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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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节约；但是倘若别的人家洗衣服用水量大了，或者冬天放完水不及时回水，使水管上冻，不得不在烧热管子的过程中浪费掉一部分自来水，因而使得各家水费均摊额上升时，他们也总要久久地生气、抗议、痛心……
这天他们上完早班，拿着工会发的电影票到圆恩寺电影院看完《真没有想到》和《心灵的呼声》两部短片，回到家里，便分头张罗家务——男的叫梁福民，他提着水桶去水管那儿接水；女的叫郝玉兰，她坐在小厨房里，把入冬前买来的储存白菜，耐心地一棵棵倒腾着重新码过。他们小厨房里有一口水缸，能盛四桶水，为怕万一上冻把缸撑破，每天他们只往里面盛两桶水；他们储存了100斤一级菜、200斤二级菜，为了保证能吃一冬，他们逢到晴和的日子，便耐心地把一棵棵白菜都拿到院里晾晒，并且每隔三两天，郝玉兰都要把它们重码一遍，不但绝不允许那白菜“烧心”，就是菜帮子，也尽量不让它坏掉……他们生活上的节俭，主要集中在吃上，同许许多多的北京市民一样，他们具有所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他们穿得并不坏，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用品也并不比别家逊色，而且也购置了12英寸黑白电视机——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使用它，只在有特别好的节目和把儿子接回来时，开上那么一阵；平日晚上他们宁愿骑车去厂里看俱乐部的彩色电视——至于对他们的儿子，他们花钱却相当大方，让儿子穿戴得漂漂亮亮自不必说，偶尔还买回昂贵的广柑和巴拿马香蕉，让孩子得意地站在院心里美滋滋地享受……两个月前他们有过一次壮举：带孩子去香山看了一次红叶，据郝玉兰对詹丽颖说，他们光吃冷饮就花了八毛钱！回来时他们一家三口全都红光满面，对生活感到十二万分的满足。
但是这天他们却陷入了烦恼。梁福民在水管子那儿提水，水管子竟冻住了！显然，这是因为薛家这天用水量极大，一大早便将水井下的阀门打开，因为要随接随用，又仗恃着中午比较暖和，便一直没有关掉阀门回水，谁想下午四点钟一过，气温一分一秒地迅速往零度下降，待梁福民来接水时，便出了问题！
梁福民跑回厨房，对郝玉兰说：“水管子上冻了。我可没精神去烧开它。凑合着用缸里的剩水吧！”郝玉兰生气地说：“缸里只剩个底儿，烧了开水就焖不了米饭，哪能凑合？都是薛家自私，光顾他们方便！今儿个他们也不知用了几吨水，下月咱们还得为他们掏水钱！甭跟他们客气，找他们家去！让他们把水管子给烧开！”
梁福民抹不开面子，光是怄气，并不动窝。他叹口气说：“今儿个也不知是怎么的了，水管子上了冻，我跟詹姨说，她那么个热心人，忽然比那水管子还冷，根本不搭理我，扭头走人了……”郝玉兰便停止码白菜，站起身来，气恼地说：“敢情他们各家刚才家里都有人，都把水提足了，所以不着急……你这个‘杵窝子’①，你不敢去找，我去！”说着拍拍围裙，甩着手走出小厨房。刚迈出去，恰可好薛大娘从新房出来，郝玉兰气呼呼地冲着薛大娘说：“嘿！你们家得负责啊！你们光顾自个儿得用，打开水管子不给回水，这会儿冻得邦邦硬，让我们到哪儿接水去？”
薛大娘这天遇上的窝心事本已一大笸箩，新房中所接待的第三茬客人酒饭都已消耗到一半，可新娘子还没露面，客人们不免七嘴八舌，纷纷要求新娘子“下凡”一见。薛大娘脸上堆笑，心中叫苦，正出得新房，要去那边屋里撞撞大运——看新娘子是否已经回心转意，能够重返新房把局面应付下来，不曾想刚迈出门槛，斜刺里却杀出了个郝玉兰！
薛大娘一愣。闯入她眼帘的郝玉兰，瘦小干枯，小鼻子小眼，本不标致，再加上怒容满面，双手叉腰，出言不逊，顿使她从胃里泛出一股秽气。薛大娘在这天里本是立誓任凭什么海鬼夜叉来捣乱，也一律要好言好语相待的，在郝玉兰这突然袭击面前，却一时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她想到院里别家对跃子的喜事都送了像样的礼品：张局长和于大夫他们是一个自动压水的热水瓶，海老太太和海西宾他们是一个带哨嘴的搪瓷“叫壶”，詹丽颖和慕樱合送的是一套香港出的化妆用品，澹台智珠家送的是一个白瓷观音，韩编辑和葛老师送的是一听上海金鸡饼干，荀师傅家送的不止一样，最值钱的是一盏有机玻璃座子的台灯……惟独梁福民和郝玉兰，只拿了一卷1983年的电影挂历来敷衍——薛大娘知道，那挂历是他们厂子里发给他们的……
薛大娘一口气堵在喉咙口，不能不吐出来。她用训斥晚辈的口吻对郝玉兰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没瞅见我们家正在办红喜吗？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地商量？干吗那么横鼻子竖眼的？”
郝玉兰却觉得是薛大娘亏待了她家。她不知道，她跟梁福民清晨五点半骑车去上班以后，薛大娘也曾捧着喜糖来找过他们，见门锁着，只得退回，还曾跟孟昭英说：“小梁小郝他们有小小子，得多给他们点喜糖，下午他们回来，我要忘了你给我补上！”……郝玉兰此刻面对着愠怒的薛大娘，心想你们家办红喜有什么了不起！抠门儿大仙！得了我们一份崭新的挂历，连张糖纸也没让我们见着！稀罕你呢！咱们“人穷志不短”，喜糖不要你的，上了冻的水管子可得给咱们乖乖地烧开！
两个邻居便在那么个心理背景下，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地争吵起来。
申 （下午3时～5时）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6）
海老太太闻声赶来劝架。她站到薛大娘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地说：“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当年护国寺庙会里头‘年儿’耍把式、‘仓儿’说相声差不离啦！当年‘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像你们这么吆喝过！成啦成啦，薛大妹子你该忙活什么快忙活去吧！小玉兰你这嘴也真太不饶人，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值当你脸上这么白一块红一块的！不就是要打水吗？走，我带你去于大夫家，先跟她那儿打两桶……啊，锁门了，那也用不着犯难，让福民到我那儿先匀一桶去使，不就结啦！……”
薛纪徽和孟昭英闻声出了屋，薛大娘转身劈面见着孟昭英，一腔怒气和幽怨又冲着媳妇发泄起来：“啊，我跟这当院让人踩咕，你倒一边躲着受用去了！你把那水管子一打开就撒手走人，连眼皮儿也不往那边夹一下，眼下水管子冻上了，你算痛快了吧？什么时候公鸡下蛋，石头开花，你许才能生出个良心来！”
薛大娘气头上把话撂得这么重，薛纪徽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儿，他想孟昭英这下还不得跟婆婆锅铲对汤瓢地大干一场。连海老太太和郝玉兰也惊呆了。几个人都禁不住把目光集中到孟昭英身上……
孟昭英本也一股气顶到了脑门上，可她看到婆婆那满脸抖动的皱纹，看到婆婆耳边那在寒风中抖动的几根白发，心中忽然闪电般划过一个念头：二三十年后，我也不就这样了吗？谁也不容易啊！可怜婆婆一大早起来就跑出跑进，可遇上的净是窝心的事！……想到这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不但并不针锋相对地还击，反而跨上一步去，搀住薛大娘说：“妈，您别生气，是我不好，我这就烧水管子去……妈，您保重，您可千万别气出病来……”
薛大娘在惊讶中清醒过来，她望着媳妇，只见媳妇两个眼圈塌陷着，灰黑灰黑！婆媳二人的手接触到了一起，像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两个人鼻子都酸了，薛大娘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她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她们更该相依相靠？
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只见梁福民在那里捧着一个纸包发愣。梁福民见她回来，便说：“回来得好！你也太错怪人了！瞧，小莲蓬送来的，她说是她妈嘱咐她的，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还说她奶奶说了，咱们家有小小子，所以要多给点！”郝玉兰接过那纸包，摊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少，净是带金银纸的，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之多！她心里一阵阵往上蹿着惭愧……
薛纪徽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烧通，路喜纯对他说：“大哥，您让我去。我能让它通得快点。”薛纪徽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他见路喜纯有着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着了，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揉擦过，显得异样地红肿……他感动地对路喜纯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有什么巧法子，教给我点，以后再冻住了，我也好依法行事儿。”
路喜纯下到水井里操作，薛纪徽蹲在水井边上给他打下手，两人合作得很顺当……
正当梁福民和郝玉兰在小厨房里越来越感到尴尬时，海西宾给他们提来了一桶水，对他们说：“我奶让我给你们送的，用吧！”
申 （下午3时～5时）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1）
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着说：“嗬，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着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着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着，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着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着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帘，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像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着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着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ortea？Which do you prefer？①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嗬！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着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干渴着，忍着……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回来还是怎么着？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着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白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着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17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着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着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戴着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1977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
