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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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愣。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来，“哧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着。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方便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未 （下午1时～3时）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2）
韩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着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着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着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着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着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分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着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愣了一愣：“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来你这么粪①！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惮烦’！骗人！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着桌子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什么登那狗屁文章骗人？！”
葛萍吓坏了。她觉得家里来了个精神病患者。她家从来是安谧、宁静的。她家从无逸出常轨的事。今天怎么竟出现了这种局面！
韩一潭很狼狈，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眼前这位年轻人从ABC说起。他一时竟口吃起来：“你你你怎么这样不冷静！你冷冷冷静一点！你应该懂得，文学创作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你不应擅离职守，抛弃家室，这么样地跑到北京来……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达到发表水平，也不可能马上给你刊登出来。你知道吗，一般的文学刊物，周期都是很长的，拿月刊来说，现在是3月，这一期1月里就把稿子发到工厂去了；这一期印出来的时候，4月那一期已经看校样了，5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经发去排字了，6月的大体上已经编好了，7月的已经开始着手编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录用，编进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7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还要等三四个月，你难道真的就在北京那么等着吗？如果要印成诗集，出单本的长诗，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见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没用……你还是回去吧！”
年轻人万万没想到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丝毫不减自信，他宣誓般地说：“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走完了！三四个月怕什么？一年两年怕什么？我就是不发出作品不罢休！我向诗坛宣战！不登上诗坛，我死不瞑目！”
韩一潭目瞪口呆，不由问：“那你怎么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儿呢？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何况北京市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待着不走……”
“怎么生活？”年轻人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我来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为他关心的是金子，闹半天他满脑子庸俗的垃圾——‘怎么生活？’对于诗人来说，除了作诗，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呢？我宁愿流浪街头，拣香烟盒子当纸，拣火柴棍当笔，也要写诗。我是绝不再回那个让我想起来就作呕的单位，再不进那个充满酸白菜气味的小窝了！啊啊啊——你别再问我，我告诉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挣钱吗？在你们看来，挣钱，吃饭就是生活；那么，好，我告诉你，我会理发，我可以买一套理发的工具——那点钱我还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场去，给那些摆摊的农民理发，我不但能挣出吃饭的钱来，我还能挣出买稿纸的钱来的。韩编辑！你别那么看着我，我不会向你借钱的！告诉你吧，没有你，我照样能发表作品，能出名，咱们走着瞧吧！”
未 （下午1时～3时）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3）
局面僵在了那里。韩一潭毕竟心软，他望望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叹口气说：“你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就挑着看看吧——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水平，而且，文学这个东西，又尤其是诗，究竟怎么算好，怎么算坏，其实是很难说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谅解我，你拿来这么多诗，我实在是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编辑部里做不完的事，常常还要带回家里，用业余时间做……”
年轻人看韩一潭拿起了他的诗稿，打算看，气平了一点，便说：“行行行，您忙，我谅解。您挑着看看吧！”
韩一潭摘下眼镜，凑拢年轻人的稿子，仔细一看，心里不禁一动。那叠稿子装订得极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术字标题就一定耗费了不少精力，里面的诗一行行全用印刷体书写，一点涂改也没有。的的确确，那诗稿凝聚着年轻人“红玛瑙般的血”和“白铱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读到的那个诗剧《爱琴海的波涛》，“序诗”的一开头四行就让他莫名其妙：
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
把恺撒大将从睡梦中惊醒，
当飘忽、氤氲、的狂飙，
把爱琴海从摇篮中震惊……
韩一潭不禁皱眉对年轻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呢？罗马大将恺撒，是纪元前的人物，而巴黎圣母院好像是纪元后12世纪才有的，前后差了一千多年，那钟声怎么可能听见？更何况一个在西欧，一个在南欧……既然‘飘忽’，怎么可能是‘狂飙’？而且，‘氤氲’、‘’这些词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轻人不以为然：“我写的是诗，又不是历史，又不是中学的作文考卷，我怎么不能这样抒发我的感情？”
韩一潭放下这一叠，取出另一叠，一边说：“写诗，也要从你熟悉的生活出发，你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县城，何必非去写希腊、罗马呢？”
年轻人忙指着他手里的那一叠说：“这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内蒙插过队！”
韩一潭一看，这回是叙事长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前面是长诗的目录，第一章是“月夜的维纳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罗”，第三章是“毡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谓“更向荒唐演大荒”！
“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盯住他，恳求地说，“您给提出不足之处吧，意见越尖锐越好！”
韩一潭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只好搁回这一叠，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叠来，这回的这一叠是《抒情诗一百首》，他随便翻到一页，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摆脱了洋神洋人的纠缠，诗句颇为晓顺流畅……但是，啊呀，怎么似曾相识？头两句好像是李瑛的，中间几句好像是艾青的，末尾两句又好像是舒婷的……
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时，葛萍和詹丽颖进屋来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便盘算着怎么才能打发走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去报告派出所，似乎还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邻居协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似乎仅有詹丽颖一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时，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丽颖，求她来想法子把那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萍的描述，立即甩着大嗓门说：“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里待下去！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就是个写诗的吗？现在什么怪事没有！搞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岂不遭殃！走！我去帮你们轰走他！”说着便站起来随同葛萍直奔他们家。
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便粗声大气地说：“嘿！小伙子，你哪来的？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总在这儿待着？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派震慑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么人，见她那阵式，只感到恐慌。于是他便主动把所有诗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地说：“我走我走。我现在总算知道北京，知道诗坛，知道所谓的‘淘金者’是什么玩意了！”他一跺脚，很快地出了屋，并且出了院。
韩一潭、葛萍还没回过劲来时，詹丽颖却自得其乐地拊掌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中，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便如同惊弓之鸟。他嘱告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务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确证对方的身份并非文学青年，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
再过一阵，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后来回不胜回，即使他每天24小时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别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无力负担，如果一律自费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费全部用上也还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
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子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挟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