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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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文人的误区——吴晗的悲剧（图）
这样看来，吴晗是走进了一个误区了。这是一个文人不该进去，却又常想进去的误区。 吴晗本是一介书生，他一头扎在故纸堆里，长期不问政治。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迫使他走向十字街头。他一出手，就想以他的专业学问来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他在《从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初版本）里，以传主明太祖朱元璋来影射现实政治中的蒋介石，这就使他的史笔偏离了历史真实性，把学术与政治拉扯在一起了。这步棋走得并不高明，实际上是走入了隐射史学的迷阵。好在他似有所悟，在以后的版本里作了改正。但是，他好像也并未跳出此种思维模式，所以，在建国以后，还是以学术去配合政治，以致被政治压得粉碎。 应该说，吴晗并非一个热中于仕途的人。他一面参加政治斗争，一面仍想退回书房去做学问。当他得知自己当选上北京市副市长时，正在访问苏联的旅途中，他当即打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表示辞谢，说是愿意留在清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并非故作姿态，可以相信是由衷之言，因为吴晗的确念念不忘他的明史研究。何况，当时教授的地位也还是相当高的。回国之后，周恩来与之彻夜长谈，才说服了他就任副市长之职。 而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也不是毫无所知。这只要看看他在《朱元璋传》里对朱元璋有计划整肃文人的一场政治游戏的描写，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不俗，——“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但是，评论历史是一回事，参与现实政治活动又是另一回事。文人在评论史事时往往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一旦陷入现实政治活动，就难免要变得昏头昏脑。吴晗在1950年代的政坛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反而促使他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吴晗的一位同时从政的朋友在悼文中说道：“老实说，我们都是书生，不是搞政治活动的人。吴晗的书生气，举一个例子便可以说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了，民盟成员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概是1958年秋），吴晗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在颐和园的听鹂馆聚餐，吴晗鼓励大家继续写文章，不要有任何顾虑。当时有一位同志问他：‘吴晗同志，你既然鼓励大家大胆写文章，你自己写文章为什么要用笔名呢？’吴晗同志说：‘我用笔名决不是有什么顾虑。好，从今天起，我以后写文章，一律用真名，不再用笔名。’他看政治过于单纯，由此可见一斑。”（《吴晗纪念集·缅怀吴晗同志》）同时，该文还指出，吴晗自投入政治舞台以后，一直是一帆风顺，不自觉地滋长了一种自满情绪，而且表现得锋芒毕露。作者认为：吴晗性格中的这一缺点，“与他（后来）政治上遭到挫折，也多少不无关系”。这是过来人的话，值得深思。还有，他们“三家村”里幸存的“同村人”廖沫沙，在《纪念吴晗同志》的三首诗里，以打油的形式，亦发表了许多悟道之言：“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这是值得我们细细体味的。 吴晗的悲惨命运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从吴晗的悲剧里，文人们可以总结一点什么经验教训呢？
第四部分偶与风云值，独存豪气多——记吴中杰先生（图）
年前（1997—1998年），吴中杰先生在《文学报》上写复旦大学一些前辈学者的往事旧迹，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不少复旦同人、学子读后，想起人事代谢，颇有感慨。其实他自己也有不少逸闻…… 吴先生的大名，我是年纪很轻时就如雷贯耳。1970年，“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罗织成案，吴先生被派定为“摇鹅毛扇”、“长胡子”的“狗头军师”角色。那年夏天，以江湾体育场为主会场，又在各处设立分会场，用电视现场转播，召开了40万人的批斗大会。其时吴先生不过30多岁，但因早很多日就接到不许剃去胡子的命令，拉出来果然满腮乱须，跟他被指定的角色配合得恰好。“政治常常带有戏剧性，看穿了，也就不怎么可怕。”吴先生事后如此总结。这批斗会规模宏大，吴先生在会上又死不认罪，他的名字被冠以“打倒”，吼得震天响，真是很出了一回风头，从此“天下何人不识君”。到了1980年代，有位尚属年轻的研究者一时得名，常把成就感高悬于眉宇之间，吴先生看得不耐烦，便嘲戏他一句：“兄弟在你这年纪，已经被打倒了。”——颇有点得意。 我因为久仰吴先生曾为“军师”的盛誉，到复旦读书后便跟他很接近，趁机问些往事，才知当年他与胡守钧他们并无勾搭。原来在这以前，吴先生编一种《鲁迅语录》，把鲁迅指斥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话也收进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手下人觉得他用心可疑，才找个锅把他煮进去。其实吴先生倒也没什么深意，暴得大名，多少是出于偶然。但如此不知为“尊者”讳，又在那样的大会上“横眉冷对万夫吼”，则纵无反谋，“反骨”总是长了一根的，斗他也不算全错。 其间有一个插曲：当吴先生蒙祸时，有人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正在东北下放的高云老师揪回来一起受审。一位曾和高老师同事而那时正在上海掌着大权的人物便说了句：“这人我了解，不必去找她了。”高老师因此逃过一场磨难——她是个既温良又激烈的人，比不得吴先生的皮粗骨硬耐捶打，要是卷进那股凶潮，不知会出什么事呢。因之夫妇俩对那人怀了一份感激，在他落魄孤寂的日子里，特地去探望了一次。自己的磨难也就淡忘了……因为同在“牛棚”待过，吴先生同复旦一些著名人士如苏步青、周谷城先生等都算是有点交情。但他们后来地位日隆，吴先生就很少与之交往。有一回，周谷老写了一张条幅送吴先生，是漫漫然的“博大精深”四个字。“这怎么挂出来呢？”吴先生以为不妥，又让人转告请周谷老重写。字是重写过了，但随后不久周谷老就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怎么挂出来呢？”吴先生觉得家里挂一幅副委员长的字，是一件尴尬的事，便连同前一幅都束之高阁了。周谷老竟是白白写了两回字。这故事同上面的故事合起来看，我觉得蛮有意思。 吴先生父辈的兄弟几人，有在共产党里干革命的，有在国民党里做事的，总之一家人与中国的政治纠缠得复杂。他的父亲先后在郑洞国、胡宗南手下当军官，到过延安。因为看到国民党气数将尽，早早退出行伍，解放后总还算平安。但吴先生的“家庭出身”，也就大有毛病。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明白“家庭出身”这玩意儿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在“文革”前，那可是性命交关。譬如就像吴先生本人，虽因毕业年代早而侥幸留在大学里教书，但按政策是不能重用的。从前在大学里，出身不好的教师大都为人谨慎，因为弄不好，谁也不知道会从哪里掉下祸事来。久而久之，这也成了个性，即使到了后来不怎么讲究出身的年代，总还是处处小心。但吴中杰先生却是例外，他好像有“犯上”的个人爱好，常常和当政的人过不去。事关乎己的，觉得不公平，当然不买账；事不关己的，譬如他认为哪个年轻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也要出来打抱不平。说实话，吴先生的意见，并不总是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在他自己，那是理直气壮，绝不肯把话说得绵和委顺。我问吴先生这脾性从何而来，他说是同他老爷子有关。他老爷子早年在郑洞国将军手下当连长，受顶头上司营长的气，恼了，竟拔出手枪来，还是郑洞国亲自出面打圆场，才了。听说这番缘由，我想起吴先生平时腰杆挺直、目光直视、声气洪亮的习惯，大约多少也是秉承了老爷子的军人格调。 不过吴先生终究是文化人，他的思想习惯以及性格特点，另外当别有来源，我想那主要是鲁迅。 吴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写过鲁迅的传记和其他研究著作，当年倒霉，也是缘于编鲁迅语录。研究鲁迅对于他而言，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而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鲁迅著作相渗透，获得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理解，也颇感染了鲁迅对国家与民族的一份忧念。而维护鲁迅的历史地位，阐明鲁迅思想的真实内蕴，对吴先生而言，则不仅关系到对一位历史人物的公正态度和正确理解，同时也是维护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艰难的进步。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贬低鲁迅、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与此相关联，吹捧文化保守主义，吹捧“学衡派”、“新月派”某些代表人物的声音也颇为热闹，吴先生对此作了毫不客气的抨击。譬如他的新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在谈及梁实秋时，特地引了一桩晚出的事例：梁氏去台湾后，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但当因于触犯党禁而被捕的作家李敖在警察押解下来到其寓所，请求这位文学前辈保释时，却遇到断然拒绝。这不仅是以“新典”证旧事，说明与当权者的默契是梁氏的一贯作风，而且很有现实意义：近年在内地，为梁实秋作鼓吹的颇有人在；梁氏一些声腔曲绕地说阿狗阿猫的“雅文”，也着实热乎了一阵。吴先生的提示，有助于人们看明白这些玩意儿。 在生活中，吴先生也有着温情的一面，平时他对晚辈、对学生总是很温厚，也特别喜欢同年轻人交往，而常挂在嘴上的称呼是“老弟”。有些毕业多年的弟子，仍跟他保持着深厚的交情。至于这几年他门下的博士、硕士们，背后聊天，叫他“老爷子”，尊敬通过戏谑来表达。“老爷子讲课到了得意处，小眼睛一眯，身子都摇起来。”这是吴门女博士张岩冰的形容。 说了好久，其实没说到吴先生生活里最最要紧的内容——他的女儿扬扬。据吴先生说，他们家里女儿地位最高，夫人其次，他自己则是“三等公民”。其实，我明白吴先生虽说是豪气之人，但生逢其时，路途多艰，难免积下许多伤感，只是不屑说罢了。所以愿意以自己的艰辛，给下一辈开一条好走的路，那幸福多少也算是自己的。这也用得着鲁迅的诗句，叫做“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第四部分后记
这里所结集的一组散文，是在朋友们的推动下写成的。最初是赵莱静兄约我为《上海戏剧》写稿，我于戏剧素无研究，难以应命，就写了一篇记戏剧家赵景深先生的文章，聊以塞责。交卷既罢，没有再写下去的意思。后来与郦国义、胡平等几位老弟聚会，漫议知识分子的遭遇，颇受启发，兴之所至，又写了一篇《复旦奇人赵宋庆》。不料郦国义看后，大感兴趣，要我为他所主编的《文学报》开设专栏，连续写下去，“学人心迹”这个栏名也是他拟的。接着，《美文》杂志和别的报刊也约我写同类文章，出版社又愿意出书，于是就陆陆续续写了这样一组散文。 开始仅凭记忆所及信笔写来，后来则感到有查阅资料的必要，并且对当事者和关系人进行了采访。有位朋友开玩笑说：你简直从学者变成记者了。但这种采访却使我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所欠缺的材料，促使我做更深入的思考。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这些学人的经历和心迹，如果不只作为掌故看，那是很有耐人寻味之处的。可惜我交游不广，认识的学人不多，所能写的也就很有限了。 撰写人物印象记，是要以生活感受为基础的，有些很值得写的学人，因为没有接触，无法下笔，或者虽有接触，但了解不多，也难以成篇。比如，复旦物理系周同庆教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者，我听他的研究生说起过，1958年上峰提出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超英赶美”的口号时，他刚好访问印度归来，就发表意见道：“我们在15年时间内能赶上印度就不错了，谈什么超英赶美！”这种话在当时是相当刺耳的，但无疑要比那种以科学家的权威身份来论证亩产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的可能性，从而为大跃进放卫星推波助澜，为狂热症火上加油者，对国计民生要有益得多。但是这位讲真话的科学家，不但自己挨批，而且连所带的研究生也被下放劳动去了。理科的研究生是要给导师当实验助手的，赶走他的研究生，自然也就拆了他的台。这位一级教授后来的景况很不好。 又如，外文系的冒效鲁先生，风流倜傥，一派才子风度。他曾在驻苏某领事馆工作过，俄语极好，听说在外文系讲授俄语语法研究时，根本不看书本，也不立在黑板前写板书，而是坐在课桌上信口而谈，讲得头头是道。他也教过我们中文系的俄语课，常常出口就是古典辞章，极其风趣。而且有时还要与同学开开玩笑，如对迟迟才起来回答问题的人说“千呼万唤始起来，犹抱讲义半遮面”之类。一打听，原来先生是江南才子冒辟疆的后代，真是有家学渊源。听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还交出过董小宛写的扇面，本意是在交代家庭的反动历史的，但在运动成果展览会上展览时，倒反引起人们的赞叹，——可见要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实在也并不容易。冒先生性格直率，口无遮拦，终于不见容于复旦，被支援到安徽大学去了。他写得一手好诗词，常与钱锺书唱和，深得钱锺书的赞赏，但却不大肯动笔撰写论著，所以虽然满腹经纶，而在评教授职称时却屡屡受阻，最后校方请钱锺书、戈宝权写鉴定，听说他们写了这样意思的话：此人不评，还评何人！这才评上教授。但此时，他已进入垂暮之年了。 很可惜，我不能把他们的心迹和风貌一一描绘下来，供人瞻仰。这里所写的，只是一鳞半爪。 另有几篇杂文和评论，与这组人物印象记写法不一样，但主题却是相关的，故作为附录收在后面。 吴中杰1998年8月16日于复旦凉城宿舍
第四部分增订本跋
时间过得真快，本书出版已快七年了。七年前，正是北京大学举行百年庆典的时候，所以本书《代序》是借北大的两种传统来探讨大学精神。今年却是复旦大学的百年校庆了，作为复旦学子，我又写了另一本散文集《复旦往事》，以资纪念。 这两本书可说是姐妹篇，都以复旦学人为主，描写知识分子的际遇。所不同者，一重记事，一重写人，——当然，本书还兼及几位不在复旦工作的海上学人。因为两本书的性质相似，所以在写完《复旦往事》之后，我又回过头来修订本书，并增写了四篇，拟在同一出版社出版增订本。本书在三联书店出初版本时，原名《海上学人漫记》，既然要与《复旦往事》配对，也就略去“漫记”二字，改为《海上学人》。 当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以《学人心迹》的专栏名，在《文学报》上连载时，骆玉明老弟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