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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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忘”，长期坚持，不断探索，不断验证，才能有所成就。 “文化大革命”之前，学生会曾请望老题字，当时有许多政治口号，极为红火，学生会干部希望他能写上一句，但他不肯，只题了“又红又专”四个字，因为对这个口号，他是赞成的。但这幅字，大概不被重视的缘故，早不知被人丢到何处去了，他儿子想去找回，也没有找到。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学者，为了紧跟形势，为了救出自己，或者还想附势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为法家大唱赞歌。但望道先生则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法家杀气太重。……”虽然欲说还休，但忧虑之情可掬。那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望老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望老不肯改，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望老对他的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3）
望道先生不但在平和中保持了个性，而且在严肃中充满着感情。贾植芳先生就常常念叨望道先生当年对他的关心，那当然是在1955年他因胡风案被捕之前的事了。有一天，望老夫人蔡葵先生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他们每月送给贾先生4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贾先生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这可见望道先生如何善于体贴人心，而且也很富于幽默感。其实，这种请人“帮助花钱”的事，是望道先生的老习惯了。1930—1940年代，他就经常拿自己的工资来支援穷学生，也并不声张，有时蔡先生发现他拿回来的工资太少了，问起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望道先生对朋友的情义，在乐嗣炳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充分。他们二人是1930年代提倡大众语运动的老战友，当年为了反对复古思潮，为了中国语文的新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甚至被人扣上红帽子。可是，乐先生命途多舛，一生颠沛流离，1950年代初在广西柳州军分区当联络员，做争取土匪的工作，但不知怎样一来，却被当作通匪的嫌疑分子关了起来。审查了三年，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在老朋友司法部长史良的关心下放了出来，也不做正式结论。其时，望道先生身兼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华东文化局局长等许多职务，处于高位，但他并没有“一阔脸就变”，当乐先生于1953年8月份一回到上海，望道先生就介绍这位落魄的老朋友进复旦中文系做语言学教授。不料到得1957年，乐先生又被打成右派分子。望道先生还是非常关心他，在乐先生摘去右派帽子的当晚，望老偕同夫人，登门拜访。此后，二人仍经常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望道先生当校长时，正是校长缺乏权力之时。但是，他还是要利用手中不多的权力，来为师生员工做点好事。他常说学生能来复旦读书不容易，轻易不要处分。每当有学生犯事，——多半是思想上的事，公安局要来抓人时，望老总说慢点批，他要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因为公安局一抓，这个学生就要除名，这一辈子也就完了。所以凡是能保的，望老总要保一下。 望道先生自己掏钱买树，绿化校园，以及尊重工友，帮助工友等事，在复旦时有所闻。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临终时，还在关心复旦师生员工的生活，为复旦划归市区之事而操心。盖因复旦地处城乡结合部，划归市区或者划归郊区，处于两可之间，1950年代复旦原属杨浦区，属于市区，恰恰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却被划到宝山县去了，属于郊区，当时物资供应市区与郊区是大不一样的，——肉票、油票等，郊区都少于市区，点心票也没有，这在每一两粮票都算着用的时候，就使复旦师生员工吃亏不少。从那时起，望道先生就不断地向市领导提出请求，要把复旦划为市区，但一直没有解决。在他病重时，他告诉家人，凡是市里领导人来看望，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市领导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市区的问题。在他一再要求之下，总算将此事解决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争取一项具体待遇的问题，而是一个校长的责任心，——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没有下台就骂声不绝，有些人一下台就无人理睬，而望道先生逝世几十年了，老复旦们还深深地怀念着他的原因了。
第一部分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1）…（图）
郭绍虞先生是复旦中文系唯一的一级教授，——当然，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但是，他做了校长之后，就离系而去，不再教书了。所以，实际在系里教书的一级教授，就只有郭绍虞先生。 但是，这位一级教授却不是科班出身。他不但没有上过大学，就连中等学校也没有毕业，只在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一年书，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就去做小学教师了。但他十分努力，自修文史，以扎实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可以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胡适就很赏识他，推荐他到协和大学教书，协和大学校长一看他的学历，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一位教授去对他进行考核。倾谈之下，那位教授认为他很有学问，复命之后，校长就聘郭先生为文学院院长。从此郭先生就成为有名望的教授，后来还做过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9月，他从同济调到复旦，做了复旦中文系系主任。 郭先生年轻时大概颇为活跃，他写过体育史著作，从事过新文学运动，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据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酝酿时，本没有沈雁冰和叶圣陶，还是郭绍虞先生提名介绍的。郭先生与叶圣陶是小学同学，关系一直很好，与沈雁冰也是老朋友。 但是，在我见到郭先生时，他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长者了，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州腔。大家都尊称他为郭老，——高班同学有时叫他“郭老板”，那是为了要他多拿些钱出来开迎新会之类。当时高校教师收入较高，而且师生关系也较为融洽，每有迎新会联欢会之类，学生会干部就到各位老师那里募钱，教师们都会认捐一些，郭老是系主任，工资又最高，每次出的钱也最多。但1957年之后，师生渐渐隔阂，再也没有这类事情了。 郭老住在复旦庐山村时，客厅里挂着一幅水墨立轴，画着郭老的全身像，长袍布鞋，手持书卷，面带笑意，一副敦厚的样子，非常传神。 我们读书时，郭老身体很不好，血压高，有时还到了危险的境地。但他仍很用功，努力接受新理论，修改他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955年就出版了修改本。复旦地处郊野，夏夜多蚊，那时设备又不好，听说郭老是穿着高筒胶鞋来工作的，这种精神，着实令我辈后生小子感动。后来搬到南京西路住，条件好些了，郭老年事虽高，但始终笔耕不辍。据他助手说，郭老每天起得很早，梳洗后即进书房工作，午饭后，略事小憩，再工作到傍晚。因为年老，晚上才不工作。也不大有什么娱乐活动，只偶尔听听评弹，这是苏州人的普遍爱好。因为郭师母张方行女士非常能干，而且对郭老体贴入微，衣食住行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连郭老所吃之药也都送到手边，不用他分心，所以郭老从来不理家务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时，郭师母为了要郭老休息一下脑子，安排他干点摘豆芽之类的轻活，郭老干了一会儿也就不愿干了，仍旧去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晚年犹如此用功，年轻时更可想而知了。我想，一个中等学校都没有毕业的人，能成为权威学者，做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努力出来的吧！ 有人问郭老：“你这样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钻在书本里，不感到枯燥吗？”他答道：“与古人交友，其乐无穷。”的确，他对自己家里的事很少过问，大都是一问三不知，但对古人的油盐酱醋，却搞得极其清楚。郭老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名世，搞的是宏观研究，但与时下超越微观的宏观研究不同，他的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功夫非常扎实，书中没有空言套话。我们只要看看他后来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的文章，就知道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各个细部所下工夫之深，可见《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的成功不是偶然的。1960年代初，他受命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能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也就不奇怪了。 郭老学识渊博，治学范围很广。除了文学批评史之外，他还对语言学下过很深的工夫。早年出过《语文通论》和《语文通论续编》二书，很受学术界的重视，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后来都收入《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中；晚年又写《语法修辞新探》，与吕叔湘、陈望道持异议，独创新说。所以他不但是文学批评史权威，同时还是重要的语言学家。而这两门学问，对他来说，又是相辅相成的。 郭老学问虽好，但口才却实在并不怎么样。他给我们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慕名来听者很多，一间不小的教室都挤满了，那时蒋孔阳先生还是青年教师，自愿参加辅导，阵势很为壮观。但是郭老讲课时，满口苏州的口头语：“这个，这个；在咕，在咕”，总是讲不清楚，再加上他自己所说的“中气不足”，声音轻微，教学效果并不好。听他的课，远不如看他的书来得带劲。郭老虽然是语言学家，文章也写得极其规范，但讲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同学调皮，经常学他在迎新会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伙伴。”可见他并无即席讲话之才。郭老虽然有此短处，但因为他学问大，对人好，所以无损于他的威信，同学们学起他的话语来，反而有一种亲切感。
第一部分与古人交友的人——记郭绍虞先生（2）
郭老乐于助人是有名的。听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时，有一个学生在旅馆里生了重病，又无钱付费，店主人要赶他出去，在百般无奈时，他说：我是燕京大学学生，你可以打电话找我的老师郭绍虞先生，他会给我想办法的。郭老接到电话之后，果真为他付了钱，并把他接到家里来治病。抗日战争初期，因为燕大是美国人管的教会学校，日本占领军不能插手，郭老在文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帮人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他为周作人安排了课程，使其有些收入，能够渡过难关。只可惜周作人辜负了他的好意，还是下水了。调到复旦之后，郭老的工资收入虽然远不如在燕大和同济时多，但仍旧乐于助人，给有困难的教师送药送钱。解放初期，吴文祺先生生活困难，而且有病，就经常得到郭老的帮助；“文革”后期，施昌东患了癌症，开刀后需人照料，但妻子远在四川，照顾不到，施昌东是“右派分子”，虽已摘帽，但仍被视为异类，要想通过正常手续调来妻子是不可能的，他曾写信给当时很走红的某教授，要求帮助，却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回信，他又去求助郭老，还是郭老设法疏通，才把他的妻子调来，郭师母还叫郭老的助手送蛋、送钱给施昌东。 郭老虽然在1940年代社会地位就很高，工资也很高，但他深恶当时的腐败现象，对新中国是热忱欢迎的。他是1950年代较早一批加入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还把他在苏州的99间房子上交给国家，可见其虔诚。但因为他老先生是与古人交友的人，终日沉浸在古人的世界里，对于现实政治的各种微妙关系其实并不了解，他曾努力辨析，但是愈辨愈糊涂。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宣队进驻后，搞什么“抗大学习班”要“清理阶级队伍”，在清理过程中，把郭老也批判了一通。郭老作了一个发言，竭力想辨清“错误”与“罪行”的区别，意谓他有错误，而没有罪行。但那是“口含天宪，朕即王法”的年代，怎能容你进行理论辨析呢？我们只觉得他书呆子气十足。1949年以后，他总想努力跟上形势，却跟得很吃力，而又做了很多无效劳动。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这与风派人物不同，郭老实在是想跟上形势，虔诚地接受新理论，而对这种“新理论”的政治背景却缺乏了解和认识。 但是，郭老在民族大节上，却是分辨得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美国成了日本的敌方，燕京大学也就被日军所占领。有人来引诱郭老下水，为郭老所坚拒。郭老最后一课为学生讲解《诗经》中的《黍离》，当读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时，台上台下，一片唏嘘。此情此景，有如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所描写的样子，多年之后，闻之犹令人感动。 从郭老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
第一部分刘翁得马，焉知非祸——记刘大杰先生（1）…（图）
刘大杰先生以“断肠人”自称，是在1957年开刀割肠之后。这之前，他风流倜傥，活跃非常。大杰先生是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漂亮，课也讲得极其生动活泼。他教我们魏晋—隋唐这段文学史，每周5节课，课时虽多，却始终引人入胜，使人心无旁骛。 读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听大杰先生讲课，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那时，还没有统一的高校文科教材，各校自行编写和指定。大杰先生所用的教材，就是他自己这本《中国文学发展史》，——那时，该书尚未出版修订本，我们读的是1940年代中华书局出的本子。但在开列这本书时，先生特地声明道：“教师本不该将自己的著作介绍给学生看的，但现在文学史还没有相应的参考书，只好把自己的著作开给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不过，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另外编写了简洁的讲义。每次上课，先在黑板上抄一段讲义，然后加以发挥。有一次，他说出门时太匆忙，忘记带那本写着讲义的笔记簿了，但他的记忆力真好，拍拍脑袋，居然能在黑板上默写出来。因为同学们已经抄下了黑板上写的讲义，课后又有他的书本可看，所以听讲时也就不必再记什么，而可全神贯注听他发挥。大杰先生也真能讲，比如讲建安文学，他从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讲到慷慨多气的文风，一直讲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倾倒，徐干又如何以平视而获罪；讲竹林七贤，就从魏晋玄学，讲到清谈之风，一直讲到山涛妻子如何隔壁偷听，极其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