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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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有很多世俗的东西，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但是他善良、坦率、随和、勤奋，这就使得人们不时地怀念他。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1）…（图）
我一直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一幕。那时，大字报还是有控制的张贴，除了各系办公楼走廊之外，每个系均分得几间教室作为固定的张贴地点。被贴大字报的对象也是内定的，张世禄先生即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张先生被勒令到教室里去看揭发他的大字报，严厉的措辞，不实的指摘，使他惶恐万分。好在一重重大字报帘幕还勉强能遮住他一脸的尴尬。突然，一拨子革命学生衔命而来，在门口凶神恶煞般地大吼道：“张世禄，滚出来！”张先生赶忙从大字报帘幕中转了出来，低头，弯腰，接受现场批斗。红卫兵批上几句，就要张先生表态承认一次。对于这些不实之词，承认不好，不承认又过不了关，真使人处于两难境地。但张先生一脸谦卑神态，一口一个“我有罪”、“我有罪”的回答，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了。 这些学生在不久之前还听过张先生的课，转瞬之间就变成这副样子，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张先生的课讲得很好。虽然是资料繁多、缺乏趣味性的语言学课程，他也讲得条理清楚，幽默生动。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但一向少有人与他接近，因为听说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多，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本，同学会、同乡会之类，就是为了拓展关系网而建立的，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更被有些人所羡慕；但在那大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这却是人人怕沾惹的事，回避与疏离也是必然的。不过人并非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既生长在枝蔓繁复的人类社会里，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君不见那些社会关系最清楚、最单纯的红五类，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纷纷亮出许多海外关系来，这就可见马克思所言之不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实，张世禄先生既有国民党的关系，也有共产党的关系。他的胞兄张书旂是有名的花鸟画家，任教于中央大学，很为国民党当局所器重。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张书旂创作了一幅《百鸽图》，由蒋介石题上“信义和平”四个字，作为中国政府的贺礼，由中国国家代表团带到美国。这幅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悬挂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现收藏在罗斯福纪念馆中。后来张书旂侨居美国，客死在那里。但是，张世禄先生的堂弟张纪恩却是共产党的干部，1928年就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载有张纪恩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后来向忠发叛变，中央机关被破坏，张纪恩被捕，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中还曾提及。据说张世禄先生就是为了营救张纪恩而与国民党CC系发生关系的。其时CC系主管教育，正需要拉拢张世禄这样的名教授来支撑门面，张世禄也需要利用CC系的力量来营救堂弟，这样就有了交换的条件。张纪恩死里逃生，判为5年徒刑，而张世禄却陷入了CC系的圈套，参加他们主持的大学教授联谊会。虽然后来张先生下决心摆脱了CC系的关系，1949年教育当局给他送来飞机票，要他到台湾去，他也没有去。但是历史的痕迹已经无法抹去了。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的陈迹，建国以后张世禄先生就在精神的重压下过日子。尽管他业务很好，但总是不受信用，而且有事没事总是被找茬子来批一通。比如，张先生努力工作，课上得最多，本来应该表扬的，但却反而被批评为拿那么多的超工作量补贴，是资产阶级思想，倒不如那些不上课或少上课的人。但批评者也不想一想，张世禄先生有10个子女要扶养，怎么能放弃这份劳动所得呢？而一到政治运动来临，张先生的日子就更难过了。1950年代初期，到“革大”（革命大学之简称）里去学习，交代清楚历史问题是必不可免的；到1957年，又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虽然他并没有鸣放什么意见。好在这份上报名单恰巧落在他的浦江老乡石西民手里，石西民晚于张纪恩参加共产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大概看在革命前辈张纪恩的面上，就借口业务上还要用人，把张世禄保了下来。所以张世禄先生后来又有一顶帽子，叫作“漏网右派”。而且“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批斗石西民时，还被拉去做过陪斗。 “文革”以前，领导人物就常常警告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并且不时要使用棍子来敲打一下，使之比较服帖；“文革”期间就更不必说了。但张世禄先生却是一直很自觉地夹起尾巴做人。他在政治上很谨慎，决不标新立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一觉得与政治有关，他马上放弃自己意见，立刻表态认同。比如，他根据汉语的特点，一向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但建国后看到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汉字拉丁化，意识到这是政治问题，马上改变态度，撰文表态赞成。又如，对于大跃进时代的大兵团集体科研方式和日日夜夜持续作战做法，他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也坚持参加，不敢懈怠。虽然有时也会压抑不住，难免会蹦出一句惊人之语。有一天晚上，挑灯夜战编教材的教室里，电灯突然熄灭了，张先生脱口而出：“电灯都感到吃不消了！”这本是一句幽默话语，却被当作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从此，张先生就更加谨慎了。 但是，一涉及学术领域，张世禄先生的态度却硬得出奇，与他政治态度上的驯服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大概他觉得语言学上的问题，除个别带有方向性者外，大都与政治无涉，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学术研究是他生命的寄托，在这上面，他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有“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有许多原来主张用“语法”二字来表述的人，都纷纷放弃己见，投到“文法学派”的旗下，只有张世禄先生仍旧坚持“语法”的称谓。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1949年以来，陈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目的是要张世禄先生同意“文法”的提法。但是，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他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的。”而他发表的，仍是“语法”之见。虽然这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但是在当时，在复旦，张先生要如此地坚持己见，还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2）
其实，张世禄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是自有主张，不肯随俗的人。他勤于著述，富有创造性。张先生出身于南京东南大学，这里是《学衡》派的基地，五四以后，以提倡“国学”闻名，校方也的确聘请有许多国学家来教学。张先生在这里打好了旧学的基础，但是他不愿意沿着前人的老路子走下去，他想用现代化的方法来研究汉语。于是他看中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学说。高本汉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同汉语音韵学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语史研究方法，张先生认为这是汉语音韵学科学化现代化之路。他翻译了高本汉的许多著作，如：《中国语和中国文》、《汉语词类》、《诗经研究》、《老子韵考》等，将这新的研究方法加以引进。同时，他还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出版了《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语音学纲要》、《中国音韵学史》等著作。这都是1940年代以前之事。当然，他还写过其他许多著作，如《中国文艺变迁论》、《语言学概论》、《音韵学》、《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等书，但那段时期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他有意识地要改进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将它推向现代化。赵元任在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时，把高本汉的《汉语词类》与章太炎的《文始》相提并论，张先生就深不以为然，他认为章太炎的古音研究虽然是集古人的大成，达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但其研究方法是古典式的，毕竟还有局限性，要突破传统格局，必须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而高本汉的方法则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他们两人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这可见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问题，在张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他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也的确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开拓者。有一次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到复旦讲学，看见张世禄先生坐在台下，就说：“我是读了张世禄先生的著作，受到启发，才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可见其影响之大。
1950年代以后，张先生研究的重点转到词汇方面来，虽然也出版过几本著作，但影响不及三四十年代大，不过他没有停止学术上的思考，到“文革”结束之后，他又焕发了学术青春，80高龄之时，在中文系的学术报告上做《汉语语法的体系问题》的报告，说80年来中国语法研究都是洋框框，要重新建构，引起语言学界很大的震动。1978年他出版了《古代汉语》专著，提出了新的语法体系。张先生在学术上一生不断地创造，真是老而弥坚。 “文革”结束之后，张世禄先生的政治待遇也大有改善。在“两个凡是”思想指导的时代，给他做的政治结论还是“历史反革命”，张先生本着在政治上从来不抗争的原则，也就签了字，但是子女不同意，提出申诉，恰好转眼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审查的结果，才去掉了这顶帽子。学术界也恢复了对张先生的尊敬，他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后又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张先生此时认真地带博士生，一如他当年认真地教本科生。张先生本来就高度近视，以前上课时，常把鼻子贴着讲稿看字，现在加上白内障，视力就更差了。但他还是要认真地审阅学生的论文，就叫研究生把论文抄成大字本，并且录好音，他边听边看，边提意见，其吃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986年，上海学术界隆重召开会议，庆祝张世禄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65周年，张师母看到这个场面，当场就激动得流泪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张先生在晚年还能享受到这样的荣誉！这些事，对于一个学者说来，本不必太在意，但对张世禄先生，却的确具有特殊意义。 张世禄先生是在90高龄逝世的。1947年，他45岁，正走到人生旅途一半的时候，曾作过一首《自潮》诗云：“书剑飘零作客频，莲花落里探真情。分明别有青云路，犹把儒冠自误身。”这是对他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后半生的预言。
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1）…（图）
贾植芳与夫人任敏 1950年代前期，当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大受学生欢迎的时候，我虽然已经进入复旦，但还没有机会去听他的课。因为我们班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由别的老师教的，而“俄罗斯—苏联文学”则是高年级课程，我们低班生无缘聆听。所以那时我并不认识贾先生。当我即将进入高年级时，反胡风运动开始了，贾先生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被关进了监狱，从此，他就在复旦人的视野中消逝了。 待到他刑满获释，再度出现在复旦园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学校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人人自危，相视何敢相问。况且，在当时，服刑结束被放出来的人，叫做“刑满释放分子”，仍是被管制的对象。贾先生自然不能回到中文系，他被安排在出版科监督劳动。矮小的个头，精瘦的身躯，却干着最繁重的生活：打扫厕所，油印讲义，搬运重物。不知情的人绝对看不出这个穿着破衣服默默干活的小老头，是当年活跃在讲台和文坛上的教授、作家。 我与贾植芳先生相识，是1970—1971年在奉贤五七干校。那时，我也被打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的“分子”，押送到干校，监督劳动。我们成了难友。 本来，当年在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先称“反党小集团”）的材料，学习过毛泽东执笔的“编者按语”，拜读过许许多多揭发文章，并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之后，我对于他们的反革命性质是深信不疑的。但是，1970年，张春桥及其属下按照“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样板，炮制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并且把我也“团”了进去之后，我切身感受到制造冤假错案者在编排材料时，如何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主观臆断、无限上纲的伎俩。从而也就怀疑起胡风集团案件的真实性了。 因为同是监督改造对象，我们常常在一起劳动。干的自然是重活：挑水、挑粪、挑稻草、挑花萁（即棉花秸）、挑沟泥……差不多是一根扁担不离身。那时，贾先生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但仍得与我们年轻人一起挑。不过，他倒也挺得住。他说，他在监狱里每天要挑十多担水，锻炼出来了。有时，“革命群众”开会或听文件去了，我们几个“对象”（按：此非乡下农民所谓“谈恋爱，搞对象”的“对象”，而是工宣队、军宣队对“监督劳动对象”的简称也）得以偷闲在田头多坐一会，也聊聊天。案件的事，自然是绝口不谈的，所谈大抵是日常琐事。比如，我们称赞贾先生身上穿着的那身粗布衣裳好，耐磨，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俺老婆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纱，自己织布，自己给俺做的衣服。她现在在俺老家种地，积了钱，就到上海来看俺。”有时也谈及他哥哥贾芝及嫂子李星华（李大钊之女），说他们对他很好，他关在监狱里时，贾芝征得组织上同意，每月给他寄零花钱，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比别的囚犯好些，还订了份报纸看看。他说以前领养过贾芝的一个孩子，1955年出事后，带回去了，现在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谈到这些事，他精神上很得到些安慰。 在干校里，贾植芳先生最大的享受，是在劳动结束之后，或是在下雨天，抽着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坐在床沿上读《马恩选集》，读得高兴时，整个身子都会摆起来，而脏不拉叽的垫单已经有一半滑到地下，他也不觉察。只可惜，这种享受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我们那位出身于贫下中农的老山东排长，比工军宣队还要革命，虽然他自己也算是大学教师，但他总认为别的知识分子劳动太少，而这些管教对象就更不能坐下来休息，所以经常给我们额外增派些加班加点的活儿，劳其筋骨，利于改造也。 贾先生那时没有工资，每月只拿30元的生活费，经济上相当困难。但他也并不在意，或者说是无可奈何，只要日子能混得下去就可以了。他不善治生，各种票证常常被住在一起的工友“借”走，自己即使回校时，也是吃食堂，偶尔到五角场小饭店里沽二两土烧酒，买一包猪头肉，再吃上一碗阳春面，就算是极大地改善生活了。这种劣质土烧，喝下去头晕，他说，有时走出店堂，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