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1）…（图）

　　陈子展先生一生都过得不顺遂，建国前一直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建国后又受到共产党的错误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也不肯放弃真理违心认错，而是挺直脊梁，一争到底，在斗争中表现出他的人格力量。若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可以说：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若排起履历来，子展先生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战士了。他在1922年就住进了湖南自修大学，这家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别出心裁的创造。在这里，子展先生先后与李维汉、李达、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共产党人同事或同住过，并与毛泽东相识。马日事变后，被悬赏通缉，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前一个月，他的名字还列在黑名单中，国民党军警还到复旦大学搜捕过他。他是在1927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困难、许多党员纷纷退党时，加入共产党的，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还不能算是共产党的正式成员，但国民党却已将他作为共产党要犯加以通缉了；而因为躲避通缉，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这无损于子展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他一直在做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表了很多揭露性的杂文，是1930年代重要的杂文家。如《正面文章反看法》、《读书作文安全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湖南精神与广东精神》等文章，写得相当泼辣。他那时通读了二十四史，又深入于现实斗争，所以能写得一手好杂文。　　子展先生是193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的，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讲堂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除了传授文化知识之外，教师们常常要发表对于现实的见解，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子展先生的见解和态度，必然要触犯时忌，而当时的教育界则是在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控制之下，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听说，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子展先生与CC系就斗得很厉害，以致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要解聘子展先生。正在危难之际，冯玉祥将军得知此事，特制了一张特大的大红拜帖送到复旦，上书“太老师陈子展先生启”，下面署上冯玉祥的名字，还特意要摆在门房里给大家观看，这才吓退了CC系及其喽啰，没有敢下解聘书。盖因子展先生的一位学生曾教过冯玉祥读书，故有“太老师”之称，而冯玉祥此时虽然已被架空，手中没有了兵权，但名义上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与蒋介石也还没有彻底闹翻，而且又算是结拜兄弟，这一点威慑力量还是有的。　　子展先生就这么一直斗到新中国成立，应该说，他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不屈不挠的。但学校的情况也极为复杂，这么一路斗下来，总难免有些恩恩怨怨，而这些恩恩怨怨，也难免会延续下来。再加上子展先生虽有湖南人“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缺乏讲机变善妥协的灵活性，这就难免要吃亏了。　　建国之初，军代表和党组织还是重视子展先生的。当初的军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曾经登门拜访，请子展先生出山，但是，他不肯出山。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但是，真空总是需要有东西来填补的，既然你不肯出来，总有人会出来占据这个位置的，而做领导的，也少不得有帮场的人。所以，新的积极分子受到领导人的赏识，也是必然之事。这个道理，子展先生未必不晓得。但最使他恼火的是，出来跟着新的领导走，成为新的积极分子的，竟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公馆派”。所谓“公馆派”，就是子展先生所指当年经常出入于章益校长公馆的人。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一个权力者倒了之后，追随者改为去追随新的有权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本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中国有五朝元老，多三代红人。何况，现在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有人能悟今是而觉昨非，追求进步，靠拢领导，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而政治家们则总是较为看重现实的需要，远甚于已成陈迹的历史。而且，即使子展先生能够慨然出山，凭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去迎合领导，而难免要自行其是，冲突是早迟间事。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2）

　　然而，形势逆转之快，却使当事人难以接受。子展先生感到愤怒，他写了一封信给党委书记，说你当初虽曾支持过我，但现在却跟一些人一起迫害我了，因而严加指摘。当时，有人要调他到北京工作，他也回绝了，而提出要回湖南老家去。后经陈望道校长劝说，虽然仍留在复旦，但心情总是不舒畅的了。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受到挫伤，特别是有人借故指责他的讲稿陈旧，很使他愤然。于是他干脆待在家里，不再上课。　　子展先生虽然离群索居，但是仍旧难逃1957年的劫难。　　本来，子展先生不出席会议，不参加鸣放，不为“阳谋”所动，该是可以平安无事的了。但不料却有人打上门来。来者是一位老相识，建国后做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很是走红，却为子展先生所看不起。这回他声称是代表党来通知陈子展必须参加会议，子展先生一下子火气就冒上来了，立刻顶上一句：“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原是骂那位盛气凌人的来者的话，但汇报上去，却成了是骂共产党的话了。于是罪莫大焉，子展先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但是他硬是不买这个账，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且留起长胡子，仍旧关在家里研究《诗经》、《楚辞》。子展先生虽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但从不去通路子，而是自己硬顶着，这很令人肃然起敬，连复旦党委中有些人在私下里也称赞他“耿介”，说他认识那么多中央大佬，也从来不去找他们。但后来，上面还是知道了此事，中央统战部出面过问，复旦才于1959年10月间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原来是要他先承认错误，做个检讨的，但子展先生硬是不肯，也只好作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子展先生被迫离校，进了牛棚，后来又下到班级，接受监督，有时还要跟班下乡劳动。有一段时期，我和他分在一个小组，又同为改造对象，常在一起劳动、休息，得有机会经常聊天。子展先生很健谈，你只要提个头，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谈文学、谈历史，但从来不谈他与那些大佬的交往。工宣队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当然在被清理之列，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对他的批判会。但批判之后，同学们对他不是痛恨，倒反而尊敬，有些另眼相看了。因为这个老右派却原来是个老革命，而且是根硬骨头。人们在运动中虽然常把那些硬骨头叫作“顽固派”、“死硬分子”，但内心里还是给予很大的敬意的；倒是对那些随风转的风派人物和一压即屈服的软骨头，很有点看不起。所以，在“文革”期间，学生们对于子展先生倒也并不特别为难。只是，他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是国民党找他麻烦，后来共产党又找他麻烦？就像哈姆雷特思索“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样，老是解不开这个结。　　“文革”结束后，子展先生搬到复旦渝庄来住，生活也较为安定一些，那时，他虽已80多岁高龄，但仍奋力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终于完成了《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两本大部头著作，出版后，很得学术界的好评。《诗经直解》出版后不久，王蘧常先生曾送我一副章草对联，附带提了一个条件，要我向子展先生要一本《诗经直解》签名本给他。他们原是朋友，但子展先生却忘记送书了。　　子展先生建国前曾出版过《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讲话》、《唐宋文学史》等书，前两本书还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就学术水平而言，《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毕竟是后来居上，它们是作者沉潜多年的发愤之作。子展先生自己说：“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今人辩难。”即使在艰难困顿之中，即使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他仍不忘与人论辩争斗也。　　此之谓陈子展先生！　　


第二部分不肯跟风的独行者——记蒋天枢先生（图）

　　时下，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蒋天枢先生也因整理《陈寅恪文集》并撰写《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而出名。其实，蒋先生是一个不求闻达，不计利益，一生埋首书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心血来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和对学术的痴心，别无他求。所以，当上海古籍出版社将2000元整理编辑费开给蒋先生时，却被他退了回去。他说：为老师整理遗著，是决不能取酬的。真是古道可风。　　蒋先生不但自己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以此诲人，对学生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他给我们上先秦两汉文学史，是我们刚入学那一年。那时，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做着作家梦进入中文系的，因为能写几句文章，或者曾诌过几首小诗，个个以才子才女自居，很以为了不起。入学之后，方知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教学、研究人才的，失望之余，难免觉得有点闷气，再加以一上来就读佶屈聱牙的《盘庚篇》，读解释得很牵强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实在提不起兴趣来。蒋先生知道这情况，就花了两节课时间来务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蒋先生在两节课内讲了很多话，我大都已经忘却，但有两点，因为课后同学们时常议论，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要我们扎扎实实做学问，首先要把基础打好，以后才能搞研究，不能凭着兴趣读书；二是不要急于写文章，特别是不要去写“报屁股”文章，蒋先生调侃道：“你们急于在报屁股上发一些豆腐干块文章，无非是想买花生米吃，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此后同学们谈起蒋先生来，总喜欢学他的话，说“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不要写报屁股文章”。可见他的务虚课给我们的印象之深。——当然，蒋先生叫我们不要急于写文章，与日后复旦某些领导人反对个人写文章是不同的。蒋先生是要同学们先打好基础，再写文章，而复旦某些领导人则是把个人发表文章当作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来批判，完全是两种思路。　　蒋先生还要我们每人写一篇自述，谈谈自己以前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古典文学的基础，以及今后的学习打算和志趣，目的是在因材施教。那时候，我的兴趣全在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所读古书不多，基础很差，不足以应付中文系的功课，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基础了。在蒋先生的引导和督促之下，这才硬着头皮读古书，水平渐渐有所提高。记得在一两年之后，蒋先生已不教我们班级的课了，他在路上碰到我时，还叫住我，了解我的读书情况，询问我古书阅读能力和古文表达能力是否有所提高，老师这种认真的精神，使我不敢过分偷懒。　　至于如何打基础，蒋先生对我们倒没有提出太高的要求。大概因为我们当时还是本科生的缘故，所以他只要求我们读一些基本文学典籍，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等。但他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就不同了，后来他指导章培恒兄研究先秦文学，就要求他从《说文》、《尔雅》读起，并标点《史记》、《汉书》。这大概是本着陈寅恪的学文先识字的主张，也是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蒋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出身，曾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走的就是他们这条路子。他自己做学问认真，基础扎实，不轻易动笔，更不肯跟风赶时髦。1950年代学术思想大变动，学者们忙于捐弃旧我，急于用新观点来教课和写文章，而蒋先生却坚持原来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仍旧走自己的路，不为时势所左右，很有乃师陈寅恪的风度。他提交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不是当时流行的什么“人民性”、“倾向性”之类，而是《诗大明“缵女维莘”考释》，对“缵女维莘”四个字考释了将近两万字。　　蒋先生对于他的老师，极其尊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多有描述。陈寅恪对这位学生也是非常信任，在他目盲不能看书之后，就把许多书交给蒋先生。蒋先生家中放不下这许多书，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记得在1959年大跃进岁月，别人都在忙于快速编书放卫星，蒋先生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系里整理陈寅恪的藏书。我当时借住在系办公室，常在一旁陪着聊天。蒋先生平时非常和气，但是，为了维护老师的学术威望，有时却难免动怒。有一次他在路上见到我，老远就把我叫过去，板着面孔问道：“《解放日报》上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知道，他指的是那篇署名“吴中”的批判王国维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中文系五年级一个写作小组所写，他们将“中五”二字倒过来，再将“五”字谐音为“吴”，变成“吴中”这个笔名，遂使蒋先生误以为是我吴中杰所写，所以对我满脸怒气。我赶忙声明此文非我所为，并说明我近期正在研究鲁迅，至今尚未写过讨论王国维的文章。蒋先生这才转露笑脸，说：“那好，那好。”多年以后，在一个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有一位老先生对此书颇不以为然，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盖因这位老先生一向认为，传记文学应能激励士气，故传主应选择爱国志士和社会实干家。当然，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又别有一番深意，这本是可以讨论，值得争鸣的问题。但蒋先生一听到对于他所敬爱的老师有所非难，即引用了《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其辞枝”，不愿再多谈了。　　在蒋先生身上，我们看到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尊师思想。这在过去，本也不足为奇，但在经过这么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蒋先生仍能保持这种思想精神，却是十分难得的了。


第二部分复旦奇人——记赵宋庆先生（图）

　　上世纪40年代，复旦大学有九妖十八怪之说。那是指一些具有畸行，不同凡俗的教师。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到1953年我入学时，教师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言行已日趋规范化，很少表露出独特之处了。只有赵宋庆先生仍保持着他的特异风格：很久不理的长头发、乱蓬蓬的胡子、长年穿一件破旧的长衫。这副做派，在今日的青年人看来，是不以为奇的，但在当时中山装、列宁装统一服装界的时代，穿一件西装已经是很突出的了，何况长衫，何况还要披头散发、满脸胡子乎！赵先生之引人注目是必然的。听一位青年教师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党委书记对赵宋庆先生很是关注，列入重点帮助对象，但赵先生实在并无什么历史问题，领导和群众所指出来的重要缺点，也只是：名士作风，自由散漫，留长头发，不讲卫生，不修边幅，有黄昏思想。因而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只要把长头发剪短，思想检查即可通过。似乎头发一剪短，思想就如同朝阳一般上升了。但是，长头发剪短了是会再长起的，到我入学时，赵先生仍旧是一头长发，一脸胡子，一袭长衫，似乎思想改造运动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赵宋庆先生的家属在镇江老家，他一个人住在复旦嘉陵村宿舍，生活极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