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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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头肉，再吃上一碗阳春面，就算是极大地改善生活了。这种劣质土烧，喝下去头晕，他说，有时走出店堂，直觉得头上的帽子要飞起来。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文革”结束，贾先生才回到中文系，先是被安排在资料室管图书杂志和编写作家资料，胡风案件平反后，再回到现代文学教研组。但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上很多课了。不过贾先生仍旧勉力工作，带了很多研究生，还兼任过复旦图书馆馆长。
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2）
贾先生一复出，周围便聚集了很多人，旧雨新知，高朋满座。有同案的患难朋友，有新认识的同行专家；有当年受到牵连的老学生，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自己名下的研究生当然不必说了，国内外的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贾先生一向好客，听说1955年之前，他家就不断有学生来问学、求教、吃饭，也常有朋友来喝酒聊天，每每要到深夜，他才能坐下来备课、写作，经常弄到通宵达旦。那时，教授的待遇好，他的稿费也多，但他并不讲究个人享受，也不事积蓄，而是奉行有钱大家花主义，把钱都用在朋友身上；现在，教授的工资低，他的稿费收入也少了，但他仍喜欢留客吃饭，自己有时弄得很拮据，也不以为意。贾先生是山西襄汾人氏，那是个产汾酒的地方，他年轻时好饮，而且酒量也大，现在生了胃病，不能再喝酒了，但他看着别人在他家喝酒也很高兴，就好像自己也过了酒瘾。他就是这样一位有豪侠之气的人。 贾先生热心助人，乐于提携后进，把帮助学生出成果看得比自己著书立说还重要。他不但花很多时间耐心地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学生联系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的地方。当年因与贾先生接近而进过监狱的施昌东就跟我说过，贾先生那时曾帮他和曾华鹏、范伯群三人拟定了毕业论文题目，要他们一人写一篇作家论：《朱自清论》、《郁达夫论》和《王鲁彦论》，由他介绍，合出一本书。那时青年人发表一篇文章也很不容易，如能出一本书，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三个年轻人在学术上马上就站住了。可惜文章还未写好，贾先生就出事了，这三位年轻人也都因此而受到审查。后来他们各自或联名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虽然是各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一直感谢恩师当年的培养。施昌东早已逝去，而范伯群、曾华鹏虽然都已成为名教授，至今仍对贾先生执弟子礼甚恭。——施昌东去世后，贾先生还帮助他出版遗作，并照顾他的遗属。虽然贾先生的罪名之一是拉拢青年、毒害青年，而且当年也确有青年反戈一击，在他伤口上撒盐，但他却毫不在意，助人为乐的思想至今不变。他常常把自己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心得提供给学生，让他们去写作，并帮他们出书。 贾植芳先生一生坎坷，坐过很多次监狱：日本人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四进四出。所以他写的回忆录就叫做《狱里狱外》。尽管吃过很多苦头，但他仍很达观：因为经过许多磨难，所以已经宠辱不惊，也无所求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是与贾师母任敏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在泥泞的道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过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人生体验看得比做学问来得重要。他引用梁漱溟的话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他说，他浪迹江湖，是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虽然从青年时代起就热爱写作，很早就是一个知名作家，但他始终把文学作为业余的爱好，只把它看作自己人生感受的一种记录，而认为第一要义，仍在于人生社会本身。 由于他社会阅历丰富，对人生有着深切的体会，因而，他与那些书生气十足的文人学者不同，对于世情具有洞察力，能看清一些微妙的关系，言人之所未言。还在1950年代初期，贾植芳先生就奉劝胡风，不要再卷入斗争了，要赶快退出来。他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和鲁迅相比，鲁迅对中国历史了解得深，所以他搞政治能进得去，出得来，而我们则不行，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当时胡风听不进这个意见，后来终于还是上了30万言书，自以为是对革命文艺事业负责，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相反，果然使他们陷进泥潭拔不出来。贾先生与胡风相濡以沫，感情极深，胡风逝世之后，他极其悲痛，在追悼会上号啕大哭，不能自制。但他仍直率地指出：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因撰挽联云：“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假招牌。”后恐有所不便，又另撰一联云：“因直而获罪可怜古今竟这么相似，今日祀忠魂时代毕竟不是老封建。”后来日本人译介这段史料，却将“贾府”注解为“贾植芳府上”，意思全弄拧了。——大概这位译者没有读过《红楼梦》，而且毕竟与中国文化隔了一层，不能领会其中微妙处。中国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了解得深。近读胡风事件37人回忆录：《我与胡风》，其中绿原的文章就提到贾先生所说关于鲁迅的话，并引用了鲁迅《隔膜》一文中的片断：“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绿原接着感叹道：他在重读此文之后，这“才发现胡风和我们‘糊涂’到什么地步，真是已经欲哭无泪了”。而贾先生早能看到这一层，正是他人生阅历的丰富使然。
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方令孺先生（图）
这里所说复旦的新月，是指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新月派关系密切的两位教授：余上沅先生和方令孺先生。 余上沅先生担任过新月书店的经理和编辑，书上有名，说他是新月派是没有问题的。而方令孺先生在建国后却一直讳言新月派，且该派又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并没有入会表格或会员名单之类，硬要将她派进去，似乎过于武断。但方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又与新月派中人过往甚密，梁实秋在回忆文章中记他们聚集在青岛的“酒中八仙”，就有方先生在内，说她与新月派关系密切，倒也并不违背事实。朱文华、许道明两位老弟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在介绍方令孺先生时，用了“新月派背景”几个字，十分机智。好在现在文学界较前宽松，新月派的背景和关系已经算不得是什么污点了。 不过，我在这里提到他们，并非打算研究文学流派问题，而是想写出这两位与新月派有关系的老师在建国后的不同遭遇。 方令孺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氏。桐城方家在近世文学史上是很有名气的。清朝初期桐城派三位开创者之一：方苞，就是她们的祖上。由于有着家学渊源，桐城方家一向文星高照，出了不少知名作家。直到方令孺先生这一辈及其后，仍是如此。方先生本人是教授兼诗人，而新月派诗人方玮德、原胡风派理论家舒芜、1950年代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都是她的侄子。大概因为杨永直的关系，方先生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很受尊敬。方先生排行老九，杨永直叫她九姑，于是很多文人，甚至连复旦党委副书记，也都称她为九姑。 方令孺 由于对腐败的旧政府的厌恶，建国初的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大都抱着欢迎的态度。方先生是诗人，更加表现出诗人的激情，她成为教授中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当然也对她相当器重。于是她非常之忙，经常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妇代会等。她还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复旦的四位代表开完人代会回来时，曾在登辉堂作过传达。记得陈建功先生在介绍苏联代表团时，怎么也说不清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字，布——布——布——布了好久，还是把布尔加宁说成是布加尔宁，引得哄堂大笑。他长年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对现实社会实在过于隔膜。方先生则以抒情的语调描写他们怎样见到毛主席，抒发她对于大会的感受，处处洋溢着诗意。听讲者说：毕竟是中文系教授，她是在写诗。其实方先生在给我们讲课时，也是抒情多于分析，而且讲得非常激动。她的风格，还影响了一些女同学，她们发起言来，也是激动异常，被调皮的男生称之为感动派诗人。而且还排定了感动诗派的一祖三宗名单。一祖，当然是方令孺先生了。 那时方先生的确还写“感动派”的诗。记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方先生听到广播，很是激动，马上写了一首颂诗，报上发表，电台播送。但是我更喜欢她写的一些散文。以前出版的散文集《信》，很有特色，不必说了，就在我读书时，她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山阴道上》，很是优美。我把我的看法跟她说了，她也表示赞成。她说：“《山阴道上》我是花了很多心思写成的，而这首写卫星上天的诗，则是坐在摇椅里听到广播，一激动就写下来了。” 方先生好客，只要她一回上海，徐汇村她家的客厅里就不断来客人。有教师，有同学，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还有外面来的作家。听消息，谈诗文，总是非常热闹。所以，她虽然独居，倒也并不寂寞。听说在美国时，她的客厅也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方先生对学生很好。我是她的课代表，后来她又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所以对我特别关照。她怕学生生活太清苦，常要保姆烧一罐红烧肉，叫我去吃。其实那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很高，我们已吃得相当满意了。但我那时毕竟年轻，正在长身体阶段，胃口特好，每次去都把一罐肉吃得所剩无几。方先生看我吃得起劲，也非常高兴。
1957年反右运动，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被打成右派，上面就调方先生到杭州去接任此职。对于这场运动，方先生内心是很矛盾的。从理智上说，她要拥护，要紧跟；但在感情上，却又很惶惑。她从北京回来后，一面传达了文联作协的反右情况，但私下里却对我叹气，特别表现出对她侄儿舒芜的关心：“唉，他逃过了55年的劫难，没有成为反革命，但终于逃不过57年这场运动，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余上沅先生（图）
1960年代初，我到杭州去看望过方先生。她住在灵隐附近的一幢小别墅里，背后是青山，四周有小溪围绕，风景非常优美。但是方先生心情很不好，她感到寂寞。她说，她在杭州人生地不熟，这里又远离市区，少有人来，简直是住在坟墓里，非常难过。她怀念复旦的生活，想回复旦去。但是，她不知道，1957年以后，复旦也已人事全非，风气大变了，同事师生之间颇多顾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密切地来往，轻松地交谈了。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她对我说，她这个新党员，别人还是把她作为党内的统战对象看待的。文联的事有党组书记做主，她很少过问。这时，她大概已不写新诗了，她给我看她近年所写的一些旧诗，诗中反映了她的寂寞心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再见到她，听说她很受了些冲击。1976年，突然收到讣告，知道方先生去世了。但其时我尚未平反，不能到杭州去吊唁，只发去一份唁电。 余上沅先生的遭遇，就差得远了。 余先生年轻时热心于社会活动。五四时期他担任武昌文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并以武汉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后来进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又留学美国专攻戏剧。1925年回国后，他长期从事戏剧运动，是有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写过不少著作，有《上沅剧本集》、《戏剧论集》、《编剧概论》、《中世纪的戏剧》、《西洋戏剧理论批评》、《资产阶级全盛时期的戏剧》等；他又是重要的戏剧活动家和教育家，1926年，与赵太侔等主办《晨报》副刊《剧刊》，提倡“国剧运动”，很有影响，他做过梅兰芳的艺术顾问，曾陪同梅兰芳到苏联演出。1935年以后，又长期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培养了很多戏剧人才，说他门生遍于全国戏剧界，大概不算是夸大其词。 但是，建国以后他却远离了戏剧界。起始的原因是，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不愿接受国民党政府要把剧专迁往台湾的命令，辞去校长职务，避居上海，等到解放军一打下南京、上海，他就赶回南京，把剧专移交给解放军的军代表了。但余先生还是念念不忘他所热爱的戏剧工作。1950年他到北京参观学习，在北京饭店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叫他归队搞戏剧，他非常高兴，很想借此机会调回戏剧界工作。但是，却长期未能如愿。我实在搞不懂是什么缘故了。 在上海，他先是受聘于沪江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1951年10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听说先是讲授现代文学的戏剧部分，但到我1953年入学时，他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解放区文艺部分。这一方面并非先生所长，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下任务，努力备课。当时他住在筑庄，与我叔父吴斐丹是隔壁邻居，我曾进入他的书房，见他的书桌上摆满解放区文艺作品。但同学们并没有忘记他是戏剧家，复旦剧团的人常向他请教。听说，余先生不用看剧本，只要同学向他讲一遍剧情，他就可以导演了，余师母陈衡粹女士（女作家陈衡哲的妹妹）还帮着给演员化装。那时，同学们对余先生还是很尊敬的。但是，到了1955年，就出事了。 1955年，余先生正担任我们班的课程，我是课代表。一天下午，我到余先生家送同学们的作业，进门后叫了好几声，余师母才下楼，气色很不好，淡淡地说：“余先生出去了，你把作业放下吧。”其实正是那一天，余先生被捕了，听说家里还有公安埋伏着准备逮捕同党。不过我是过后才知道的，好在我一进门就说是来交作业的，才没有被当作余先生的同党抓走。那时由反胡风集团而引发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此类事情时有发生，也并不奇怪。约有一年多之后，余先生又回到系里，据说是涉嫌杨帆案件，但查不出什么，就放回来了。潘汉年、杨帆事件本是一件冤案，余先生因为做过杨帆的老师和上级而被捕，就更冤了。其实，余先生是很热爱新中国的。要不然，1949年初，他在英国讲学时，就不会谢绝英国的留请，毅然回国；也不会在解放军进军上海前夕，退还国民党教育局长送来的飞台湾机票，决定留在大陆了。 回校之后，余先生给下面班级教“中国现代文学史”，仍是讲有关解放区文艺部分。这时，余先生已经失却昔日的风采，如履如临，战战兢兢，再也讲不好课了。后来调往上海戏剧学院，这本来可以发挥他的专长的，但是他已没有这份心情了，而且当时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校方自然也不敢重用他。开始还让他讲授西洋戏剧理论等课程，后来就调他到研究室，从事戏剧理论的翻译和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但余先生还是努力从事，翻译了贝克的《戏剧技巧》等名著。而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像余先生这样经历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他被整得很惨。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