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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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月亮上的顽石——记孙大雨先生（图）
我在《文学报》上发表记叙方令孺、余上沅二位老师的文章《复旦的新月》之后，即有朋友对我说：外文系还有一轮新月，也应该写一写。他指的是孙大雨先生。 是的，孙大雨先生也是新月派，但他不是柔和的月光，而是月亮上的顽石，其硬无比，殊堪敬佩。 孙大雨（字子潜）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颇有诗名。他与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合称“清华四子”，后来都加入了新月社，所以又称“新月四子”。孙大雨不但从事诗歌创作，而且在理论上亦自有主张。大概是受到他的学长闻一多的影响，他也大力提倡现代格律诗，但具体见解又与闻一多有所不同。闻一多有“三美”说，认为诗歌不但应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而且还要有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孙大雨则觉得这会导致形式化的倾向，他另外根据语言节奏原理，提出了音组理论。他不但将此种理论付诸创作实践，而且还用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写的原是诗剧，但我们常见的朱生豪译本、曹未风译本，以及台湾的梁实秋译本，都是化为散文体了，只有孙大雨是用格律诗体来翻译的。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一个译本《黎琊王》（上下二册，今译《李尔王》），还有连载在《复旦学报》上的长篇论文《诗歌的格律》，但因弄不懂他的“音组”、“音步”理论，只好囫囵吞枣地翻过去。我想，弄不懂他理论的人大概不少，所以他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名气，似乎只有圈内人知道；而孙大雨之所以声名远扬，有一段时期弄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新月社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团体，大多数成员是欧美留学生，他们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但经过抗日战争的磨难，特别是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们之间分化很大。毛泽东在唤醒“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章中所称颂的那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闻一多，就是新月派成员。其实，第二条战线不仅在昆明展开，而且在上海也很活跃；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手枪的，也远不止闻一多一个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产生，就是第二条战线的产物，这个组织一成立即与蒋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孙大雨是大教联的活跃分子，在反蒋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大教联那封致美国特使魏特迈的英文信，就是孙大雨起草的，据说此信很起了些作用，促使魏特迈注意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并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指责。 因为有这么点历史功绩，建国初期领导上对于孙大雨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让他当了小组长。这个官儿虽然不能算大，却也表示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因为大部分教师都处于被审查地位，所以小组长的位置也就显得相当的突出了。但这之后，他与领导层就日见疏离以至于对立了。我曾向外文系的朋友打听个中原因，他们也说不清其间具体的过节，只知孙大雨当时反对“李、全、杨”甚为激烈。李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正文，全是西方哲学史教授全增嘏，杨是外文系系主任杨岂深。推论起来大概与位置的安排有关。全增嘏曾当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现在照样受到重视；杨岂深与前校长章益关系密切，时常出入章公馆，被指责为“公馆派”，现在却做了外文系系主任；而孙大雨自己呢，则被冷落在一边。他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认为都是党委书记李正文搞的鬼，所以就情绪对立起来。其实，这种人事安排也是势所必然。盖因孙大雨当年虽然曾经反蒋，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并没有变，或者说，他是站在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反对蒋政权的专制主义和由此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到了1949年之后，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和他那倔强的个性，必然要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发生冲突。如果让孙大雨先生来做系主任，他必然会强调独立的人格，自行其是，决不肯做驯服的工具，使得上面很难指挥，领导意图贯彻不下来，所以，下台和挨整是迟早间事。而杨岂深先生则性格随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存在心里，不肯抗上，所以系主任能够一直做下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革命历史比孙大雨长得多，革命贡献比孙大雨大得多，而性格同样倔强的陈子展先生，被削去了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即可明白。 接着，1956年的评级定薪工作，又使孙大雨大为恼火。孙先生在学术上一向颇为自负，他曾经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锺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而这次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发火也自然在所难免。但其实，这倒不是复旦领导要特别地压制他，而是复旦一向不肯抬举自己的教师之故，这次也普遍地将自己的教授压得很低。当时，复旦外文系根本没有定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只有两名：孙大雨和林同济；伍蠡甫是三级教授，系主任杨岂深是四级教授；戚叔含先是定在三级与四级之间，所以他自己戏称为不三不四之人，到后来才定为三级。而中文系也只有郭绍虞是一级教授（陈望道做校长，已不在中文系）；刘大杰、吴文祺两个二级教授；朱东润、赵景深则为三级教授。这次评级曾在教授中引起很大的矛盾，而孙大雨只不过是敢于出头放炮的人而已。但中国历史上一向是枪打出头鸟的，孙大雨之遭枪打，也是必然之事。
第二部分早起的虫儿——记王中先生（1）
往年读柏杨的杂文，记得有一篇好像叫做《早起的虫儿》什么的，大意是说：早起的鸟儿好觅食，早起的虫儿就要被鸟儿吃掉。这个比喻很形象，很深刻。世上的确有很多觉醒得早的人遭受厄运，等到大家都哼着与他同调的歌时，他却早已被迫害致死，——即使还未死的，也已经没有多少活气了。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中教授，就是这样一条早起的虫儿。 1956年，王中闻到了早春的气息，奋起进行新闻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新闻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到了1957年，气候骤变，他就成为祭旗的牺牲品，受到全国新闻界的讨伐。当时有一家权威刊物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就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大家都来批判，所以批判文章简直是铺天盖地。即使像我这样不关心新闻理论的人，也读到不少此类大作。印象最深的，是对王中关于报纸二重性理论的批判。王中认为，报纸既有宣传性（或曰工具性），又有商品性。既然有商品性，就要照顾读者的口味，这就是群众观点，如果读者不要看，报纸还有什么宣传性可言呢？——这些话，我们听起来觉得蛮有道理的，但批判者说他是反对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原则，而且，谈商品性，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新闻理论是怎样说的，但看时下各报争取订户、注重销路的样子，大概是很重视报纸的商品性了。可见王中无非是把话说得早了一点而已。 听新闻系的朋友说，早在19世纪末期，德国的一位新闻学家就提出过报纸的二元性问题——他说的是文化性和商业性。不过，我想，王中未必会像时下的一些青年理论家那样热中于搬取外国的理论体系，——虽然他是外文系出身，可以看得懂外文资料，他所依据的，大抵是办党报的实践经验。王中是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革命的，虽然也曾做过学运和兵运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办报。他从与谷牧一起办油印小报《火线下》开始，中经《大众日报》、《大众》（半月刊）、《农民报》、《青年记者》、《鲁中日报》、《新民主报》，一直到1949年，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参与接管了上海各家报纸，——张春桥负责接管电台、通讯社，恽逸群负责接管各大报，王中负责接管各小报。所以，他有丰富的办报经验，特别是办党报的经验。王中这个人不肯墨守成规，好琢磨，好革新。在解放区办报时，他就根据群众的需要作过一些改革，得到过领导上的表扬。进城接管之后，他受命与恽逸群一起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就立意要将过去的办报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对学员们说，新闻工作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务，前两项是学，后一项是术，没有学，术是提高不了的。可见他对理论工作的重视。可是，华东新闻学院是“革大”（革命大学）性质的学校，意在经过短期学习，改造一批旧报人，和快速培训出一批革命的新闻干部，以供全国各地宣传工作的需要。建国初期的环境还不允许王中来做他的理论总结工作。而且，华东新闻学院也没有办多久，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很快就结束了。王中本人也调到复旦大学来工作。 王中是1950年8月份到复旦工作的。虽然他一开始就做新闻系教授，后来又兼任新闻系代理系主任，但实际上，他的主要职务是复旦大学副教务长和中共复旦党委统战部长，还担任全校政治课教研室主任，没有多少时间来管新闻系的工作。直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并且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之后，王中才回到新闻系主持系政。正是1956年这股春风，使得王中重新萌发了理论工作的雄心壮志。他仍旧按他的三大块理论来规划新闻系的建构，而且特别重视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史的建设。他从政治课教研室等处调来一些教师，专门从事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自己则着重抓新闻理论的研究，并且带了一些青年教师到苏州、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进行报纸调查，探索新闻改革经验，回来后写出了《新闻学原理大纲》。 当时，人们都还沉浸于学习苏联的思维模式中，王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一次，学校请了苏联专家到新闻系讲课，王中竟对教师们说：不要听他的，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办报经验。同时，他还提出，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办报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创办了两份杂志：《新闻学资料》和《新闻学译丛》，就是为了总结自己的新闻经验和借鉴外国的新闻经验用的。《新闻学译丛》不但翻译苏联的东西，而且翻译西方的东西；《新闻学资料》不但准备发表解放区的办报经验，而且还请了许多上海老报人写文章，打算总结近现代老上海的办报经验。应该说，王中是很有雄心壮志的人，而且视野也很开阔。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学科建设”的积极分子，是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把学科建设的框架搭起来了。 可惜好景不常，王中的建系计划还没有充分展开，政治气候就发生了变化。反右运动一开始，王中的计划就付诸东流。《新闻学译丛》出了5期就停刊了，《新闻学资料》刚排好创刊号的校样，还来不及出版就胎死腹中。《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写作，当然也就搁置起来。——但正因为这两种新闻事业史尚未成书，研究者还可逃过一劫，而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则成为全国新闻界大批判的靶子，王中本人也就成为新闻界的大右派，而且祸及许多追随他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第二部分早起的虫儿——记王中先生（2）
但王中是根硬骨头，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从来就不承认他的新闻理论是错的，不但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而且还写文章来反驳批判他新闻观点的党报社论。王中是老党员，经历过各种运动，他自然不会不知道批判文章是不允许反驳的。但是，他还是要写反驳文章，从社论的文风到理论观点，一路驳过去，既有理论的说服力，也相当尖锐辛辣。当然，这种反驳文章，在当时是决不可能发表的。但他还是将底稿保存着，直到23年之后，在另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发表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上。这当然是马后炮了，只能当作历史资料来读，早已失却了现实意义。 既然有理无处讲，而且成了老运动员之后，经常要挨批挨整，王中就渐渐变得——或者毋宁说装得玩世不恭起来。表演得最精彩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幕： 工宣队进驻复旦之初，有所谓“九五行动”，也就是对师生员工全面大抄家，王中自然是新闻系的重点对象，但王中家里实在并无长物，既无金银财宝，也无书画珍品，工宣队员要他交出银行存折来，王中说：“在皮箱里。”工宣队员要他打开皮箱取出来，王中拍拍肚皮说：“在这只皮箱里，取不出来了。”弄得工宣队员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像王中这种经历的人，“文革”之中上门外调的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一次，北京有人来向他调查谷牧的事，自然是要他提供谷牧的“反革命罪证”。外调人员照例要拍桌子瞪眼睛先把受调查者教训一顿，以为这样可使对方老实一点，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资料。殊不知王中根本不吃这一套。当然他也不能据理力争，于是装得很害怕的样子，说：“我心脏不好，你们一拍台子，我就头昏，脑子糊涂了想不出问题来。你们不要拍台子，让我慢慢地想。”外调者为了要材料，只好收起凶相让他思考。王中一边抽烟，一边作思考状，等到烟抽足了，说道：“我反复想过了，我认为谷牧是好同志，没什么问题。”外调者想再施加压力，王中就不再言语了。 王中虽然自己的处境极其恶劣，但还是尽力在保护别人。在干校里，有一次贾植芳不小心将一只摆在床边的火油炉踢翻了，积极分子说他有意破坏革命群众的东西，意在进行阶级报复，要对他进行批斗。正在危急之际，王中忽然站出来说：“这只火油炉是我的，踢坏了没有关系。我不是革命群众，所以他不是搞阶级报复。”弄得积极分子们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王中的烟瘾很大，宁死不戒。有一次在干校与人谈起吸烟，他说道：“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烟。”不料被一个积极分子汇报上去，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说他是恶毒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革命群众每天早上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王中这样说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先是喇叭上广播，接着是开批判会。不料王中的回答却是：“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嘴巴不干净，不能马上读毛主席著作；如果用不干净的嘴巴来读毛主席著作，这才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弄得工宣队和积极分子们无从反驳。 王中在干校里跌坏了腿，又有关节炎，回校之后，总是拄着一根竹竿走路，竹竿比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