功过是非，恢复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本是应做之事，但继之愈捧愈高，并曲为之辩，那就是逆反心理作怪了。　　二是历史的遗忘。中国近代是屈辱的时代，备受外国的侵略，因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政见有所不同，且时有学派之争，但民族观念大抵很强，爱国思想很浓，所以过去许多文人虽然也尊重周作人的历史地位，爱惜他的文才，但对他出任伪职，则有所不齿。中国知识分子当初那么欢迎新中国，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以独立的姿态在世界上站起来。但时间一久，屈辱的历史就逐渐淡忘，民族意识相对趋弱，对周作人的下水行为，也就不是那么看重了。　　三是商业的炒作。现在国内虽然还不允许成立私营出版社，但事实上书商已经很多。书商与出版家不同，他们考虑的不是文化建设，而是营利赚钱。青年人历史观念的淡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逆反心理，正是他们任意炒作的好机会。周作人热就与这种商业炒作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一切政治行为，一切商业炒作，总要随着时间而消退，历史的东西总要还给历史。无论是历史的功绩或者是历史的罪孽，总要由历史来评说。


第四部分从表现论到喇叭论——郭沫若文艺观的变迁（1）…（图）

　　五四时期真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年代。单就新文艺领域而言，就出现了不少社团、流派，并存着许多观点、风格。他们之间虽然也相互指摘，甚至彼此嘲讽，但是，谁也不能挤掉谁，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争鸣”、“齐放”的局面。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创造社标榜表现自我的艺术，还有其他许多社团，各有自己的主张，各有自己的作品，相映成趣，为新文艺增色不少。　　在创造社中，表现得最突出的作家，是郭沫若。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创作上，他都把表现论推到了极致。他从根本上否认了文艺再现性的功能，把主观意识凌驾于客观现实之上，说是“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他认为：“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真正的艺术品当然是由于纯粹充实了的主观产出。”并且表示，对于德国表现派的“将来寄以无穷的希望”。同时，他还否认文艺的功利性，赞扬无目的的目的性，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